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價值投資公司Baillie Gifford認為，當下最值得投資的公司是字節跳動，預計在如今的國際形勢下，投資字節依然有五倍的回報率；目前看不清模型這個層級公司真正的競爭性優勢是什麼。如果可以買入並持有一隻股票10年，可能選擇Bending Spoons。企業需要警惕“填鴨式投資”的危害，對早期風險投資而言，如果不把ROE作為投資的重點考慮，這會成為公司發展的隱患。

有“全球成長股捕手”美名的著名價值投資公司Baillie Gifford成長投資主管兼合夥人Peter Singlehurst日前接受博客採訪，就人工智能熱潮、當下什麼公司最值得投資等多個熱門話題進行對話。

作為投資界百年老店，位於蘇格蘭愛丁堡Baillie Gifford的核心投資策略哲學是全球長期成長策略，即在全球範圍內發掘並長期投資於最具競爭力、創新性和成長效率的極少數優質企業。

全球科技巨頭的早期投資者中，有許多都能看到Baillie Gifford的身影：公司2004年投資Amazon，2011年投資Illumina，2013年投資特斯拉，2014年投資了阿里巴巴，2016年投資了美團。

在被問到當下最會進行的一項投資，Peter斬釘截鐵地脫口而出——字節跳動。Peter預估，即便是在如今的國際形勢下，在字節跳動上的投資依然有五倍的回報率。

以下是對談核心要點：

• 企業需要警惕“填鴨式投資”的危害，對早期風險投資而言，如果不把ROE作為投資的重點考慮，這會成為公司發展的隱患。

• 在生成式AI熱潮中保持戰略定力，Baillie Gifford投資了AI公司有DataBricks和Tenstorrent，目前還沒有在AI大語言模型下高注，並不是這個領域沒有不錯的產品或者創造出高營收的公司，而是因為還沒有分析出大語言模型這個層級公司真正的競爭性優勢是什麼。

• 在篩選投資對象時，仍然非常看好由創始人領導的企業。

• 投資前通常會設定一個目標，即期望投資能夠實現 5 倍的回報。在建模過程中，保持對收益倍數的一致性設定，同時測試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概率和假設條件。這樣做可以讓在不同投資案例之間進行比較。

• 如果能找到一家公司，認為它有30%—40% 的概率實現 5 倍增長，那就是非常不錯的投資機會。只要概率在 30%—50% 之間，通常都會考慮進行投資。

• 當下最值得投資的公司是字節跳動，對字節跳動的投資主要還是着眼於它在中國的極為優秀的商業模式。即便是在如今的國際形勢下，在字節跳動上的投資依然有五倍的回報率。

• 去全球化是對投資最大的風險，中國依然值得投資。

• Baillie Gifford的盡調十問，首先是未來5-10年增長機會；其次是產品、競爭優勢、規模等；第三是組織文化；第四是財務分析。

• 人們逐漸認識到，企業通過更長時間保持私有狀態，可以更好地專注於業務發展，打造更強大的企業。

• Anduril（美國國防技術公司）讓人聯想到之前在另外兩家公司上看到的模式，那就是特斯拉和 SpaceX。Anduril開發的產品大多由軟件驅動，不過解決的都是非常棘手的技術硬件問題。他們已經證明瞭產品的可行性，也有消費者願意購買，所以產品與市場的契合度不存在問題。

• 如果可以買入並持有一隻股票 10 年，可能選擇Bending Spoons（一家意大利科技公司，成立於 2013 年，總部位於米蘭。該公司主要以其開發或收購的移動應用程序而聞名）。

以下是對談全文：

主持人：

開始吧，彼得。上次我們是通過 Zoom 交流的，很高興這次能面對面交流。非常感謝你今天能來。

Peter Singlehurst：

我也很開心，哈里。再次見到你真是太好了。能來到這裏我也很高興。

主持人：

不過，我其實捨棄了 “你是如何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 這個問題，因為對於很多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人來説，答案顯而易見，大家都知道他們接下來會做什麼。

但我們剛剛聊天時，你提到了自己是如何涉足私有公司投資領域的，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想在節目中問問你。你是如何在 Baillie Gifford 開始從事私有公司投資工作的呢？當時是怎樣的契機？

Peter Singlehurst：

具體的契機是這樣的。2014 年，我參與了一個公共市場投資策略項目，名為 “長期全球增長策略”，這是一個規模達 500 億美元的公共市場投資項目。當時，我與三位資深投資合夥人共事，他們是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馬克・厄特（Mark Urtt）和湯姆・斯萊特（Tom Slater）。

我們開始關注到一些頗具規模的私有公司，這些公司正是我們一直以來關注和投資的對象。在那個時候，像愛彼迎（Airbnb）、聲田（Spotify）這樣的公司嶄露頭角。

湯姆、馬克和詹姆斯忙於管理我們客戶的數百億美元資金，分身乏術。有一次，我們在會議室裏討論，詹姆斯問：“誰來負責研究這些私有公司呢？” 我當時就舉手説：“我來吧。” 就這樣，我開啓了在私有公司投資領域的工作。

主持人：

你當時緊張嗎？

Peter Singlehurst：

或許我應該緊張的。要是當時我能預見到之後的種種挑戰，肯定會感到緊張。

主持人：

現在你已經積累了這麼多經驗，對於當時剛進入這個崗位的自己，你會給出什麼建議呢？

Peter Singlehurst：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人的本能往往是給出一些建議，幫助自己避免曾經犯下的錯誤。

但實際上，正是這些錯誤讓我們不斷學習和成長。所以，我不確定是否要給過去的自己一些具體的投資技巧方面的建議，因為我認為投資技巧是需要通過實踐經驗來積累的。如果一定要説的話，我會提醒自己，在思考如何將我們的投資能力和服務提供給更多客戶時，不要過於理想化。

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時，我們主要通過永久性資本工具進行投資，並且一直延續至今。這種方式非常適合進行超長期投資，但也導致很多客戶雖然希望參與我們對高增長、大體量私有公司的投資，卻因永久性資本工具的限制而無法實現。

他們希望我們能採用更傳統的基金結構。我真希望當時我們能更早地認識到這些權衡取捨，做出一些妥協。

主持人：

為什麼當時沒有這樣做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覺得在投資過程中，那些能讓我們獲得優勢或獨特能力的因素，往往與其他人的做法不同。有些差異是我們競爭優勢的核心所在，而有些則並非如此。

