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出海」成為過去一年的行業熱詞。2024年環境領域的出海訂單主要集中在固廢處理和水處理兩大領域,多家中國垃圾焚燒企業取得了海外項目的中標和合作。
隨着原生垃圾源頭的減量和垃圾焚燒電廠的超前規劃,國內垃圾焚燒發電市場逐漸走向成熟,新增產能減少,一些垃圾場甚至出現了「喫不飽」的現象。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垃圾焚燒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尋求新的增長點。而東南亞因其地理和文化優勢及較高的補貼費和明確的政策支持,成為企業出海的首選地。
業內人士向南都記者談到,中國企業在垃圾焚燒技術、設備和服務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不僅建設周期短、運營效率高,而且其固廢管理模式也獲得國際認可。但需注意的是,企業出海過程中也面臨政局不穩、技術標準差異、ESG要求等挑戰,企業需在法律合規、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確保海外項目的順利推進和長期穩定發展。

在江西南昌固廢處理循環經濟產業園,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工作人員在中控室監控設備運轉情況。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垃圾焚燒發電超前規劃
原生垃圾源頭減量後垃圾場「喫不飽」
據生態環境部數據,截至2024年10月,全國焚燒企業數量為1010家,焚燒爐2172台,焚燒能力約111萬噸/日。與1985年中國首座垃圾發電站在深圳啓動建設時的情景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當時,該電站依靠進口技術,日處理量僅為300噸。在過去的39年間,中國的垃圾焚燒廠日處理能力更是增長了370倍。
然而,隨着循環再生利用理念的普及,垃圾處理行業也面臨着新的挑戰和趨勢。公衆環境研究中心馬軍表示:「由於可供回收和焚燒的垃圾總量上的壓力,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垃圾焚燒廠)過剩問題,垃圾焚燒設施之間形成了對垃圾資源的爭奪。」
由於垃圾焚燒電廠的超前規劃與原生垃圾源頭的減量及不穩定,很多地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出現了「喫不飽」的問題。據此前媒體報道,陝西咸陽城鄉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日處理垃圾能力為1500噸,但咸陽主城區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只有800噸;山東嘉祥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設計產能為1000噸/天,但實際上平均入爐量僅為設計規模的48.1%。
這些並非個例。2023年,全國垃圾焚燒發電廠「計劃內停爐」83467天次,甚至有部分焚燒爐超過半年沒有開機,這意味着有相當多的垃圾焚燒爐存在閒置現象。
2024年上半年,新中標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規模繼續下滑。根據北極星固廢網統計,2024年1-6月,垃圾焚燒發電特許經營共開標10個,處理規模均在500噸/日以下,累計新增產能0.36萬噸/日,與2023年上半年同期(新增1.57萬噸/日)相比下滑77%。
「城市垃圾處理和循環再生利用是一個複雜而緊迫的問題。」馬軍說。歷史上,其他國家也曾面臨類似情況。以日本為例,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垃圾分類體系後,垃圾量大幅減少,導致許多垃圾焚燒設施過剩,日本不得不摻燒煤炭以保持設施運行。馬軍表示,但中國政策並不允許這種做法,中國需要在更宏觀的層面進行協調和政策協同,以適應新的情況。我們需要在政策、技術和管理等多個層面進行深入研究和創新,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馬軍認為,對於已經建成的垃圾焚燒設施,如果減少其數量可能會導致較大的投資損失,因此需謹慎考慮垃圾分類和資源綜合利用後的需求,在垃圾焚燒和再生利用之間尋求協同,形成合理的安排和利益分享,以實現雙贏目標。對於還未建成的設施,則應更審慎地擴大垃圾焚燒能力。

在山東啓迪濟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運輸生活垃圾的車輛在園區內行駛。近年來,山東省濟南市加快推進垃圾處理末端基礎設施建設,在全市範圍內按照「東西南北中」分佈格局建成5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日處理垃圾超8000噸,年焚燒發電約8.5億度,助力城市可持續發展。 新華社記者朱崢攝
出海首選地
東南亞收益率比國內高,現金流較為穩定
