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重返白宮，開啓特朗普2.0時代後，很多人更多關注的是，在特朗普支持下，由兩位企業家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領導的政府效率部主導的美國政府改革（《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旨在重塑美國聯邦政府的架構與運作模式的這項政府機構改革被特朗普稱爲用以“拯救美國”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哈頓計劃”。按照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於2024年11月20日在《華爾街日報》發佈的改革政府計劃，政府效率部未來將從廢除過度監管，減少行政開支，節省成本這三方面推動美國政府改革。在這份改革政府計劃書的最後，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寫道，政府效率部的首要目標是在2026年7月4日（我們爲項目設定的截止日期）消除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美國建國250週年之際，沒有比爲我們國家交付一個讓建國者驕傲的聯邦政府更好的生日禮物了”。可以預計的是，在特朗普支持下一場由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領導的針對美國政府的改革大幕已經徐徐開啓。

然而，很多人也許沒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啓動政府改革的同時，美國的很多企業也自發地啓動了改革。也許用“改革春風吹滿地”這句對於從上個世紀7、80年代走過來的讀者十分熟悉的話來形容此刻的美國也許是恰當的。從本質上看，無論美國政府改革還是美國企業改革，都是對過去二十年以美國民主黨爲代表的建制派所倡導的政治正確的形式主義的反動，只不過前者體現在政府層面，而後者則體現在企業層面。

美國的企業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從ESG到反ESG。由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個英文單詞首字母組成的ESG是主張企業將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履行納入公司治理的日常決策環節的概念。在20多年的時間裏，ESG已從聯合國發起的一項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演化爲波及每一家企業治理實踐的一項全球運動。在各種動機複雜，各懷鬼胎的社會力量共同營造的ESG運動氛圍中，藉助各種名目繁多但口徑不一的評級和監管信披壓力，公司不得不在並非主業和核心競爭力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履行上投入大量的資本和精力，導致公司各種顯性的和隱性的公司治理成本不斷攀升，初衷爲促進可持續發展的ESG卻事與願違地動搖了企業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根本。ESG運動在公益願景的僞裝下正在演變爲一項治理陷阱，使很多企業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值得關注的是，重返白宮的特朗普一直認爲，全球氣候變暖只是一場騙局。他反對有關化石能源的各種危言聳聽，聲稱上臺後第一天就要“不斷鑽井挖石油”。外界普遍預期他上臺後將再次退出巴黎協定（Paris Accord），將批准新的化石燃料基礎建設和開發許可，甚至可能向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開放受保護的聯邦土地。特朗普提名前共和黨籍衆議員“著名的氣候懷疑論者”李•澤爾丁（Lee Zeldin）出任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署長。澤爾丁在社交平臺X上公開表示，“我們將恢復美國的能源主導地位，重振我們的汽車工業，讓美國重新獲得就業機會”。澤爾丁的上述言論讓很多人懷疑澤爾丁是工業部長，而非環保署長。

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企業在ESG實際推行過程中暴露出來的治理成本、治理陷阱和激勵扭曲等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特朗普2.0時代環保政策的大幅調整，因此，反ESG成爲美國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議題在預料之中。事實上，早在2023年2月2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以“保守派有了新的戰鬥口號：打倒ESG”爲題報道了美國社會出現的“反ESG”（Anti-ESG）傾向。《華爾街日報》總編輯Chip Cutter甚至說“ESG在美國企業界已經變成一句最新的髒話”。

在反ESG上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自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在2019年還是主張平衡和兼顧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發起的《公司的目的》宣言的積極簽署者。直到2022年，該企業所發佈報告均以“業務與ESG”爲題。而到了2023年，在類似的報告中已經不再出現ESG字樣。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Gillian Tedd認爲，“ESG這一概念實際上可能被完全棄用”。