但有時候，很難區分這些差異。比如，我們在人才招聘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會引入不同類型的人才；我們的公司位於蘇格蘭的愛丁堡，這也是一個獨特之處。我曾經認為永久性資本工具也是我們的核心優勢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説確實如此。但現在看來，我可能高估了它的重要性。實際上，我們既可以通過永久性資本工具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也可以採用更傳統的基金結構來滿足客戶需求。

主持人：

你提到從錯誤中學習，投資技巧正是在不斷犯錯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回顧過去，哪一個錯誤讓你印象最深刻，同時也讓你收穫了最多的經驗教訓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有過很多投資經歷都不太順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非所有虧損的投資都是錯誤的決策。

在投資時，我們試圖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或者評估未來各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有時候，投資本身就伴隨着不確定性，負面結果可能會讓我們遭受損失，這是投資的一部分。而有些投資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我們本應該預見到一些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最終導致損失。

我可以給你舉兩個不同類型的例子。我們投資的第一家破產公司是 Inari，這是一家生物技術公司，致力於研發一種名為 GP1 的產品。想象一下，如果這家公司能夠維持運營，那將是一筆非常成功的投資。但事與願違，他們的治療方案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否決，公司最終倒閉。

這是一種已知的不確定性風險，不幸的是它發生了，導致我們為客戶帶來了損失，雖然很痛苦，但我認為這是投資行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另一個例子是 Northvolt，這是我們投資失誤的一個典型案例。我們對 Northvolt 這樣的公司寄予厚望，認為它在能源主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歐洲市場前景廣闊。但我們錯估了其團隊的執行力，他們未能有效地執行計劃，導致投資失敗。這讓我非常自責，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本應該提前察覺的問題。

主持人：

當時有什麼跡象嗎？

Peter Singlehurst：

事後看來，總是能發現一些跡象。在投資過程中，我們逐漸察覺到一些問題，之後便減少了對該公司的追加投資。

主持人：

這屬於那種可以原諒的錯誤。我覺得最令人痛苦的是，在投資過程中不斷加大投入，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及時止損。你們在投資 Northvolt 時，有持續追加投資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在首次投資之後確實進行了追加投資。但在那之後，也有一些時候，儘管公司提出了更多的資金需求，考慮到其執行情況以及融資輪次結構等因素，我們認為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公司股權結構的合理性，最終決定不再追加投資。

主持人：

你提到了 Inari，投資這家公司面臨着諸多風險，比如市場時機風險、FDA 審批的監管風險等。很多風險投資家根本不會涉足這類投資。你在投資時，是如何權衡願意承擔的風險和不願意承擔的風險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在投資過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會逐漸縮小投資關注領域，專注於那些我們認為具有更大競爭優勢的領域。

如今，我們可能不會投資像 Inari 這樣的公司。在過去的五六年裏，我們更加專注於投資那些處於真正增長階段的公司。在這個階段，我們不承擔產品風險，而是關注商業模式的質量和可擴展性風險。多年來，我們投資組閤中的公司類型不斷優化，投資方向也越來越聚焦，因為我們相信，投資這類公司能讓我們獲得最大的競爭優勢。

主持人：

有趣的是，我曾邀請過 Lead Edge 的米切爾・格林（Mitchell Green）參加節目。Lead Edge 在增長型投資領域非常成功，他們有八項投資原則，比如關注公司的盈利能力、高增長潛力、良好的利潤率、無競爭優勢等。我當時就在想，這些原則確實很有道理。當你提到商業模式的可擴展性風險時，能否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説明它意味着什麼或者具體表現是什麼樣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會從定量和定性兩個方面來考慮投資決策。從定性的角度來看，我們試圖投資那些在產品方面風險較低的公司，然後分析它們是否有潛力成為卓越的企業。這意味着我們要判斷這些公司是否能夠實現數倍於當前規模的增長，並且能否在股權上獲得高回報。

在回答你關於具體例子的問題之前，先看看我們投資的公司的一些數據。

我們投資組閤中的公司，中位數年收入約為 2 億美元，並且仍以每年約 70% 的速度增長，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率（EBITDA）約為 - 14%，處於微虧狀態。當然，這只是中位數數據，有些公司已經盈利，而有些仍處於虧損狀態。

如果一家公司年收入達到 2 億美元，説明它的產品有市場，人們願意購買，我們在投資時就不需要承擔產品市場適配風險，這是我們投資的一個切入點。當我們為客戶進行成功的投資時，往往是找到了處於這個收入區間的公司，並且它們之後實現了數倍的增長。

以 Wise 為例，我們首次投資時，它的收入規模比這個區間略小，大概在 5000 萬到 6000 萬美元之間。

如今，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家年收入達數十億美元的企業，在覈心的個人對個人外匯交易市場持續增長，並且拓展了業務範圍，開展了企業外匯轉賬業務，而這項業務在我們首次投資時還不存在。

現在，Wise 是一家股權回報率非常高的公司，但在我們首次投資時，它還處於虧損狀態。我們在投資 Wise 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不僅考慮到了其巨大的市場潛力，還看中了它的商業模式具有可擴展性，在規模擴大後能夠獲得高額利潤，相對於其較小的股權投入，回報可觀。

對於任何來自公共市場、瞭解大規模優質企業的人來説，股權回報率是評估企業的一個關鍵因素。

然而，在風險投資領域，這個概念卻常常被忽視。我認為這並非是對風險投資領域的批評，因為從定義上來説，如果在一家公司剛成立時進行投資，股權回報率的問題可能在後續才會顯現，所以這不一定是當時投資決策需要考慮的問題。

但從企業形成的質量角度來看，這確實是個問題，因為它會扭曲企業的資本結構，導致企業過度資本化，使得一些企業發展失衡。

我腦海中經常會浮現出這樣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像填鴨一樣。我很喜歡這個比喻，我們現在看到了創業公司被過度 “填鴨式” 投資的現象。在 2019 年、2020 年，尤其是 2021 年，很多公司獲得了過多的資金。