國內垃圾焚燒市場逐漸飽和,新建項目減少,不少垃圾焚燒企業的建設收入銳減。與此同時,東南亞地區人口衆多,垃圾產生量大,且垃圾處理方式相對粗放,焚燒處理率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越南、印尼、泰國等國家的垃圾焚燒處理率較低,投資空間廣闊,東盟五國尚需新增約15.37萬噸/日的焚燒處理能力,合計擁有約768億元人民幣的投資空間。
在此背景下,中國垃圾焚燒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尋求新的增長點。根據益普索的統計數據,2024年,環境領域的出海訂單主要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集中在固廢處理和水處理兩大領域。
據悉,康恒環境、光大環境、中國天楹等龍頭企業已在海外市場取得顯著成就,不僅將垃圾焚燒廠建到海外,還提供了全套的技術和設備服務。例如,光大環境在越南已經收穫三個焚燒項目,其中包括芹苴項目和順化項目,總投資額分別約為4700萬美元和7455萬美元。中國天楹在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國家落地了多個垃圾焚燒項目,其中越南河內項目處理規模達到4000噸/日。康恒環境在海外中標項目總規模已接近10000噸/日。
「國內市場相對已經飽和,而海外很多發展中國家對固廢處理的認知相對更晚一些。」康恒環境品牌管理部負責人劉恒表示,現在很多國家也認識到焚燒是一種科學且可持續的方式,相對於填埋,因為填埋會佔用土地,導致土地無法再利用。所以海外有很多發展空間,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需要推動垃圾焚燒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東南亞和中亞是目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主要佈局地。東南亞因其地理位置鄰近、文化差異較小、市場需求大,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首選地。「歐美市場比較難打入,這些地區有很多歷史悠久的本土企業,而且他們有相對完整的固廢管理體系,在填埋、焚燒和回收方面相對自洽,這對中國企業來說是一個挑戰。」劉恒解釋道,相對來說,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更強烈。
另外,東南亞的補貼費比中國高一點。劉恒表示,這與不同國家的政策制定密切相關。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均有較為明確的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政策支持,包括垃圾處理費政策、垃圾焚燒發電開發流程、上網電價的標杆指導電價等必備要素。
康恒環境國際事業部總經理詹亮也闡述了企業多選擇東南亞的理由:東南亞上網電費略高,垃圾處置費差不多,包括孖展成本在內的投資成本略高,運營成本差異不大。總體看,企業出海東南亞收益率比國內略高,項目順利運營後,現金流較為穩定。

工作人員駕駛垃圾運輸車往垃圾倉裏傾倒垃圾。光大環保能源(天津)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的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目前,日進廠垃圾處理量約為1800噸,覆蓋天津市西青區的全部生活垃圾和津南區的部分生活垃圾,並且通過垃圾焚燒發電每年可產生電能約2.8億度。 新華社記者李然攝
中國垃圾焚燒企業出海優勢
技術領先、垃圾成分相似
過去,垃圾焚燒確實被認為是一種對空氣質量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的技術,主要是因為早期的焚燒技術不完善,可能導致有害物質如二噁英、重金屬等排放到大氣中,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威脅。然而,隨着技術的進步,現代垃圾焚燒設施已經能夠實現更加充分和高效的燃燒,顯著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據劉恒介紹,中國垃圾焚燒企業堅持在垃圾焚燒技術路線上進行研發與更新,通過採用先進的燃燒控制技術和尾氣淨化系統,如電除塵器、布袋過濾器、脫硝裝置等,可以有效去除煙氣中的顆粒物、酸性氣體、重金屬和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確保排放符合嚴格的環保標準。
相比之下,垃圾填埋雖然在初期投資和運營成本上較低,但長期來看,其環境風險不容忽視。劉恒指出,填埋場容易產生甲烷和其他有害氣體,這些氣體如果未得到妥善管理,會逸散到大氣中,加劇全球變暖。此外,填埋場還可能滲漏有害化學物質,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對周邊生態系統造成長期損害。因此,在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現代垃圾焚燒作為一種更清潔、更高效的垃圾處理方式,正逐漸獲得更多的認可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固廢管理」模式已獲得了國際認可。劉恒介紹,在埃及·開羅舉辦的聯合國第二大會議——世界城市大會WUF12期間,聯合國人居署(UN - Habitat)正式與康恒環境簽署了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同致力於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環境基礎設施開發與投資建設。