其二是從DEI到反DEI。同樣由三個英文單詞首字母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組成的DEI思潮之所以能夠從歐洲延伸到美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回應了各國普遍存在的貧富差距擴大，文明衝突嚴重（亨廷頓）等現實社會訴求，因而有着十分廣泛的社會基礎。該思潮倡導通過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等手段，瓦解西方社會圍繞宗教信仰、社會規範和家庭倫理等長期建立的傳統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被嚴重形式主義化的“多元”“平等”“包容”與“解放”等各種抽象的“政治正確”。例如，身份政治已經成爲公共輿論中不容置評的“政治正確”，乃至於《老友記》的主創人員不得不出來道歉，僅僅因爲“六位主角中沒有黑人”。

硅谷投資人蒂爾曾經說過，“DEI政策的失敗不是因爲其目標錯誤，而是因爲其方法錯誤。真正的多樣性應該是思想的多樣性，而不是表面的身份多樣性。當我們過分關注人的外在特徵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強化我們試圖消除的偏見”，“他們（建制派）熱衷於談論多樣性，卻在思想上越來越趨於單一；他們標榜包容，卻把不同意見推向邊緣。這種自相矛盾最終必然導致崩潰”。

發生在2020年針對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暴力執法事件成爲美國DEI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一系列行政命令，指示每個聯邦機構實施或增加“DEI”培訓計劃，制定“內部政策和程序以支持”員工“過渡”到另一種性別，向白宮指導委員會提交年度DEI計劃和報告，建立“機構公平團隊”，並任命一名“首席多元化官”來監督合規性。白宮的這些指令讓政府機構突然產生了對DEI諮詢的需求，併爲提供多元化項目諮詢的私人承包商打開了美國聯邦資金的閘門。例如，美國財政部向埃森哲聯邦服務公司撥款280萬美元，用於DEI“實施”；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向Totem提供了一份價值290萬美元的DEI合同；美國國防部同意向Tyler Federal支付330萬美元，用於“（DEI）數據庫服務”；美國宇航局（NASA）向LMI Consulting撥款240萬美元，以將“多樣性、包容性、公平性（DEI）融入NASA的“文化和業務”中；國際開發署向SSG Advisors撥款620萬美元，用於“DEI”諮詢合同（參見“波音清除癌細胞：企業界正進行對DEI文化的清除”，《南文觀世界》，2024年12月2日）。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帶動下，美國大型企業“如法炮製”，緊跟民主黨政府的步伐將“DEI”文化引入企業。推行“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DEI運動從政府席捲工商企業，逐步成爲美國最潮流的事業。財富500強企業幾乎都推出了推行“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計劃，成立各種DEI審查部門。麥肯錫等諮詢公司在幫助政府和企業推進“DEI”計劃的過程中如魚得水，從承接政府機構和大型企業的諮詢合同中賺得盆滿鉢滿。根據麥肯錫公司的測算，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全球在“DEI推廣”上的支出將從2020年的75億美元增長到2026年的150億美元（參見“波音清除癌細胞：企業界正進行對DEI文化的清除”，《南文觀世界》，2024年12月2日）。初衷爲推行多樣性、包容性、公平性的DEI運動始料未及地演變成了一顆“搖錢樹”，“背後都是生意”。

在DEI社會運動式的推進過程中，美國很多大企業深受其害。我們以規模最大、享譽全球的民用和軍用飛機製造商美國波音公司爲例。與美國大部分公司股價上漲相反，波音的股價從2019年的最高點446美元一路下跌到當下的150美元左右。目前市值僅爲1100億美元，而負債卻高達450億美元。更讓波音的股東無法接受，甚至引以爲“奇恥大辱”的是，波音發射的“星際客機”飛船因爲技術故障無法實現載人返航，將送入太空兩名宇航員的8天任務變成8個月太空滯留，不得不向他們的競爭對手SpaceX求援，使用“龍”飛船帶他們返回地球（參見“波音清除癌細胞：企業界正進行對DEI文化的清除”，《南文觀世界》，2024年12月2日）。