主持人：

彼得，實際上現在這種情況可能依然存在。大量的增長資本湧入市場，投資者們願意提前兩年為一家年收入 3000 萬美元的公司支付高額投資，因為他們認為這家公司未來有可能發展成為市值 100 億美元的企業，如果他們能以較低的估值進入，就能獲得數倍的回報。他們認為投入的資金量不會影響最終的結果，但我們都清楚，如果過度投入資金，企業可能會不堪重負，最終失敗。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這種情況在當前市場的某些領域確實存在，但並非普遍現象。比如，如果你想投資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公司，你提到的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如果你想投資一個三四年前非常熱門，但現在大家興趣有所下降的領域，比如金融科技，實際上現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在盈利能力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不再是人人都向它們投入大量資金的情況。你可以發現一些非常優秀的企業，它們要麼已經盈利，要幺正在朝着盈利的方向穩步邁進，擁有巨大的發展機遇、優秀的產品和管理團隊，而且投資價格也較為合理。

或者你可以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領域。對我們來説，我們是全球投資者，投資領域廣泛，不受特定行業或地區的限制。這樣，我們就能發現一些令人矚目的企業。我知道你之前邀請過 Bending Spoons 的創始人盧卡・法拉利（Luca Ferrari）參加節目，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Bending Spoons 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籌資金發展起來的，它打造了一種極具可擴展性的商業模式，盈利能力讓很多公司羨慕不已。它通過避開過度資本化的陷阱，實現了自身的發展。

主持人：

在Baillie Gifford 內部，你們會因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過高而刻意避開投資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不會簡單地説不投資，而是會思考價值會在哪裏產生。如果我們要持有一家企業十年，我們會考慮從長期來看，哪些因素能夠決定企業在收入和利潤方面取得成功。

這涉及到競爭優勢、企業文化等一些較為抽象的因素。

我們確實投資了一些處於人工智能領域變革前沿的公司，比如 Databricks，我們是它的股東；還有 Tenstorrent，這家公司專注於芯片和基礎設施領域，我們也對其進行了投資。我們在這個領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尚未對大型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公司進行投資。

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公司的產品不夠出色或者收入規模不夠大，而是因為我們仍在探索在大語言模型層面，什麼樣的競爭優勢纔是可持續的。我認為在基礎設施層面和產品分銷層面，我們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但在大語言模型領域，存在着開源模型、Deep SE 等因素帶來的同質化競爭。

主持人：

我完全同意這一點，大家似乎都認同大語言模型處於中間層，存在同質化競爭的問題。

但當我們看向應用層時，這些公司在收入方面的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從 Midjourney 到 Lovable、Bolts 等公司，它們每週的收入增長可達數百萬美元。因此，這些公司的估值也非常高。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名嚴謹的投資者，你還能在應用層進行投資嗎？

Peter Singlehurst：

嚴謹的投資思維並不意味着你要完全避開某些領域或行業。如果你對一家公司的成功有足夠的信心，就應該深入研究其估值。

成為一名嚴謹的投資者並不意味着你永遠不會支付高於某個倍數的價格，當你發現一家真正特別的公司時，就應該認真考慮其估值。當然，風險在於你可能會認為每一家公司都很特別，從而過度關注估值。關鍵在於要明智地選擇在什麼時候為一家公司支付高價。

你知道我真正擔心的是什麼嗎？我擔心我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增長模式，這可能會誤導一代企業。我們投資的一些企業，它們的收入增長速度不再是從 200 萬美元增長到 1 億美元，而是實現數倍的增長。

主持人：

這種增長模式的改變是否意味着，對於這些企業來説，僅僅依靠這種增長已經不足以獲得 C 輪、D 輪或 E 輪融資了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也認為，仍然會有一些來自人工智能時代之前的企業，它們憑藉獨特的產品開發方式，難以被人工智能複製，依然能夠成為卓越的企業。回到金融科技領域，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類公司面臨着諸多挑戰和複雜情況，比如如何應對監管，人工智能無疑會對這個領域產生影響。但在構建這些產品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不會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而被輕易解決。

主持人：

當你考慮企業的競爭力和收入質量時，我最近讀了漢密爾頓・赫爾默（Hamilton Helmer）的《七大力量》，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棒。你讀過這本書嗎？如果沒有，我一定要推薦給你。這本書主要分析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將其歸納為七個不同的因素。你在評估一家公司的價值可持續性時，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確實有自己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追溯到我在長期全球增長團隊工作的時候。我們稱之為 “十大問題” 框架。我不會詳細闡述這十個問題，但這些問題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方面。

前幾個問題主要關注公司在未來 5 年、10 年甚至更長期的增長機會；接下來的問題涉及公司成功的持久決定因素，產品是其中之一，還有競爭優勢，以及競爭優勢如何隨着時間和規模的變化而演變；第三個方面可能是最抽象但也是最重要的，即企業文化，這其中當然包括管理團隊及其執行力。

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簡單地判斷企業文化的好壞，而是看企業文化與公司的特定目標或使命是否契合；

最後一個方面是財務分析，比如這家公司能否成為一家股權回報率高的企業，我們會參考同行業高回報企業的案例，分析在特定行業中，是什麼因素導致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有高有低。

在估值方面，我們採用的方法更接近公共市場的估值方法，因為我們試圖尋找那些我們認為具有長期內在價值，且內在價值遠高於當前市場價格的公司進行投資。

主持人：

你提到了持久的競爭優勢。如今，隨着新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斷湧現，許多現有企業的商業模式受到衝擊。在技術公司面臨如此快速變化的情況下，你認為還能準確預測企業的持久競爭優勢嗎？

Peter Singlehurst：

這取決於競爭優勢是體現在產品上還是其他方面。通常，最持久的競爭優勢並非源於某一款特定產品，比如不是因為我的杯子比你的杯子好，我就能一直比你賣得多。

以 Bending Spoons 為例，它的競爭優勢並非在於其某一款具體的應用程序，而是在於它的併購策略、商業戰略，以及將收購的企業整合到一套共享的服務和工具中的能力，這些服務和工具能夠幫助企業發展，提升產品質量，創造自由現金流。

而且，競爭優勢往往與創始人的企業文化和性格深度融合，以及他們所打造的組織架構密切相關。那麼，這種競爭優勢會隨着時間減弱嗎？

當然會。但它會被人工智能摧毀嗎？我不確定，我認為它比這更具持久性。如果一家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是其產品比其他公司的好，比如他們的小部件更好，那麼人工智能有可能製造出更好的小部件，從而削弱其競爭優勢。但如果競爭優勢體現在其他方面，情況就有所不同。