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垃圾焚燒行業技術不斷進步,產業鏈也得到了長足發展。憑藉成熟的技術和設備以及高性價比的優勢,中國的技術和設備也受到了國際市場的青睞。「在發電效率、碳減排成果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中國企業表現突出,與全球其他區域的企業相比具有明顯優勢。」劉恒說。
劉恒進一步表示,目前垃圾焚燒還實現了「AI+智慧焚燒控制」技術。垃圾焚燒是一個全流程,包括髮酵、燃燒、煙氣處理和排放。每個過程都可以使用AI技術進行實時監測,確定最適合燃燒的時機,以及溫度、溼度的最佳點,以及排放溫度對二噁英最低的影響。
在產業鏈方面,中國企業的建設效率和運營效率均高於國際水平。劉恒舉例道,常規垃圾焚燒項目的建設周期可控制在13至16個月,遠短於海外企業的平均建設時間。此外,中國企業的優勢還體現在豐富的實踐經驗上。中國擁有廣闊的地域和大量的實踐案例,使得垃圾焚燒發電總規模已經超過歐美日的總和,積累了豐富的不同應用場景經驗。
「中國垃圾成分與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相似,這為中國企業在該地區的業務拓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相較於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中國的技術和解決方案更適合這些市場的需求。」劉恒說。

深圳龍崗能源生態園佔地面積約54萬平方米,日處理生活垃圾5000噸,是目前國內單體建設規模最大的超大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近年來,深圳創新「能源生態園」建設模式,以超歐盟標準建設多座能源生態園,在國內大城市中率先實現生活垃圾分流分類後全量焚燒,不僅徹底解決了「垃圾圍城」危機,還打破了人們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固有印象,變「鄰避設施」為市民遊客爭相參觀的「網紅打卡地」。 新華社記者梁旭攝
出海面臨多重挑戰
政局不穩、技術標準差異及ESG要求等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出海東南亞雖然充滿吸引力,但也伴隨着多重挑戰。這些挑戰主要包括出海目的地的政局動盪、吸引外資政策的不穩定性、宏觀經濟條件的不確定性、知識產權爭議以及合規經營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企業的海外擴張能否順利進行。
採安律師事務所戰略合夥人李琛表示,出海企業最為關鍵的法律挑戰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適用性、合規風險、地緣政治等。環境企業需要遵守目標國家的財稅合規和行業監管要求,包括環保合規、勞工權利保護和市場準入等。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環境、健康和安全合規體系,企業必須符合這些標準以避免經濟損失和商譽損害。
營商環境的穩定性問題是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出海面臨的重要考量之一。劉恒指出,部分國家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性給企業帶來了較大的挑戰。例如,政局變動可能導致政策方向的突然轉變,影響項目的審批流程、土地使用權獲取、稅收優惠等關鍵因素。此外,政治不穩定還可能引起社會動盪,增加項目施工和運營的風險,甚至導致資產的安全受到威脅。
在技術標準方面,海外市場的標準體系大多以歐美國家的標準為基礎,這與中國現行的國家標準存在差異。這意味着企業要在技術層面達到或超越國際標準,劉恒指出,中國企業出海在技術標準上,包括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面都需要做更多的補充和調整,以滿足國際市場的准入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ESG已成為全球投資者評估企業可持續性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對於希望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良好聲譽和持續發展的中國企業來說尤為重要。未來,中國垃圾焚燒企業需要加強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履行和公司治理結構優化等方面的工作,確保其海外項目符合國際最佳實踐,從而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長期穩定發展。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