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还是不举手就发言，作者：周航，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在公共舆论里常被当作政治口号。但如果把它放回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产业与阶层变化中，它反映了一个角度上的社会现实：一大批曾经依靠制造业进入中产阶级的家庭，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同样稳定、可预期的上升通道。它背后真正绕不开的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美国是否还能为大量普通人提供体面工作与体面生活的道路。

本文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

第一，美国制造业曾经如何成为国家力量与阶层结构的重要支撑；

第二，美国为什么在几十年里系统性地失去制造业的就业与社会功能；

第三，在今天的全球化、地缘竞争与技术革命环境下，美国到底“该不该”、“能不能”把部分制造能力带回本土，而如果制造业无法承担“再造中产”的使命，服务业为什么也很难接住这个任务。

一、美国制造文明的形成：从全国市场到“世界总工厂”

从制度与组织形态看，美国制造文明早期就具备两个特征：

第一，企业能够以跨州、跨行业的方式整合资源。铁路公司、钢铁与石油巨头是最早的“全国型公司”；

第二，政府在关键时刻敢于用公共工程和军工采购来“设定需求”，让产业链围绕明确目标快速扩张。

这两点使得美国在几十年里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跃迁。

1938年的电影《河流》介绍了美国如何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公共工程，治理自然、建设基础设施，并为现代制造业与工业文明奠定基础。

战后黄金期还有两组经常被忽略的支柱。

一组是教育与人口结构：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让大量退伍军人进入大学与职业教育体系，工程师、技工与管理人才供给迅速扩大；

另一组是住房与基础设施：1956 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案启动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络，把郊区化、汽车工业、石化与建筑业连接起来，形成持续几十年的内需“发动机”。这些为制造业提供了稳定市场和长期投资预期。

战后几十年里，制造业与中产阶级之间还有一层“社会契约”：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同时，工资与福利也能被更广泛地分享。工会谈判、企业内部晋升、相对可负担的住房与教育，使普通工人对未来有可预期的信心。这个契约并不完美，但它让增长与多数人的生活改善更同步。一旦制造业外迁、工会弱化、成本上升和收益集中发生，社会契约就会松动。

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建立在一套长期累积的“硬条件”和“软条件”之上：统一的大市场、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持续的技术创新、可规模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在关键时期敢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动员能力。

19世纪后期的铁路网络和随之而来的标准化（轨距、时区、物流组织）让美国第一次具备了全国统一市场。制造业从来离不开规模经济：只有当原材料能在全国范围内低成本流动，零部件能在更大范围内协作分工，企业才能把复杂产品做成可大量生产的工业品。

进入 20 世纪，电气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把制造业推向一个新的层级。爱迪生式的实验室并不只是发明，更重要的是把“研发—专利—工程化—量产—铺设网络”组织成流程。钢铁、煤炭、石油三大基础产业的成熟，又使美国在材料、能源与运输方面具备了工业文明最核心的供给能力。

大萧条之后的新政公共工程进一步把国家建设与工业发展捆绑在一起。桥梁、公路、水坝、电站和电网不仅刺激了经济，也为后续几十年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二战则把美国制造能力推到极限。为了大规模制造军备武器，复杂产品被拆成标准工序，全国工厂组织成了协同网络。比如，美军航空工业从1939年不足3000架年产量，跃升到战争结束时累计生产接近 30 万架飞机（统计口径不同，常见总量约 29.6 万架）。自由轮（Liberty ship）作为标准化货船，在 1941～1945 年间建造 2710 艘，成为“用工业产能淹没对手”的象征。

由此，美国在战后以压倒性的工业能力成为全球秩序中心，同时也把一种社会结构固定下来：制造业就业、工会、福利体系与住房消费共同构成了广泛中产阶级。

二战时期的工业动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它把“标准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飞机、坦克、船舶、发动机、无线电设备的零部件规格被统一，工厂可以在短时间内切换生产，劳动力通过快速培训进入产线。国家通过统一合同与需求，把企业的投资风险变成可预期的长期订单。这种“用确定需求换产能”的机制，在战后也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在国防与航天项目中。