主持人：

在投資過程中，創始人擔任首席執行官的公司和非創始人擔任首席執行官的公司之間，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呢？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今年早些時候對這個問題有過相關論述，我很好奇，你在提到組織和文化時，是否有數據表明創始人領導的公司在持久性和可持續性方面比非創始人領導的公司更具優勢呢？

Peter Singlehurst：

雖然具體數據可能會有一些偏差，但大致情況是，我們規模最大的 10 筆投資中，有 9 筆投資的公司仍是由創始人領導。即便在我們所投資的大規模企業中，我們仍明顯傾向於投資由創始人領導的企業。

這主要是因為，如果一家公司年收入達到 2 億美元，而創始人卻無法將公司帶到這個規模，往往在我們介入之前，公司就已經經歷了多次管理層變動。而且，我們在篩選投資對象時，仍然非常看好由創始人領導的企業。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非創始人領導的企業中就沒有優秀的公司，比如 Vinted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之前和託馬斯聊過 Project Europe 項目，你們在這個項目上取得的成績非常驚人。Vinted 就是由非創始人領導，並且實現了巨大的變革，這真的令人難以置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就像是重新創立了一家企業，我覺得這種説法很恰當，我完全同意。我是一名播客主播，所以在表達方面可能會更擅長一些。

主持人：

你把增長視為首要考量因素。就像 Bending Spoons，其公開報道的營收數據非常亮眼，估值達到 50 億美元。在進行投資時，你們會做收益情景規劃嗎？比如，考慮如果發生 X 和 Y 情況，公司市值會達到 250 億美元，這樣我們就能獲得 5 倍回報？

Peter Singlehurst：

是的，我們在評估每一家公司時，都會以一種非常一致的方式對其潛在收益進行建模。我們通常會設定一個目標，即期望投資能夠實現 5 倍的回報。在建模過程中，我們保持對收益倍數的一致性設定，同時測試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概率和假設條件。這樣做可以讓我們在不同投資案例之間進行比較。

當然，我們也會關注所投資公司的長期收益和更高的潛在回報，但基礎建模始終圍繞 5 倍回報展開。

那麼，對於實現 5 倍回報的概率，你們認為可接受的範圍是多少呢？是不是隻要我們認為有 80% 的可能性，就會進行投資？如果概率低於 80% 就不投資，因為任何投資都至少有 1% 的成功概率，對吧？

實際上，可接受的概率遠沒有那麼高。如果有人認為一項投資有 80% 的概率實現 5 倍回報，那可能是對投資的概率和信心過於樂觀了。

從長期或高收益情景來看，5 倍回報的投資並非易事。回顧 30 年的公開市場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如果隨機選擇一家公司，其實現 5 倍增長的概率大約只有 5%。所以，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家公司，認為它有 30% - 40% 的概率實現 5 倍增長，那就是非常不錯的投資機會。只要概率在 30% - 50% 之間，我們通常都會考慮進行投資。

主持人：

你如何看待投資期限呢？從你們的投資結構來看，理論上投資期限是開放式的，不需要過多考慮期限問題。但資金始終存在機會成本，它可以在其他地方實現更好的複利增長。你是如何平衡投資期限和等待收益的意願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具體的基金類型。我們有些基金可以進行資本循環，在這類基金中，我們能夠對從私有公司轉為上市公司的投資進行減持，並將回收的資本重新投入到新的私有企業中。

當我們認為新投資的公司比繼續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能帶來更高的潛在收益時，就會進行這樣的操作。而對於我們管理的其他更傳統的基金結構，即有固定期限的有限合夥基金，雖然也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資本循環，但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保持較高的投資標準，並且要有耐心。

以我們最近募集的一隻基金為例，該基金於 2021 年完成募集，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我們的投資部署非常少，因為當時市場估值仍然過高，市場上還存在各種利用可轉換債券進行的操作，大家都在假裝公司的估值還維持在 2021 年的水平。直到去年，我們才開始發現一些優質的企業，而且價格也比較合理，同時，市場上關於估值和投資結構的一些不合理現象也有所減少，於是我們從 2024 年開始加大了投資力度。

主持人：

不過，彼得，目前的投資價格似乎並沒有明顯改善，也許我們關注的市場有所不同，但現在的市場看起來並沒有恢復到理性和冷靜的狀態。

Peter Singlehurst：

這取決於你觀察的角度。從數據來看，美國 C 輪及以後融資輪次的估值倍數低於 2021 年的水平，儘管仍然處於較高位置。我其實不太關注這些數據報告，因為它們統計的樣本量太大，包含了很多普通的 C 輪融資案例，而我更關心那些有可能帶來 25 倍回報的少數優質 C 輪項目。

主持人：

投資就像是一場尋找 outliers（異常值）的遊戲，對於那些表現突出的公司，市場對它們的瞭解更多，投資資金也會更快地向它們集中，導致它們的融資價格大幅上漲。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一些 C 輪和 D 輪融資的價格高得離譜，出現了 50 億美元甚至 100 億美元的鉅額融資輪次。

Peter Singlehurst：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我認為市場正越來越傾向於少數幾個知名企業。這背後存在一種可以理解的人類心理因素，整個行業仍在消化 2021 年市場過熱以及 2022 年市場回調帶來的影響。當一個行業或生態系統經歷了一段動盪時期後，人們會尋求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往往來自於與同行保持一致，避免做出過於不同的決策。其實我們一直都是這樣，這也是我們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做出相應投資決策的原因。

主持人：

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講的是一個男孩和老師。在數學課上，老師問：“羊圈裏有 8 只羊，1 只跳了出去，還剩幾隻？” 男孩是唯一回答 “一隻都不剩” 的學生。老師説：“你答錯了，你根本不懂數學。” 男孩則回應：“不，是你不懂羊。” 這個故事很精彩，它生動地反映了我們在投資領域的行為。我們就像羊羣一樣，盲目地跟隨大眾的決策。

就像你説的，如果關注金融科技領域，或者 Web3（雖然我不確定 Web3 現在是否還熱門），也許能找到一些價格合理的投資機會。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你説得對。所以，我覺得儘量拓寬投資視野非常重要。這樣，在合適的時機，我們既可以涉足那些熱門領域，尋找優質的投資標的，也可以關注其他領域。我們的投資範圍涵蓋了大約 2000 - 3000 家公司，作為一個團隊，我們有能力對這些公司進行研究和跟蹤。以去年為例，我們在 6 個不同的國家進行了投資，這並不是為了追求投資的獨特性，而是因為我們在全球各地都發現了優秀的企業，其中很多企業並不為大眾所熟知。

