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北京商報
文章提出穩增長政策應重視收入分配結構與促消費、穩增長的關係。作者分析宏觀收入分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針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低、再分配調節不夠合理、民生領域支出有待增加等實際情況，從增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引導需求結構向消費傾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同時，文章基於對政府債務提升空間的測算，提出通過增發國債等政策彌補資金缺口，優化資金使用。文章系統論證了再分配政策對消費的傳導路徑，指出政策應兼顧短期刺激與長期改革、平衡消費與投資，為有關部門優化收入分配格局、釋放內需潛力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方向。
2024年我國順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全年GDP按年增長5.0%，其中四季度增長5.4%，為年內最高增速，成績來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很多積極變化只是初步的，仍需夯實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隨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內需重要性將更加突出，尤其是消費將在今年經濟增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政策着力點也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
由於居民和政府兩大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及其消費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消費發展水平，完善再分配機制，可能是激發消費內生動力、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把「鑰匙」。「再分配」是指政府或公共部門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對初次分配（往往是由市場機制主導的）形成的收入或財富進行二次調節的過程。
人們往往更關注「再分配」在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再分配」的影響還不止於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穩增長政策應更加關注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主要是再分配影響消費，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我們認為，有關政策應兼顧短期與長期，將穩增長與促改革相結合，既有利當前，又惠及長遠，從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的層面着力，引導經濟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傾斜。一是增加對居民家庭的轉移支付，並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二是以政府購買增加民生領域投入，優化政府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撬動市場供給和有關投資；三是將稅制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着力解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引導消費；四是加大個人養老金稅優力度，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化，並帶動有關服務供給。
宏觀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宏觀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是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歷史較為悠久的研究主題。如果從企業、政府、居民部門間的收入份額的視角看，收入分配結構可以經由資源在消費、投資中的分配影響經濟增長。
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着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於投資、研發和生產擴張。如果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適中，且市場競爭充分，則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提高投資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漸擴大。如果收入持續由低收入階層向高收入階層轉移，貧富差距過大帶來的一個問題是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因為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其邊際消費傾向也是不同的。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而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較低，可能抑制消費需求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而如果居民部門的收入結構合理，能夠覆蓋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則能夠形成多元化的消費市場，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總體看，提高住戶部門收入是提升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改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有益選擇，同時也有助於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促進經濟與民生協同發展。
我國再分配調節機制有待改進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較低
如果把主要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做一個直接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居民部門的收入佔比明顯低於日本、德國和美國等主要國家。2022年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當然，簡單的國際比較有一定侷限性，因為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社會制度下的財政再分配的最優方案也是不同的。儘管如此，我國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是顯而易見的。
○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持續低於初次分配
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於居民部門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我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於收入，再分配後，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於初次分配時。
○我國民生領域支出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截至2023年末，我國社保支出僅佔GDP的3.1%（如表1中口徑1），加上醫療方面的開支後（口徑2）達到4.8%，社保、醫療、住房保障性支出合計（口徑3）佔GDP的5.5%。教育支出在嚴格意義上並不屬於社保範疇，主要國家的社保支出中也並未納入這一項，因此上述口徑3應當作為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比較的基準。而即使以最寬口徑來衡量（將我國社保、醫療、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加總，即口徑4），我國民生領域的政府支出也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
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
從逆周期調控的視角看，要使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提振，尤其是大力提振消費需求，主要還需倚重短期內的轉移支付。我們建議特別國債資金的使用可以較多地向這方面傾斜。
○增加對居民部門的短期轉移支付
首先，2025年消費品「以舊換新」還將進一步加力擴圍，建議可以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推動這些地區的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鼓勵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地區積極參與「兩新」政策，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在支持品類方面也還可以進一步拓展。此外，建議建立政策反饋機制，及時收集和處理企業及消費者的反饋意見，不斷完善政策內容和實施機制。
其次，還可以考慮增加對靈活就業人員、多孩家庭等群體的轉移支付。再者，在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的工具箱中，設定有效期的消費券具有顯著的時效性優勢。由於本輪消費券主要限定於家電、汽車、家裝等大宗消費領域，考慮到這些領域的購買周期相對較長，建議將消費券的使用有效期設定為3個月左右。
○提高個稅起徵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率，並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無論是「以舊換新」政策還是發放消費券，都只能作用於短期，而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改革可以成為調節可支配收入的舉措之一，為居民家庭提供穩定且持續的增量現金流。
