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波波夫同學，作者：波波夫，原文標題：《師生戀不如AI戀》，題圖來源：AI生成

在啱啱過去的周末，北京某大學官方微博連發兩則聲明宣佈解除某教師的勞動關係，從發現該教師網絡輿情到調查取證確認，前後不過短短十小時，一段隱匿數年的師生戀被以一種極為不堪的方式公之於衆。

原本平步青雲的中青年學者一夜之間失去教職，而舉報者學生則自稱處於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折磨之中，雙方的人生皆滑向了未知的深淵。

如果旁觀者認定這是一場悲劇，那麼未必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這原本可以避免。師生戀從來都不是單純的愛情故事，但僅從微博和小紅書這兩大社交媒體的網友討論重心可能都跑偏了。第一重失焦，也是最大的喫瓜點是這段師生戀的同性屬性，第二重失焦在於偏批評學生「好處撈盡、卸磨殺驢」，從而忽略了師生戀中最本質的問題：權力與公平。

師生戀最核心的問題是權力不對等，特別是在大學，老師掌握着學生的學業、推薦、資源分配等重要權力，學生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即使學生表面上「心甘情願」，也可能受到隱性壓力或利益誘導，難以判斷其真實意願。美國心理學會（APA）研究指出，師生戀中約80%的學生事後感到後悔或心理創傷。

因此，多數高校明文禁止師生戀，尤其是直接學業指導關係的師生戀，一旦涉及學術資源、考試、推薦等利益輸送，師生戀就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學術腐敗和違紀違法。

1980年代後，歐美大學逐步出台嚴格規定，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禁止教授與直接授課或指導的學生髮展親密關係，否則面臨解僱。芝加哥大學哲學系與法學院教授瑪莎·努斯鮑姆的言論基本代表了美國學術界的某種共識：「學術領域的首要使命是保護求知環境的純粹性，而非成為慾望的試驗場。」

2014年中國教育部《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明確將「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列為「紅七條」禁區，違者可撤銷教職。

從微博爆料的舉報資料看，學生確實獲得了不少「好處」，「享受紅利後舉報」在道德上也容易讓人反感，但從法律和制度角度，舉報學術不端、權力濫用是正當行為。並不能因為舉報者「也有問題」就否定舉報的合理性，這個世界上可能並不存在完美受害者，一如人無完人。

大部分師生戀都是一場高風險遊戲，不僅違反規定，而且社會觀感不佳，即便沒有利益交換，但也會被其他師生猜測懷疑其中的學術腐敗和潛規則，特別是一旦是學生提出分手可能會影響學業和畢業，甚至招致老師的騷擾和報復，對高校學生來說，師生戀所面臨的風險和考試作弊相差無幾。

早年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社會對師生戀相對寬容，比如著名的大先生和許先生因挑戰傳統婚姻制度而備受爭議，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視為自由戀愛的象徵。西方電影《鋼琴教師》、小說《洛麗塔》等作品將師生戀描繪為禁忌之愛，卻弱化權力不對等對更年輕一方的危害。

隨着性別平等和反性騷擾運動發展，現代社會普遍視師生戀為職業倫理的嚴重越界。法國社會學家埃裏克·法桑指出，師生戀的污名化是「民主化進程中權力關係透明化的必然結果」。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波伏娃在與薩特保持開放關係的同時，曾與多名學生髮生戀情，包括17歲的女學生娜塔莉·索羅金和男學生比安卡·蘭布林。這些關係導致學生陷入心理危機。蘭布林晚年出版回憶錄揭露波伏娃的操縱行為，指責她將學生「獻祭」給薩特，引發倫理爭議。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1920年代擔任馬堡大學教授時，與學生漢娜·阿倫特發展出祕密戀情。當時海德格爾已婚且育有子女，阿倫特比他小17歲。哲學家伊麗莎白·揚-布魯爾在阿倫特傳記中指出：「這段關係塑造了她的全部思想——對權威的警惕、對公共領域的捍衛，皆源於她識破了‘哲學之王’的脆弱性。」

並非所有圍觀者對北京某高校的這段師生戀都是批評，微博上還有人被老師的付出的所暖到：「有人為你剝過柚子嗎？有人為你寫過情書嗎？有人為你規劃未來嗎？有人為你小心翼翼嗎？有人有你整夜失眠嗎？有人千方百計願意為你完成心願嗎？」

估計大部分人都沒有享受這樣的待遇。海德格爾強調「愛的本質是讓所愛之人成其所是」，也揭示了一些愛情之所以是刻骨銘心，源自一方的無私和單向度。從這個意義上，與其冒險與老師、與學生髮展禁忌之愛，還不如和集人類之大成的AI談場智性戀。

與戀人常常不會編造合適安慰的謊言不同，AI可以提供的情緒價值相比人類簡直是降維打擊，AI沒有自尊心、嫉妒心或創傷記憶，能無條件接納所有情緒宣泄，AI基於海量對話數據訓練，知道何種回應能最大化用戶留存。最起碼也可以把AI作為情感訓練的沙盒，一如來自ima的建議：學習AI的「非評判性傾聽」「需求確認話術」應用於真人互動。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波波夫同學，作者：波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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