除了 Bending Spoons，我們去年還投資了一家葡萄牙企業、一家巴西公司、一家印度公司以及一家以色列公司。説到巴西和印度的投資，我可能會因為接下來的觀點受到一些批評。

巴西在大規模企業的退出渠道方面表現不佳，除了 Nubank，大家都説 Nubank 是 20 年來巴西唯一成功的案例，還有一些其他公司，但規模都不大。而印度在科技生態系統方面一直表現出色，現在正是投資的好時機，但我們仍在等待合適的退出機會。你們在投資時是如何考慮宏觀市場風險的呢？

我認為，如果忽視宏觀市場風險，那是非常不明智的。但作為投資者，我們的工作就是合理評估風險，並確保所支付的價格能夠補償我們承擔的風險。作為成長型投資者，我們要為公司在成長為當前規模數倍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定價，同時考慮公司在退出和實現流動性方面的風險。我們願意承擔一定的風險，前提是能夠獲得相應的回報。而且，我們的投資期限非常長，這也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承受更多風險。

主持人：

你們會提前規劃企業所需的資金嗎？並且認真考慮投資所帶來的股權稀釋問題嗎？

Peter Singlehurst：

當然，我們會提前規劃，思考應該為不同的公司預留多少資金。像 Uber、DoorDash、Instacart 這類消耗大量現金的企業，與傳統的企業軟件公司相比，資金需求差異很大，傳統企業軟件公司對資金的需求相對較少。我們會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確保投資組閤中的資金需求結構合理。

去年，我們投資的很多公司已經實現盈利，或者在今年有望實現盈利。對於這些公司來説，股權稀釋對投資的影響就小得多，因為它們能夠實現自我資金支持。但如果公司盈利的同時沒有保持足夠的增長速度，重新回到增長軌道，這仍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們行業中普遍存在的一個誤解，大家總是在討論增長和盈利之間的權衡，實際上，更應該關注的是投資資本的增量回報，以及企業的長期股權回報率。

主持人：

亞馬遜的發展模式符合你所説的理論嗎？顯然，亞馬遜多年來一直沒有盈利，而是持續將資金投入到新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中。這與你所説的理論相符嗎？

Peter Singlehurst：

對我們公司來説，亞馬遜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投資。我個人並沒有直接參與這項投資，但我們公司在 2004 年首次投資了亞馬遜。多年來，我們見證了亞馬遜從長期虧損到實現盈利的發展歷程。

特斯拉也是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們在 2013 年首次投資特斯拉。在投資這些公司的初期，它們都處於虧損狀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因為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而受到質疑。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了它們的業務擴張、增長潛力以及持久的競爭優勢逐漸顯現，最終實現了規模擴張和盈利。

主持人：

你認為現在有沒有哪家公司，在投資初期可能不被看好，但未來有潛力成為行業巨頭呢？

Peter Singlehurst：

你是指像字節跳動這樣的公司嗎？

主持人：

你為什麼會這麼問呢？你又是如何看待投資字節跳動所面臨的風險呢？畢竟，美國政府可能會採取行動，比如封禁 TikTok，這可能會對字節跳動的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Peter Singlehurst：

字節跳動是一家非常了不起的公司，它在中國市場展現出了驚人的營收和利潤增長能力。旗下的產品，如抖音（在中國的版本為 Douyin）和今日頭條（Toutiao），分別在短視頻和新聞資訊領域佔據領先地位。

字節跳動在中國的在線廣告市場處於領先地位，同時在電商領域也排名前三，規模龐大。雖然 TikTok 在美國市場擁有龐大的用戶基礎，如果它能在美國繼續成功發展，無疑會對字節跳動的業務產生積極影響。但我們對字節跳動的投資主要基於其在中國市場的業務表現。即便 TikTok 在美國被封禁，我們認為投資字節跳動仍然有機會獲得至少 5 倍的回報。

主持人：

如果 TikTok 美國業務被封禁，這對字節跳動的整體業務會產生多大影響呢？比如，影響程度是 5%、20% 還是 25%？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的基本假設是 TikTok 美國業務會被封禁，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認為有途徑實現至少 5 倍的投資回報。

主持人：

你們是什麼時候投資字節跳動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大概是 2019 年，我們的投資不算特別早，但自投資以來，字節跳動的發展非常迅速。

主持人：

你如何看待字節跳動的流動性問題呢？我認識很多有限合夥人（LP），他們通過直接投資或參與不同的基金間接持有字節跳動的股份，他們都在關注字節跳動何時能夠為投資者提供退出渠道。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字節跳動最終會選擇上市，可能在美國或香港上市，其中一個上市地點的可能性相對更大一些。

主持人：

考慮到當前中美關係的現狀，你認為字節跳動還有可能在美國上市嗎？

Peter Singlehurst：

目前，由於中美之間的一些不確定因素，很難排除任何可能性。不過，字節跳動的盈利能力很強，有公開報道稱它會回購自己的股票。

主持人：

我們剛才討論了公司上市的問題，我實際上想問的是，在當前企業私有化期限延長的背景下，公司為什麼還要上市呢？就像我之前在節目中聽到有人説，如果一家公司需要一個 25 歲的銀行分析師來告訴它應該提高利潤率，那麼這家公司可能並不是一家優秀的企業。在資本市場私有化窗口延長的情況下，公司還有必要上市嗎？

Peter Singlehurst：

説實話，我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這也是我選擇投資私有公司，代表客戶進行私有公司投資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

不過，我是在一家大型公共市場投資機構工作，你認為這對我的投資理念有影響嗎？

我認為這並沒有改變我的投資理念，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它。因為現在私募市場的資金供應充足，企業可以更長時間保持私有狀態。但我認為這背後的原因更為複雜，並不單純是私募市場資金週期的影響。如今，人們逐漸認識到，企業通過更長時間保持私有狀態，可以更好地專注於業務發展，打造更強大的企業。

主持人：

你認為為什麼會這樣呢？

Peter Singlehurst：

專注是一個關鍵因素。成為一家上市公司並非易事，不僅要滿足嚴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而且公司的股東可能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持有公司股票，這些目的可能與公司的長期發展目標不一致。