這家曾經在航天航空領域稱霸全球的百年企業遭遇到了自成立以來最大的挑戰。而這被認爲與前CEO丹尼斯•米倫伯格（Dennis Muilenburg）積極響應民主黨政府的DEI政策，導致波音一定程度上染上所謂的“印度病”有脫不了的干係。負責員工招聘的印度裔副總裁爲了展現波音的“包容性”，強調“多膚色、多性別的團隊，會更有創造性”，大量招募印度裔員工。波音公司的印度裔員工數量從2019年的一千多人很快激增至近兩萬人。而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人敢站出來反對，因爲反對她，就是反對包容性和多樣性。

“多樣性”政策嚴重傷害了波音引以爲傲的工程師文化，排擠了大量優秀的非印度籍工程技術人才，讓波音的“工程師派”員工紛紛出走。現任Space X首席工程師的鄧契夫就是被迫出走的前波音員工。在他的帶領下，2020年SpaceX率先實現了私人航天公司將宇航員送入太空的壯舉，SpaceX也成爲波音外太空市場的最大競爭者。

在危機重重中，波音開始尋求變革。2024年8月，前雷神公司（Raytheon Technologies）CEO凱利•奧特伯格正式接任波音CEO一職，開啓了旨在終結“印度病”的改革。做了一輩子工程師的凱利，對製造業推行DEI深惡痛絕，在他看來，造出好飛機靠的是誠信、努力和技術，其他一切都是“瞎扯淡”。以凱利爲首的“工程師派”認爲波音追求形式和外表的“多樣性”，盲目地僱傭多種族、多性別的員工，人爲地實施“種族配額”，“這是波音最大的問題所在”。凱利上任後不久，即解散了公司全球DEI“多樣性”審查部門，DEI副總裁隨之離職，波音恢復以才能和技術優先的錄用考覈原則。凱利同時宣佈了一項涉及約17000名員工的裁員計劃，大量印度裔高管首當其衝（參見“波音清除癌細胞：企業界正進行對DEI文化的清除”，《南文觀世界》，2024年12月2日）。

除了種族多樣性，性別多樣性同樣長期困擾着美國企業的用工政策。例如，在董事會成員中，原來更加看重一個董事候選人的能力和獨立性。然而，一段時間以來，企業在董事候選人提名過程不得不思考性別的平衡，甚至聘請更多女性董事。一家企業一旦這樣做，符合政治正確，就可以幫助該企業在一些機構的相關評級中獲得高的分數。隨着對身份政治深惡痛絕的特朗普的強勢迴歸，相信未來美國工商管理實踐會淡化身份的色彩，而是迴歸到自然狀態，因勢利導。

無論是反ESG，還是反DEI，我們不難發現，美國企業改革的行動實際上早於美國政府改革的行動。因而一定意義上，美國此次的改革有點類似於中國上個世紀7、80時代的改革，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其背後反應了深刻的民意訴求，這事實上成爲特朗普重返白宮的政治基礎。

二十多年來，美國民主黨建制派所倡導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等思潮爲美國社會塑造了一個虛幻的“平等新秩序”。然而，這種“平等”並非基於機會的公平，而是通過激進的社會工程（例如ESG和DEI運動）追求“結果平等”和所謂“社會正義”。正如拉馬斯瓦米所說的那樣，“左翼意識形態驅動的‘國家認同危機’，用‘新冠肺炎論（Covidism）、氣候論（Climatism）和性別意識形態’取代了‘信仰、愛國主義和努力工作’”，而“社會創建公司是爲了提供消費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爲了推動只有一小部分人認同的社會價值觀”。因而，在一定意義上，特朗普的重新當選是美國社會以投票表決方式對各種形式主義的政治正確的集體拋棄，是對務實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增進國民福利的理性迴歸。

目前，除波音外，沃爾瑪、星巴克、摩根大通、卡特彼勒、莫爾森庫爾斯、哈雷戴維森、約翰迪爾、勞氏、福特汽車、豐田汽車、布朗福爾曼等美國大型企業表示完全放棄DEI。可以預計，未來還有更多的企業加入到上述企業的行列，“DEI”作爲奧巴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將會在2025年特朗普上臺後被徹底根除，“世界將會回到它原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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