到冷战时期，登月计划和军工体系把系统工程能力进一步推高。它不仅推动材料、电子与精密制造，也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工程的尊重：工程师在文化上被视为“把国家送上更高台阶的人”。当一个社会把工程师当作英雄，它就更容易接受大项目的风险与不确定。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的“伟大”并不抽象，就体现在工厂、产线、港口、铁路与电网，普通人通过稳定的制造业岗位获得收入与尊严。

二、断裂的年代：越战、水门与“防错型国家”的成形

美国在二战后曾经拥有一种对建设友好的公共文化与制度安排——允许试错、允许动员、愿意用大项目解决问题；而 1970 年代后，这种公共文化被信任危机与风险政治取代，社会更倾向于用规则、程序与诉讼来限制行动。制造业之所以在美国更难生长，根子在这里。

越战和水门事件不仅改变了政治版图，更改变了“国家能不能被授权去做事”的社会共识。越战让人们看到决策的傲慢与信息不透明，水门让人们看到权力的滥用与撒谎。结果是：美国政治与公共治理逐渐进入一种防御姿态——宁可慢、宁可不做，也要避免犯错。对公共工程和产业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刹车。

1976年的纪录片《哈兰县，美国》记录了美国煤矿工人与资本方之间激烈而漫长的斗争

很多文章喜欢用一句话概括美国的转折：从工程师国家变成律师国家。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过去并不是“工程师统治”，却长期是一个对建设与行动友好的国家；而在 1970 年代之后，美国逐渐固化为一个以合规、诉讼、程序、责任切割为中心的“律师国家”。关键的变化不在于工程师数量，而在于社会对“行动本身正当性”的信任被抽走了。

越南战争首先击碎了“政府行动必然正确”的信念。电视把战争拉进客厅，社会第一次系统性地质疑政府的判断与动员。紧接着水门事件又把权力的道德正当性击穿：总统撒谎、掩盖与滥用权力让公众对政府产生本能的不信任。能源危机与滞胀则让工业体系暴露出成本与供给的脆弱性。

这三股冲击叠加，带来的不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是一种治理哲学的转向：国家不再以“把事做成”为首要目标，而更强调“避免犯错、避免滥权、避免污染、避免责任”。监管体系、环境评估、公众听证、司法复审等机制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它们叠加起来会形成巨大的制度摩擦。一个社会如果把“防错”当作最高价值，它在公共工程和产业建设上的速度与协调能力就会显著下降。

三、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凋亡：三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通劳动力的吸纳有限。

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长期下降，很难用单一原因解释。更像三股力量在同一时期叠加：制度摩擦上升（行动被程序包围），全球化把制造自然推向低成本地区，以及互联网与金融化的繁荣把收益集中到少数高技能人群，让“制造业中产”失去被替代的承载产业。

1）制度摩擦：律师国家的成本与时间

这种制度摩擦并不只是“审批更慢”，还会改变组织行为：企业更偏好把资源投向可移动、可撤退、回收更快的领域；地方政府更偏好选择政治风险更小的项目；官员更倾向于把决策权分散出去，避免个人承担责任。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一种“没人负责推进、但很多人可以阻止”的状态。

制造业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尤其是工厂、能源与基础设施这种重资产项目：一旦审批周期被拉长、诉讼风险不确定、社区否决权过强，企业的资本开支就会被迫转向更轻、更快、可撤退的方向。美国在 1970 年代后逐渐形成的高摩擦治理环境，使得“想建”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不建”的成本反而更低。