上市公司的所有經營活動都在公眾的監督之下，競爭對手幾乎可以瞭解到公司的所有業務信息，因為公司需要向股東詳細披露這些信息。這對公司來説是巨大的挑戰。我非常欽佩那些成功上市並在公開市場取得良好發展的公司，因為這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認為企業意識到通過保持私有狀態可以更好地聚焦業務發展。當然，上市也有一些好處。例如，員工可以通過上市獲得變現機會，這一點現在也可以通過大規模的私募二級市場交易來實現。如果一家公司有併購需求，上市後擁有公開交易的股票可以為其提供便利。

對於處於受監管行業的公司來説，上市也有助於滿足監管要求。我曾經是 Epic Games 的股東，這家公司自 1992 年以來一直保持私有狀態。

我曾經問過 Epic Games 的創始人蒂姆・斯威尼（Tim Sweeney），他是如何看待公司上市問題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説在某些時候，上市可能會比保持私有狀態更有利，但目前來看，保持私有狀態對公司更為有利。不過，隨着公司業務的發展，當公司對資金流動性、併購或監管合規等方面有需求時，上市可能會成為更合適的選擇。

主持人：

如果企業長期保持私有狀態，由大量資金支持發展，而我們以往主要通過首次公開募股（IPO）實現投資退出，那麼現在該如何實現流動性呢？比如，如果 Stripe 計劃再保持 10 年私有狀態，我們就只能一直持有股份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大型公司主導的二級融資輪次正逐漸興起。像 Stripe、Databricks 等公司，它們的二級融資輪次越來越普遍。我不認為未來會出現專門針對私有公司的股票交易所，因為私有公司的股權結構非常複雜，存在多種股權類別、特殊權利安排以及公司控制權等問題，這些因素使得建立這樣的交易所面臨諸多困難。不過，也許未來這些私有公司會變得非常盈利，持續增長，並開始向股東支付股息，這可能會成為投資者實現流動性的一種方式。

主持人：

你們參與了 Databricks 600 億美元的融資輪次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記得我們首次投資 Databricks 時，它的估值約為 300 億美元。在後續的融資輪次中，我們參與了部分投資，但具體到 600 億美元的那輪融資，我們進行了一定的投資，但並沒有大幅追加投資。

主持人：

你認為從 600 億美元的估值來看，Databricks 有機會實現 5 倍回報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認為有機會，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 600 億美元那輪融資中的投資策略與加倍投入有所不同。我們投入了少量額外資金，但並沒有大規模增加投資。

主持人：

你認為現在很多進行大規模投資的私募投資者，從風險投資轉向類似首次公開募股前的投資階段，他們會面臨風險嗎？

Peter Singlehurst：

過去 10 年，成長階段私有公司投資領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類公司過去通常是上市公司，由公共市場投資機構持有。但現在企業選擇保持私有狀態的時間越來越長，傳統的長期投資者逐漸被擠出這一領域，市場出現了空白。

一些機會主義者趁機進入，包括對沖基金和一些早期階段的投資者成立的成長階段基金。他們開始投資這類公司，但他們之前並沒有在這個階段和規模投資的經驗。2021 年之後，很多這類投資者被市場淘汰，但仍有一些留存下來，並且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

我希望他們能夠積累真正的投資經驗，學會如何在這個階段和規模管理投資組合。因為我們希望市場上有理性的投資者，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對公司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使市場定價更加合理。雖然現在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但我認為市場正朝着機構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比如，我們是Anduril的股東，去年我們首次投資這家公司。在我們參與的那輪融資中，除了公司內部人員，新加入的投資者大多是傳統的公共市場投資者，他們也具備一定的私募投資能力。這是因為公司需要那些有經驗的投資者，能夠在公司成長的這個階段提供支持，並幫助公司順利過渡到公開市場。

主持人：

能談談投資Anduril 的決策背後的邏輯嗎？我非常看好Anduril，我對投資它有很多想法。但你們為什麼對它如此感興趣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可以詳細説説這家公司的情況。Anduril讓我聯想到我們之前在另外兩家公司上看到的模式，那就是特斯拉（Tesla）和 SpaceX。Anduril開發的產品大多由軟件驅動，不過解決的都是非常棘手的技術硬件問題。他們已經證明瞭產品的可行性，也有消費者願意購買，所以產品與市場的契合度不存在問題。

而且，他們所處的市場規模龐大，並且在過去幾十年裏變化不大。目前，Anduril與最接近的私有競爭對手之間存在着明顯差距。2013 年的特斯拉和 2018 年的 SpaceX 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結合 —— 解決了極其困難的硬件問題、處於變化緩慢的行業，以及與其他私有競爭對手拉開的差距，讓我們對Anduril很感興趣。

他們已經證明產品可行，也有消費者願意購買，所以產品與市場的契合度不存在問題。而且，他們所處的市場規模龐大，並且在過去幾十年裏變化不大。目前，Anduril與最接近的私有競爭對手之間存在着明顯差距。2013 年的特斯拉和 2018 年的 SpaceX 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結合 —— 解決了極其困難的硬件問題、處於變化緩慢的行業，以及與其他私有競爭對手拉開的差距，讓我們對Anduril 很感興趣。

主持人：

你提到他們希望引入既熟悉公開市場又參與私募投資的人。我們看到一些公司採用常青基金結構，認為作為私募投資者能獲得不對稱信息，進而比公開市場投資者或有限合夥人（LPs）更有效地管理投資組合。你認同這種觀點嗎？還是説，你認為管理私募投資組合和公開市場投資組合在思維方式上存在本質差異？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兩者存在顯著差異。比如，尋找投資機會的方式在私募市場和公開市場截然不同。不過，核心的分析問題大致相似。雖然獲取信息的來源不同，但無論投資私募還是公開市場的公司，都在尋找具備相同特質的企業，簡單來説，就是那些有潛力實現數倍增長且能獲得高股權回報率的公司。我認為，成為成長型公司的優秀股東，在理念上存在很大差異，不僅私募股權和公開市場股權有所不同，成長型投資和風險投資也不一樣。

主持人：

你拿Anduril和 SpaceX、特斯拉作比較，我覺得很有道理。不過，我們看到 SpaceX 和特斯拉都受到了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政治立場的影響。你如何看待這一風險？

