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特朗普政府實施新一輪關稅政策，部分生物科技公司開始受到華爾街投資者的青睞。尤其是那些將知識產權和生產基地設在美國的公司，它們通常面臨較高的稅率，但也因此被視為能夠有效抵禦關稅風險的“避風港”。

關稅政策加劇行業壓力 

在4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上，吉利德科學(Gilead Sciences)$(GILD)$首席執行官丹尼爾•奧戴(Daniel O'Day)表示，該公司約20%的企業稅率“反映了我們大部分知識產權已經在美國註冊”的事實。這種公開強調高稅率的做法，恰恰迎合了投資者對美國本土製造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偏好。

特朗普上任時期，通過2017年的稅改削減了海外利潤轉移的空間，但關鍵漏洞仍然存在。而現在，美國政府似乎正準備利用關稅手段，進一步打擊這種跨國企業通過低稅區轉移利潤的做法，尤其是面向製藥行業。

今年早些時候，特朗普政府對美國製藥企業在愛爾蘭等低稅區註冊的知識產權和製造活動提出質疑，宣佈將調查藥品進口，並以國家安全為由進行幹預。這一政策的出臺，意味着那些在美國境外進行大量生產的生物製藥公司，可能面臨更大的稅收壓力。

吉利德和其他製藥公司面臨的挑戰在於，稅務改革雖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推進，但公司利用低稅區的稅收優惠並未完全消失，且這一現象可能會因即將實施的關稅政策而進一步加劇。對此，花旗集團(Citigroup)的一位醫療保健策略師特雷弗•戴維斯(Traver Davis)表示，“對於那些擁有複雜供應鏈的公司而言，將面臨更大的風險暴露。”

華爾街關注“美國製造”藥企 

儘管如此，投資者並不會僅僅根據公司的關稅暴露情況來做出投資決策。吉利德的案例便是一個既有稅務保護又具備增長潛力的典型，吉利德正在準備推出其每年兩次注射的HIV預防藥物——Lenacapavir，這無疑增強了其未來增長的吸引力。

福泰製藥 同樣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投資標的。該公司大部分產品在美國生產，並且主要在美國境內盈利，其近20%的有效稅率正反映出這一點。

Jefferies分析師阿卡什•特瓦里(Akash Tewari)在最近的一次報告中指出，“市場上那些主要依賴美國銷售、在美國註冊知識產權且在關稅和藥品定價政策上影響較小的生物製藥股票可謂寥寥無幾。”

今年以來， 吉利德科學 和 福泰製藥 的股價分別上漲了12%和23%，遠高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生物製藥指數的1%漲幅。儘管如此，準確評估一家公司稅率背後的具體因素仍然非常複雜。

稅率數字往往掩蓋了多個因素的交織影響，從商品的生產地到公司內部定價策略，再到全球稅收協定的影響，KPMG生命科學稅務部門負責人克里斯廷•卡金斯基(Christine Kachinsky)表示，“高有效稅率並不一定意味着公司免受關稅影響：它仍可能從海外進口關鍵原材料。”

製藥行業面臨更大政策不確定性 

花旗集團對十家大型生物製藥公司進行的分析預計，到2026年，該行業的營業收入將面臨9.7%的衝擊。特別是對於默克(Merck)等公司，其在美國境外的製造活動使其暴露風險較高。比如，默克的暢銷藥物Keytruda的專利權註冊在荷蘭，生產則在愛爾蘭進行，允許公司通過轉讓定價的方式減少美國的稅收。

儘管如此，跨國公司仍然有應對措施。默克在其4月發佈的年報中指出，儘管關稅政策將給其帶來2億美元的負面影響，公司已做好充分準備，以應對未來可能的關稅影響。公司表示，其全球供應鏈和現有庫存狀況使其能夠在今年剩餘時間內減輕關稅的負面影響，並且正在加大美國本土生產，以減少未來的成本壓力。

總的來説，儘管製藥行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但那些已經在美國設有大量生產和知識產權註冊，並且已經支付較高稅率的公司，相對來説較為“免疫”。這些公司能夠在即將到來的關稅政策中表現得更加穩健，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相對明確的投資選擇範圍。隨着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加劇，選擇具備美國本土生產和知識產權的企業，可能成為避開貿易懲罰的一個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