这不仅影响公共工程，也影响私人投资的预期：当一个工厂从选址到投产需要跨越漫长的许可、环评与司法不确定性时，资本自然会寻找更确定、更可预测的地方落地。

2）全球化浪潮：制造业天然向低成本地区迁移

全球化是一套技术与组织条件：

• 集装箱革命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 信息化管理让跨国协调成为可能；

• 跨国公司把研发、设计、零部件、组装拆成不同环节，在全球寻找最优配置。

在这种体系下，美国保留了价值链上游与金融控制权，海外承担了制造环节的规模就业。对于企业利润与消费者价格而言，这是“有效率”的；但对美国的阶层结构而言，是长期失血。

美国企业之所以愿意外包制造，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制造业利润率长期低于软件、金融与平台型业务，而资本市场又用季度业绩与股价给管理层施压。于是，企业很自然地把制造当成可被替换的成本中心，把品牌与渠道当成利润中心。这个逻辑在 1990 年代之后尤其明显。

制造业外迁并不完全是阴谋，而是全球资本效率逻辑的自然结果。60～80 年代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完成工业化升级，随后东南亚与墨西哥等地承接了大量中低端制造。90 年代以后，集装箱航运、信息化管理与跨国供应链成熟，区域与多边贸易框架进一步降低跨境成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1994 年生效）让北美生产网络更紧密，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则进一步放大“全球制造向成本更低地区集中”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企业把产线、零部件和组装环节放到海外，把研发、品牌、金融与市场控制留在国内。制造业就业因此被抽空，但美国经济表面仍能增长，因为利润与高附加值环节并未离开。

3）技术与金融的偏向效应：国家更富，但普通人未必更好

随着全球化展开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互联网浪潮则把“增长的果实”重新分配。互联网创造了极高的财富密度，但这种财富密度并不会自动扩散到广大劳动者身上。科技公司可以以更少的员工创造更高的市值；金融体系可以通过资产价格与杠杆放大收益；而低技能服务业的工资却长期难以跟上生活成本。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美国在宏观上并未停滞，但底层与中层的安全感却下降。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美国迎来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浪潮。科技行业创造了极高的市值与利润，但它天然是“高价值、低就业”的结构：少量顶级人才与资本拥有者分享了极大收益，而并没有像战后制造业那样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形成厚实的中间层。

更关键的是，互联网经济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财富与高薪岗位聚集在少数超级城市，内陆地区失去产业支柱后难以被新经济覆盖。于是出现“城市繁荣—小城衰落”的割裂。这种割裂往往会在政治上表现为对立：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极端，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明显不同的经济现实里。

与此同时，金融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治理理念强化了短期回报，股票回购、并购套利、轻资产外包成为主流策略，重资产制造与长期技能培养在资本账本上越来越不讨喜。宏观上美国人均 GDP 长期上升，科技与服务业繁荣；微观上大量传统工人阶层的工资、福利与社区稳定性却在下降。

四、把数字放在桌面上：产出、就业与“制造业消失的错觉”

从数据口径上看，需要特别区分“名义占比”和“实际占比”。制造业在名义 GDP 中占比下降，部分原因是制造品价格相对服务品上涨更慢（甚至下降），而医疗、教育、住房等服务价格上涨更快，于是名义口径下服务业显得越来越大。用实际口径看，制造业的真实产出并没有按比例萎缩。

产出方面，用名义口径衡量，芝加哥联储的一篇研究指出：制造业在 1950 年约占美国名义 GDP 的 27%，到 2007 年降至 12.1%。但从“实际（不变价）”口径看，圣路易斯联储的分析强调：制造业在真实 GDP 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大致在 11%~14%区间），就业减少更多来自生产率提升与全球分工。换句话说，美国并没有停止制造，而是用更少的工人制造同样或更多的“真实产出”；与此同时，大量就业和社区经济从制造部门转移到了服务部门。

就业方面，BLS 的长期统计显示：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6月达到历史峰值1960万人，2019年6月为1280万人，下降约35%。到2025年9月，制造业就业约1272万人（FRED 引用 BLS 系列）。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下降很大，但更关键的是它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从战后高位跌到个位数附近。

把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看，会得到一个更精确的结论：制造业并没有在美国“消失”，它的真实产出能力仍在，但它不再承担“吸纳多数人的社会功能”。