Peter Singlehurst：

我對此感到擔憂。人們常常忽略，SpaceX 有一個出色的管理團隊，並非只有埃隆・馬斯克。這個團隊的成員能夠保持低調，或許正是因為馬斯克太過耀眼。這讓我們稍感安心，但這確實是個問題。不過，如果像加拿大（SpaceX 的第二大市場）、墨西哥（第三大市場）等地區取消與 SpaceX 的合同，即便管理團隊再低調也無濟於事。

主持人：

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何時會成為關鍵的弱點呢？當看到Anduril、SpaceX、特斯拉這類公司越來越多地涉足國防、硬科技等領域，致力於解決極具挑戰性的技術難題時，我擔心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投資者，在這個全新的、充滿挑戰的技術領域可能已經跟不上步伐。不再是像以前那樣，企業投資實現數倍增長就足夠了。那麼，成為風險投資家的經驗法則是否已經改變？

Peter Singlehurst：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技術領域的專家或投資者。我投資的是公司，是企業。這些企業常常利用技術打造出極具擴展性且高回報的商業模式。但我不是技術研究者，而是企業和商業模式研究者。我的團隊裏有對技術本身更感興趣，同時也熱愛投資和企業的人。我的關注點 —— 這或許讓我在成長型投資領域比在風險投資領域更有優勢 —— 在於理解優秀的企業，而非優秀的技術。

主持人：

如今在投資領域，你最擔心的是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逆全球化。我們是全球投資者，多年來的成功得益於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有趣的投資公司。我們常跟客戶講，Baillie Gifford 的第一筆投資是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橡膠種植園，當時生產的橡膠用於福特 T 型車的輪胎。

我們的第一筆私募投資也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我們身處蘇格蘭的愛丁堡，這裏可供投資的公司並不多，所以我們的投資範圍、客戶羣體一直都是全球化的。從投資角度，也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我擔心進入一個國家間壁壘增多、聯繫減弱的時代，因為我認為這不利於投資，對我們人類發展也不利。

主持人：

你認為中國仍是一個巨大的投資機遇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是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極具潛力的投資市場。

主持人：

你們還在積極投資中國市場嗎？

Peter Singlehurst：

是的。在公開市場，我們在中國有團隊，持續關注投資機會。投資中國肯定存在額外風險，但承擔風險也應該獲得相應回報。我很認同 “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別人貪婪時我恐懼” 這句話。現在大家都對中國投資持謹慎態度，如果所有人都説中國不可投資，你最好去質疑這種觀點，反問自己 “真的是這樣嗎？我是不是該去考察一下”。我希望今年夏天能去中國，我已經很久沒去了。我們會繼續在中國尋找投資機會。

主持人：

能否介紹一下 Baillie Gifford 的投資流程？就私募公司投資而言，你們內部的投資決策過程是怎樣的？

Peter Singlehurst：

投資決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層層篩選的過程。以去年為例，我們接觸了 1000 家公司，研究了 600 個私募融資項目，對其中 65 個項目進行了初步篩選，深入調研了 30 個項目，最終進行了 11 項新投資。

我們的調研最終會形成 “10Q” 報告，如果你看過，就會發現這些報告不像 PPT，而是類似論文。每週四下午，我們整個團隊會坐下來討論這些報告。每次討論的時間在逐漸延長，因為每次討論結束時，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目前每次討論時長為一個半小時。投資委員會會在週五下午開會，委員會成員只有 4 人，由我們來決定投資項目。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後續跟進事項。對於我們的專項基金來説，這 4 人是核心決策團隊。

主持人：

這 11 項投資的金額範圍是多少？

Peter Singlehurst：

投資金額跨度較大，因為我們從不同的資金池中進行投資，金額從 1000 萬美元到 1.5 億美元不等。

主持人：

投資時，流程和心理上會有什麼不同？

Peter Singlehurst：

追加投資時，我們會重新審視投資項目，更新 “10Q” 報告，再次評估 5 倍回報的可能性。一般來説，大致有三種決策情況。如果要對一家公司加倍投入，那肯定要看到 5 倍回報的潛力；如果是小額追加投資，只要公司發展方向正確，這就是作為優秀投資者會做的常規操作；當然，也有可能決定不追加投資，比如我們看不到預期的執行效果，或者認為估值不合理。

主持人：

有沒有哪次投資，事後看來，你覺得當初就該投資但卻放棄了？

Peter Singlehurst：

有，Coinbase。我們當初應該投資 Coinbase。

主持人：

為什麼沒投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當時做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電子表格，估算比特幣需要達到的交易量和流動性，才能讓 Coinbase 實現 5 倍回報。我自認為這個模型很精妙，但結果卻大錯特錯。

主持人：

你會擔心過度依賴模型嗎？

Peter Singlehurst：

會的，這始終是個風險。而且不只是模型的問題，有時候我們會過度理性分析，把事情複雜化。有些最好的投資機會其實很明顯，雖説不是所有投資都這麼顯而易見。

要説最明顯的投資，這得回溯到我做公開市場投資的時候。2013 年我們投資特斯拉，在當時看來就很明顯。2013 年的時候，他們已經賣出了數萬輛 Model S，還有很多人支付定金預訂這款車，這證明他們能造出消費者想要的汽車，之前的 Roadster 也證明瞭這一點。當時的問題在於執行，他們能否生產出足夠數量的汽車。但看看公司的團隊，裏面有建造汽車工廠、實現汽車規模化生產經驗的人。所以在當時，投資特斯拉的決定似乎很明顯，那時特斯拉的市值是 30 億美元。

主持人：

我來進行快速問答。我説一個簡短的表述，你直接説出你的想法。你相信但周圍很多人不相信的事是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我相信作為一名多領域、全球化的投資者，專注於成長型股權投資，依然能為客戶創造真正的價值。

主持人：

如果你可以買入並持有一隻股票 10 年，你會選哪隻，為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Bending Spoons。因為我認為他們的商業模式、企業文化都非常出色，而且有機會像免疫細胞一樣，收購那些產品不錯但經營不善的公司，從中創造大量利潤和自由現金流。

主持人：

你最喜歡他們商業模式的哪一點？

Peter Singlehurst：

他們有一套通用的工具，能從用戶角度優化任何一款消費級數字應用，增加營收，提高運營效率。他們的目標市場基本上是風險投資生態系統裏那些有好產品但經營不佳的公司。

通過將這些公司納入旗下，Bending Spoons 能把好產品變成卓越的業務。核心風險主要在於收購價格的敏感度，以及能否在更大規模上持續這種模式。有趣的是，我之前和他們收購的一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聊過，他説收購過程很有意思，沒有討價還價，就是直接給出方案，願意就合作，不願意也沒關係，非常乾脆。整個過程非常順利，我很欣賞這種不拖泥帶水的方式。