我們建議，將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起點從現在的每月5000元上調至8000元，並適當調低中低收入群體的稅率。初步測算，將個稅起徵點提高到8000元/月後，稅收每年將減少約300億元，這僅佔2023年稅收總額的0.17%。關於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率，目前年收入10萬—20萬元的部分個稅稅率為10%，20萬—35萬元部分的個稅稅率為20%。建議各降低5個百分點，即年收入10萬—20萬元的部分稅率降到5%，20萬—35萬元的部分降到15%。由此稅收每年減少約1000多億元。以上兩項加起來，大約每年1300多億元。從整體來看，這一調整對國家財政的影響較小，但卻能為中低收入人群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相對較高，其收入的增加能夠有效促進消費。
從長期來看，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不僅能夠調節區域間的經濟不平衡，還能有效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建議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機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同時，完善轉移支付的資金使用和監管機制，確保資金能夠精準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引導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
增加民生支出、協同推進和深化服務業改革，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方式、合理引導市場預期，並帶動企業投資，促進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傾斜。
服務消費佔比提升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這一現象在美日等發達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2022年我國服務消費佔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僅52.3%，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總體來看，消費結構正在從商品消費逐步轉向服務消費，這一變化反映了消費升級的普遍規律。
○以政府購買撬動市場供給和相關投資
當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仍存在「重建設、輕服務」的傾向，民生領域投入佔比有待提升。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仍需優化，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於提升政府購買效率、撬動市場供給和帶動相關投資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以政府購買的方式增加民生支出，相當於為市場增加了一個確定的、具有實力的需求方，由此企業會增加相關領域的投資。例如，家政服務還有待向專業化、品牌化發展；在托育領域，生育政策調整使普惠托育成為剛性需求，政府需加大投入、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建更多普惠機構，培養托育人才以消化就業人群；在養老領域，我國智慧養老市場發展潛力可期，可開發銀髮經濟產業園區吸引社會資本，滿足老年人養老需求。
二是注重政府投資基金等創新財政工具的使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放大財政投入的政策效果。通過政府投資基金，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
○稅制改革應關注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關鍵期，而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經濟結構調整具有深遠影響。因此，稅制改革應着力解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引導消費，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在產業端，稅制改革需支持現代產業與消費升級融合。對先進製造業實施消費導向型稅收優惠，對研發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車等消費升級產品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持，並擴大現代服務業如養老托育、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增值稅留抵退稅範圍和力度。可以考慮建立創新消費稅收試驗機制，允許地方對夜間經濟、首發經濟等新業態給予稅收支持。
在需求端，稅制改革要着力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教育、養老、育兒等日常開銷納入專項附加扣除範圍。簡單來說，就是用此類支出更靈活地抵扣個稅。另外，進一步推進消費稅改革，適當下調智能家居、綠色建材等升級消費品稅率，以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和節能降耗。
○加大個人養老金稅優力度，並帶動有關服務供給
我國居民部門儲蓄比例較高，如果能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可以在不影響居民部門當期現金流的情況下，提升個人養老金賬戶認繳規模，這有助於提高養老金的整體替代率。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有助於提高人們當前的消費傾向。
一是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個人養老金賬戶稅率，提高人們使用個人養老金賬戶的積極性。二是完善對養老金融產品管理人（投資人）的激勵機制，提升養老金產品業績的穩健性和收益率。三是增加與個人養老金賬戶相關聯的服務，如根據個人養老金的繳存規模，匹配相應的照護、醫療健康等服務，鼓勵有關企業順應市場規律，增加服務供給和創新。
增發國債仍有空間，資金用途應更多向消費領域傾斜
我國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23年末G20中的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G7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23.4%。同期，我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為85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65.7%，其中，國債30萬億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0.7萬億元，隱性債務14.3萬億元。
利率、經濟增長以及赤字率是影響政府債務的三個主要因素。基於2024年我國政府負債率（65.7%），假設未來十年每年的赤字率為4%，GDP年均增速4%，平均每年GDP平減指數為0%，無風險利率為1.5%（目前我國政策利率，即7天OMO利率為1.5%），通過對我國未來的政府負債率進行模擬，我們得到2035年末的政府負債率為87.3%(見表1中的「基準情景」)，比2024年末提高21.6個百分點。其中，由利率貢獻9.9個百分點，財政赤字貢獻36.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貢獻-24.6個百分點。應該看到，如果債務的增加能有效帶動經濟增長，後者對槓桿率抬升的抑制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如果進一步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將赤字率提升至每年5%（見表2中的「情景一」），到2035年，我國政府部門債務仍可控制在當年GDP總量的100%以內。
情景二、情景三和情景四分別基於不同參數假設模擬了未來十年我國政府部門槓桿率的變化趨勢。其中，情景二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將無風險利率提高50BP至2%，則至2035年時我國政府槓桿率或超過90%，如果利率進一步提高（情景三假設無風險利率2.5%、赤字率4%），預計2035年我國政府槓桿率啱啱超過90%，較目前G20和G7國家的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以上。情景四調低了對經濟平均增速的假設，若未來十年我國GDP年均增速僅為3%，財政政策需保持較大力度（平均每年赤字率達到5%），在無風險利率為2%的情況下（實際可能更低），到2035年我國政府部門槓桿率將接近110%。我們認為情景四發生的概率很低，因其顯著低估了我國經濟增長潛力，對經濟下行周期中的利率假設也較為保守。
因此，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需要轉變觀念，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資金缺口。貨幣政策應配合財政政策，為增發國債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支持，並通過降低利率，減少政府債務的利息成本。從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看，增發特別國債，除了解決穩增長的資金約束，還有利於實現多重政策目標：一是增加長期國債供給，平抑債券市場的價格波動；二是有助於將國債買賣作為貨幣政策常用工具，加速我國貨幣政策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變。
在資金的用途方面，則需要在支持消費和投資、民生和建設之間取得平衡。首先，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消費的突出作用，是為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和方向，尤其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次，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就提出過「一要喫飯、二要建設」的財政原則，在大力推動投資建設的時期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國當前更需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而考慮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提振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於穩外資。
總而言之，完善再分配機制對促進消費是很重要的。應多措並舉，增加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傾向，引導經濟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同時，還需轉變觀念，通過增發國債等政策彌補資金缺口。在資金使用上，兼顧消費和投資，平衡民生和建設，由此增強消費內生動力，促進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