1960万的峰值到 1270万的现状，意味着少了约三分之一的制造岗位；而与此同时，美国总就业规模更大、服务业岗位更多，所以制造业占就业的比重下降更快。对普通人来说，关键不是制造业还生产多少，而是那条曾经通往中产阶级的职业阶梯是否还存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宏观统计看起来美国依然富裕，但普通人对未来的安全感却下降。真实产出可以靠生产率提高来维持，但生产率提高往往意味着更少的人被需要。制造业过去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在于它用规模化就业把增长扩散到全国，提供的不只是产出，而是稳定的阶层路径与社区秩序。当这种扩散机制消失，增长就更容易集中在少数行业与少数城市，进而转化为阶层对立和地域对立。

五、如果制造业回不来，服务业能接住中产阶级吗？

服务业能不能接住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结构判断：它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岗位数量足够大、收入足够体面、职业阶梯足够清晰。制造业在 20 世纪做到了这三点；服务业整体很难做到。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医疗、教育、住房成本极高的社会，低端服务业工资很难支撑“体面生活”的底线。

这是讨论美国未来时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制造业回归非常悲观——即便美国重建部分关键制造，也无法再像 1950～1970 那样用制造业吸纳数千万劳动力——那么服务业能否成为产业转型的承载行业？

直觉上似乎可以。美国今天是典型服务经济体，服务业就业占比极高，科技、金融、医疗和教育都很发达。但如果把服务业拆开看，你会发现它很难承担制造业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

1）服务业是“哑铃结构”：要么门槛太高，要么工资太低

服务业的高端部分（科技、金融、法律、部分医疗与专业服务）确实能创造巨大价值，但它对教育、技能和城市集聚的要求极高，岗位数量有限，无法吸收被制造业挤出的庞大劳动力。

服务业的低端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清洁、快递、仓储等）岗位数量大，却普遍低工资、低福利、低稳定性，难以支撑美国式生活成本（医疗、住房、教育、保险）。中间那条“数量足够大、工资足够体面、技能可训练、职业阶梯清晰”的通道非常窄。

2）生产率天花板：服务业难以像制造业那样持续提效

制造业可以通过自动化、工艺改进和规模效应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为工资上涨提供长期基础。很多服务业岗位则天然难以倍增效率：护理、教育、餐饮服务、儿童照护等工作无法像流水线那样靠机器把单位时间产出翻几倍。这意味着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工资很难与社会整体成本同步增长。

3）地理分布：服务业繁荣更集中，难以修复“锈带”

制造业可以在内陆城市与小镇形成产业基地，带动住房、学校、税基与社区稳定。高端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与沿海地区，低端服务业虽然遍布全国，但其工资和税基不足以替代一个大型工厂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因此即便全国 GDP 增长，地理不平衡仍会加剧，内陆地区更容易积累失望和愤怒。

4）职业阶梯：服务业难以提供制造业式的“可预期上升”

制造业时代的蓝领中产之所以稳定，关键不只是工资，更是“职业阶梯”。从学徒、技工到高级技师、班组长、现场主管，再到车间管理。许多服务业岗位缺少类似的技能积累与晋升通道，导致个体努力难以转化为长期安全感。

因此，如果制造业不回来，而服务业又接不住中产阶级的再生产，美国就会面临一个结构性真空：大量普通劳动者被留在低工资、低稳定性的岗位上，和少数顶尖人才、资本拥有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政治上的左右之争很容易在这种背景下被转换成阶层对抗，社会动荡风险随之上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学上“正确”的选择，在政治上却不可持续：从企业与消费者角度，外包制造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国家与社会角度，它会让大量人失去体面路径。长期看，失望与愤怒会聚合成社会性力量，推动反全球化、反精英与政治极化。左右之争的表面冲突，可能被阶层矛盾所替代，社会冲突的风险随之上升。