主持人：

如果知道自己不會失敗，你會怎麼做？

Peter Singlehurst：

如果知道自己不會失敗，那風險承受能力肯定會無限提高，會去冒一些看似荒謬的風險，因為知道自己肯定能成功。也許會成為一名早期生物技術投資者，因為知道投資的每一家超早期公司都能研發出重磅藥物，回報會高得驚人。

主持人：

你最尊敬的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是誰，為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我非常尊敬 Wise 的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托（Kristo）。他是一位傑出的領導者，對低成本、高效地轉移資金這件事充滿熱情。他非常關心客戶和業務，在創建企業方面有着獨特而深刻的見解。我見證了 Wise 的成長，也看到他隨着公司的發展而不斷進步。

主持人：

如果可以改變 Baillie Gifford 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一件事，你會改變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我希望在做每一項投資決策時能有更多時間。現在要消化團隊的工作成果並做出投資決策，時間總是很緊張。我希望能有三到五倍，甚至十倍的時間，深入思考這些投資決策。但一天就那麼多小時，我們只能在現有時間框架內工作。

主持人：

OpenAI 估值 300 億美元、Grok 估值 50 億美元、Anthropic 估值 60 億美元，你會買入哪家，賣出哪家？

Peter Singlehurst：

天哪，我非得選一家買入嗎？如果可以的話，我一家都不買。

這並不是因為我不看好這些公司，而是我還不確定在大型語言模型領域，怎樣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優勢。在沒有明確的投資邏輯之前，我無法確定該買入哪家公司。

你不認為產品化和品牌很重要嗎？品牌，尤其是面向消費者的品牌，以及產品的分發渠道確實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谷歌（Google）是目前最被低估的公司之一。看看他們面向消費者的分發渠道，以及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潛力，谷歌有着巨大的機會。按照這個邏輯，你也會提到微軟（Microsoft），對吧？是的，微軟也有類似的優勢。

主持人：

在過去 12 個月裏，你改變想法最多的事情是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有很多。比如，關於為公司創造價值這件事，多年來我一直都想錯了。

以前我總説，在成長型投資階段，創造價值這個概念並不適用，公司自己應該知道該怎麼做。在運營方面，公司確實大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我忽略了成長型公司在很多特定方面的需求，比如如何有效地上市、如何成為一家優秀的上市公司、如何組建一個出色的獨立董事團隊等等。過去幾年我才意識到，成長型公司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幫助，而我們有能力為他們提供支持。

主持人：

成為父親後，你的投資心態或者你喜歡投資的公司類型有變化嗎？

Peter Singlehurst：

我覺得投資方式沒有改變，但世界觀有了很大變化。

主持人：

世界觀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Peter Singlehurst：

當你成為父母后，會有一個小生命誕生，這個小生命從很小一點點，很快就會長大。你會無比關心這個小生命，對他負有難以想象的責任。這種責任感是其他事情無法比擬的。成為父母后，生活中的美好變得更加美好，困難也變得更加困難，一切都被放大了。

主持人：

為什麼很少有人離開 Baillie Gifford 呢？在風險投資行業，大家總是進進出出，但你們公司的人似乎都很穩定，而且公司還在愛丁堡。愛丁堡是個很宜居的地方，但我這麼説不是想冒犯愛丁堡，只是覺得這有點奇怪。

Peter Singlehurst：

我們公司已經有 115 年的歷史，是一家合夥制企業，採用無限責任的代際合夥模式。從收益分配的角度來看，收益歸公司所有，然後我們通過獎金的形式給員工發錢，類似於一種合成收益分配方式。

公司的運營模式是，一代又一代的合夥人負責公司的運營，為客戶服務。公司的目標是為客戶創造最大價值，同時確保公司能更好地傳承給下一代合夥人。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在 Baillie Gifford 工作了一輩子的人，對客戶和公司都有着深厚的責任感，希望能把公司經營得比我們加入時更好，然後交給下一代合夥人。Baillie Gifford 是一家了不起的機構，作為一名投資學習者，我非常尊重這裏的團隊和他們的故事。

主持人：

最後一個問題，展望未來 10 年，你最樂觀的是什麼？

Peter Singlehurst：

我希望以積極的態度結束這次交流。我對目前公司進入成長型投資階段的市場環境感到非常興奮和樂觀。

回到之前提到的，年收入在 2 億美元左右的公司，產品風險已經降低。現在有大量獲得風險投資的公司進入我們關注的市場，就像很多人在牆上扔意大利麪條（嘗試各種機會），我們可以看看哪些能成功。對於成長型投資者來説，這是個很好的時機，因為有很多實驗在進行，我們能看到哪些模式可行。而且，現在有經驗的創業者和企業管理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人力資源比以前更好。

主持人：

我能打斷一下嗎？那些年收入 2 億美元、增長率 15% 左右的公司，對你們來説可能不夠好，對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來説也不夠好，也達不到上市標準，這類公司會怎樣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認為這對 Bending Spoons 來説是個機會。這些公司雖然作為獨立企業表現一般，但 Bending Spoons 可以收購它們，改進產品，實現盈利，讓這些公司變得非常有價值。這些公司雖然無法獨立發展得很好，但在合適的資本配置者手中，它們能產生大量自由現金流。

主持人：

你會去 Bending Spoons 做首席財務官（CFO）嗎？如果盧卡（Luka）打電話邀請你。

Peter Singlehurst：

現在他們的 CFO 大衞（David）做得非常出色，我去了可能也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説回我對未來 10 年感到樂觀的原因，當前的資本環境也很重要。雖然市場上有些領域仍然比較活躍，但整體來看，市場資金既沒有過剩也沒有不足，處於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投資，但又不會多到影響企業的長期發展質量。綜合來看，大量的創業嘗試、豐富的人力資源和適量的金融資本，讓我對在這個市場進行投資充滿期待。

主持人：

彼得，非常感謝你抽出時間參與這次交流。你非常謙遜，思維獨特，和你交流讓我受益匪淺。我很珍惜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感謝你今天如此坦誠地分享。

Peter Singlehurst：

能再次見到你我也很高興，哈里。我非常享受這次對話，感謝你邀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