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APP獲悉，規模與優勢並不總是成正比，但在全球投資領域，"大"與"強"的關聯性卻顯而易見。美國金融體系猶如一顆獨立運轉的星球，憑藉強大的資金引力，讓美國企業與政府得以持續獲取低成本資本。這種資本優勢不僅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更賦予其競爭壁壘與超額回報能力，進而形成吸引全球資金的良性循環。

什麼是「美國例外論」?

經濟學家將這種獨特吸引力稱為"美國例外論"，這一概念源自政治理論中的"美國燈塔論"，即美國作為民主自由典範的全球仲裁者地位。然而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貿易保護主義升級、司法部門衝突加劇、聯儲局獨立性受挑戰等系列舉措，正讓投資者重新審視美國作為投資聖地的地位。近期美元走弱、美債"避險光環"褪色、全球央行增持黃金等現象，似乎印證着這種轉變。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股市仍屢創新高，展現強勁韌性。

關於"美國例外論"的界定存在多維解讀：有人聚焦其資產表現與全球市場的脫鉤現象，即美債美股長期突破歷史估值預期仍持續走強;有人歸因於制度優勢，包括高效的資本市場、創新的科技生態、友好的營商環境，以及特朗普首任期推動的企業減稅政策。美國商業仲裁體系的獨立性、務實的企業友好型政策制定，配合高頻強勁的經濟數據發布，共同構築了投資信心。

現實表現如何?

數據印證着這種特殊性：根據統計，美國債券市場總規模達29萬億美元，佔全球固收類資產的40%;美股65萬億美元的總市值更佔全球股市半壁江山，且在MSCI全球指數中的權重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不足50%攀升至近70%。過去十年，美國企業盈利增長遠超其他區域，標普500成分股每股收益翻倍，是歐洲斯托克600指數增幅的兩倍，股票回購機制更強化了股東回報優勢。

「例外論」面臨威脅的跡象?

挑戰信號已開始顯現。特朗普政府計劃對進口商品實施百年未有之高關稅的表態，曾引發市場對經濟風險的重新定價。今年4月，傳統避險資產美債價格竟與風險資產同步下跌;5月3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5%關口，創近二十年新高，暗示外國投資者可能因擔憂關稅引發衰退而調整持倉。儘管特朗普暫停部分關稅計劃，但其對華加徵超30%關稅的政策仍在推進，疊加減稅延期、國防支出擴張等財政擴張計劃，持續加劇市場對聯邦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若美債需求萎縮推高收益率，將進一步抬升政府孖展成本，形成債務-利率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最終可能削弱美元地位。

除了財政與政策風險，美國政治極化與機構政治化趨勢同樣引發擔憂。特朗普對聯儲局施壓要求降息的舉動，動搖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信心;其"美國優先"外交策略摒棄多邊共識，更被視為對傳統國際秩序的挑戰。這些因素共同衝擊着美國作為穩月供資目的地的形象。

特朗普真在趕走外國投資者?

不過當前尚未出現外資大規模撤離的明確證據：4月外國投資者美債持有量仍接近歷史高位，海外政府繼續淨買入長期美債;6月底標普500指數再創新高，年初至今美國股票基金吸引1640億美元資金流入，遠超歐洲的460億美元。但市場情緒已現微妙變化，美銀基金經理調查顯示，認為未來五年全球股市將跑贏美股的投資者比例上升;美元指數上半年暴跌11%，創1973年尼克松時代以來最差表現，即便在中東局勢緊張時仍觸及三年低點，31%的受訪者表示減持美元，為二十年來最悲觀水平。

市場結構變化同樣值得關注。當前標普500成分股平均市盈率較MSCI全球(除美國)指數高出50%，而2015年該溢價僅10%，這意味着投資者需押注美國企業利潤增長持續超預期。但"七巨頭"科技公司貢獻標普500超70%的盈利增長，且2025年主導地位或進一步強化的現實，讓風險偏好較低的基金經理傾向於分散持倉。與此同時，德國借債強化軍備與基建、中國經濟在人工智能驅動下企穩，都為全球資本提供了更多選擇。

未來何去何從?

無論11月大選結果如何，"TINA(除美國外別無選擇)"投資邏輯正面臨考驗。部分策略師將此視為重新平衡組合的契機，甚至美國企業也開始增加歐元債券發行以對沖政策風險。花旗宏觀團隊指出，歐元或成為長期分散美元風險的首選。

對"美國例外論"的爭議還涉及社會公平維度：該理論隱含的"市場繁榮必然惠及民衆"邏輯受到挑戰。數據顯示，1979-2019年美國頂層1%人羣稅後收入增長超200%，而中間60%羣體僅增45%，底層20%羣體增幅更不足30%。當美股屢創新高時，1月民調卻顯示美國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創歷史新低。

富達國際歐洲、中東及非洲股票交易主管湯姆·史蒂文森則持相反觀點。他強調美國仍具備結構性優勢：勞動力持續增長、企業利潤率較金融危機時期翻倍且保持高位、2019年成為能源淨出口國後的安全保障、以及相比碎片化歐洲更具同質性的龐大國內市場。這些要素共同支撐着美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