六、从“能不能”到“该不该”：美国是否需要找回关键制造能力？

因此，美国今天的“再工业化”有两条线：一条是国家能力线，强调关键产业链的安全与韧性；另一条是社会结构线，强调普通人是否还能分享增长。两条线在政治上合并为同一项任务，把工作带回来。但在政策设计上则需要不同工具：前者更像产业安全与公共采购，后者更像住房、教育、健康与技能体系的重建。

如果世界一直处在一个可信、可控、规则稳定的全球化秩序里，理论上美国可以继续做一个以创新、金融与服务为中心的国家，把大量制造交给可信赖的伙伴，专注于高附加值环节。这个设想在1990—2010的某些阶段看上去成立：美国经济增长，科技公司崛起，消费品价格下降，普通人以更低价格享受全球化商品。

但这个设想有两个前提：

第一，全球供应链长期稳定且不被地缘竞争冲击；

第二，美国国内存在能够大规模吸纳普通劳动力并提供体面收入的替代产业结构。

现实是，这两个前提都越来越不可靠。供应链的地缘风险上升，使关键领域（半导体、医药与关键材料、国防相关制造、电网与能源设备等）难以完全外包；而国内产业结构的“尖塔化”使大量普通人难以分享增长。

因此，美国今天谈“再工业化”更多为了重建某些不可替代的国家能力，在关键环节上不被卡脖子，在危机时具备自我供给能力，在技术竞争中保留制造基础。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回答更困难的问题：如果关键制造回流的规模不足以重建庞大中产阶级，那么普通人的体面生活靠什么承载？

七、现实的回归路径：不回到过去，但重建底线能力

这一点也决定了对“制造业回归”的预期管理：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到制造业吸纳三分之一劳动力的时代，但完全放弃制造也不现实。更现实的目标是：在少数关键行业形成可持续的本土产能与供应商网络，同时用基础设施更新、能源转型与技能型工种扩展，给更广泛的人群提供稳定职业。

换句话说，美国需要的不是把所有工厂搬回国，而是重建一种“能把复杂事情做出来”的社会能力：项目能启动、能按期交付、能培养技能、能让普通人靠劳动获得尊严。制造业只是其中最典型、也最难的一环。

把制造业“全部带回美国”几乎不现实。原因很简单：成本、供应链、劳动力结构与制度摩擦都在；而且全球分工已经深到难以逆转。更可行的路径是“选择性回归”：把对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和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本土或可信伙伴之间重新布局。

这意味着政策的重点需要几个可检验的目标：

第一，把许可与审批从“无限拖延”改成“明确时限”。不降低环保标准，但把程序从串联改为并联，把责任从分散变为可追踪。制造业需要的是确定性。

第二，重建技能梯队。制造业不是靠补贴复活，而是靠技工、工程师、现场管理和供应商网络复活。学徒制、社区学院、再培训体系与移民政策都要围绕“产业技能短缺”来设计。

第三，用公共采购与国防、能源项目拉动本土供应链。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制造扩张，往往来自公共部门对标准、需求和长期合同的稳定拉动。

第四，把“住房、医疗、教育成本”当作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没有可负担的生活成本，再高的工资也很快被吞噬，普通人的安全感无法建立。

如果把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美国也许无法再拥有 1950 年代那种制造业占比，但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结构：关键制造+基础设施更新+技能型工种（电工、焊工、设备维护、建筑与能源改造）共同提供一条可规模化的体面就业道路。

回到开头：MAGA 到底能不能实现？如果把它理解为“把美国带回 1950 年代”，答案更可能是否定的；如果把它理解为“恢复一个能让普通人过体面生活的社会结构”，答案并不完全悲观。

但前提是美国愿意在制度与产业上做痛苦的再平衡：既保留法治与权利保护，又恢复行动与建设的确定性；既拥抱科技与创新，又承认需要为多数人提供可参与、可上升的经济路径。

八、再工业化的现实障碍：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把“制造业回归”理解为一场单纯的补贴竞赛，就会低估美国面临的结构性阻力。补贴当然重要，但它更多解决“算账能不能过”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能不能做成”的问题。对制造业而言，真正的瓶颈往往出现在四个地方：许可与时间、技能与劳动力、供应链密度以及成本结构。

许可与时间首先影响预期。一个重资产工厂最大的成本往往不是设备本身，而是时间。多拖一年，融资成本、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都会放大。美国近年来推动半导体与新能源制造回流，最常被提到的现实困难之一就是项目周期长、协调成本高。即便不降低环保标准，如何把程序从“无限拉长”变成“有边界的时限”，直接决定资本是否愿意持续投入。

其次是技能与劳动力。制造业不是把机器搬进厂房就能开工，它依赖一整套技能金字塔：技工、设备维护、工艺工程师、质量管理、现场主管。美国在长期去工业化之后，出现“岗位在、工人不在”的结构：愿意进工厂、且具备相关技能的人不足，培训周期长，流动性高。没有足够的现场能力，再多补贴也很可能变成昂贵的试错。

第三是供应链密度。制造业的效率来自“近距离协作”：模具、化学品、零部件、物流、维修、外协加工需要在可控半径内形成网络。美国在许多行业已丧失这种密度，导致单个工厂即使建成，也需要从全球采购大量配套，成本与时间被再次拉长。供应链不是一座厂，而是一片生态。

第四是成本结构。美国的制造成本不仅来自工资，还来自能源、土地、合规、保险、医疗与住房等综合成本。对某些标准化制造来说，这些成本差异决定了它很难大规模回流。现实的回归空间更多存在于“高价值、强安全属性、对交付和可靠性极敏感”的行业，比如先进半导体、部分军工与航空、关键电网设备、部分医药与关键材料，以及与能源转型相关的高端装备。

还要看到一个常被忽略的现实：即便某些制造回流，美国也很难用它解决全部就业问题，因为现代制造越来越自动化。先进工厂需要更多工程师、设备维护与质量管理人员，但直接产线工人更少。这意味着“再工业化”即便成功，也更可能带回的是产能与安全，而不是 20 世纪那种海量岗位。因此美国需要同时布局其他能扩散就业的领域，例如基础设施、住房建设、能源改造和技能型服务岗位的职业化。

九、关税、补贴与“制造业怀旧”：为什么简单政策很难奏效

在美国政治语境里，“让工厂回来”常常被简化为关税或补贴两种工具。但关税更像一种简单的价格工具：它提高进口成本，试图为本土制造创造空间。问题是，关税往往同时抬高中间品成本，挤压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也会把通胀压力传导到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关税并不会自动生成技工、供应链与项目交付能力。它可以改变价格，但很难改变能力。

补贴更接近产业政策：用财政把部分项目从“不经济”拉到“可行”。但补贴同样有边界：一旦变成政治分配，容易摊薄成象征性工程；一旦缺乏退出机制，容易形成依赖。更现实的做法通常是把补贴与可验证的能力建设绑定：例如培训体系、供应商本地化比例、交付节点、质量与安全指标。否则补贴可能只留下昂贵的厂房，而不是可持续的产业网络。

所以，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难题不是“要不要支持制造业”，而是支持什么、支持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把支持转化成长期能力，而不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态。

十、如果制造业无法再造“庞大中产”，美国还能靠什么承载普通人的体面生活？

虽然服务业整体很难替代制造业去承担“中产阶级再生产”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往往只能在“制造业回归”与“社会撕裂”之间二选一。更接近现实的路径，是把“体面工作”的来源从单一产业，转为一组互相支撑的行业组合。

第一组是基础设施与住房。美国很多城市的住房供应不足、交通老化、电网与水系统需要升级。基础设施更新不仅能创造大量技能型岗位（电工、焊工、设备维护、施工管理），也能通过改善住房与通勤条件降低生活成本，从而间接提高普通人的真实收入。它的社会意义往往不亚于产业本身。

第二组是能源转型与工业服务。无论是电网改造、储能、充电网络，还是建筑节能改造，都需要大量现场技能与本地施工队伍。它不像互联网那样“高价值低就业”，更像一种可以扩散到全国的技能型就业。关键在于政策要让这些岗位形成长期职业，而不是短期项目。

第三组是照护与教育服务的再设计。传统照护服务工资低、流动性高，这与支付体系、公共投入和职业认证有关。如果美国愿意把部分公共支出从“事后补贴”转为“前端职业化”，提高护理、幼教、社区医疗等岗位的收入与稳定性，它也可能在服务业内部创造一部分更接近中产的职业通道。难点在于财政与政治共识。

第四组是“关键制造+本土供应链”的有限扩张。即便制造业无法恢复到吸纳三分之一就业的时代，美国仍然需要在关键领域保留可交付的制造能力。它能提供一部分高质量岗位，并为技术竞争和工业产品提供基本能力。

换句话说，美国未来如果要重新变得稳定，不太可能靠单一产业，而更可能靠“制造底线能力+基础设施与能源改造+技能型工种扩张+服务业职业化”的组合拳。它的难度在于能否把分散的项目变成连续的职业路径，把短期政策变成长期制度。

十一、回到 MAGA：真正的考题是“让多数人再次相信未来”

如果把 MAGA 理解为回到 1950 年代，那很可能是不可实现的怀旧；但如果把它理解为恢复一种社会结构——让普通人通过劳动获得尊严、让社区重新稳定、让阶层上升重新可见——它就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国家治理命题。

制造业在这里的意义，不是产值本身，而是它曾经提供的那条“可预期的生活道路”。当这条道路消失，失望与愤怒会聚合成社会性力量，并最终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和对抗。美国要降低这种风险，不仅要讨论产业政策，更要讨论生活成本、技能体系、住房供应、公共服务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

美国当然可以继续保持宏观增长：科技、金融、专业服务仍然强大。但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取决于增长能否转化为多数人的安全感。如果增长只属于少数人，那么再高的 GDP 也难以阻止社会撕裂。

因此，判断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前景，不应只看工厂数量，也要看它是否能与更广泛的制度改革相互配合：许可能否变得可预期，技能体系能否重建，住房与医疗成本能否缓解，服务业能否部分职业化。

只有当这些环节同时改善，美国才可能在不回到过去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一种面向未来的稳定。

衡量“是否走在正确路上”的指标也需要更新：不必执着于把制造业就业占比拉回到某个历史数字，而应看几个更贴近社会稳定的结果变量——中位数家庭收入能否跑赢生活成本，住房与医疗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能否下降，技能型岗位（技工、电工、维修、施工管理等）能否形成可复制的职业阶梯，内陆地区是否出现持续的税基与就业改善。只有这些指标改善，普通人才会重新相信未来，而不仅仅是看到几个工厂剪彩。

这是一场慢工程。美国如果真要在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稳定，需要同时修复“能建”的能力与“让多数人受益”的结构。否则，再多的口号也只是情绪的回声。

2025年12月修订稿

数据与来源：

1）美国制造业就业峰值与长期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BLS）Beyond the Numbers《Forty years of fall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2020-11-20），以及 FRED/BLS 序列 CEU3000000001（更新至 2025-09）。

2）制造业占名义 GDP 比例：芝加哥联储 Midwest Economy Blog《Is U.S. Manufacturing Disappearing?》（提及 1950 年 27%，2007 年 12.1%）。

3）制造业占实际 GDP 比例区间：圣路易斯联储 On the Economy《Is U.S. Manufacturing Really Declining?》（2017-04-11，提及 1940s 以来约 11.3%—13.6%区间）。

4）二战飞机与自由轮数据：美国飞机总产量约 29.6 万架（常见统计口径，见“United States aircraft prod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词条所引用的《Army Air Forces Statistical Digest， World War II》）；自由轮 2710 艘与战时造船规模，可参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相关教学资料与 Liberty ship 数据汇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还是不举手就发言，作者：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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