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了“大而美”法案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並提交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生效。原本寄望足夠多的共和黨人能以國家經濟與財政爲重，將富人減稅置於次位，最終卻演變爲輕率的成本操縱鬧劇。

無黨派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在估算中已揭露出該法案的危害：不僅會讓本就高企的國債和赤字雪上加霜，更暴露了共和黨預測背後的會計伎倆。應當注意的是，CBO估算政策成本時需基於反事實對比——其始終採用現行法律框架，即法案成本=現行法律下的收支總額減去擬議法律下的收支總額。但共和黨聲稱 “現行法律（2017 年減稅政策到期）不合理，現行政策（2017年減稅延續）才正確”，於是CBO測算的未來數年數萬億美元赤字增量，就這樣“消失”了！

共和黨此舉恰恰證明該法案作爲立法的荒謬性。而諸多無法篡改的數學事實，正揭示了其真實影響。

對經濟損害涉及兩大核心路徑。第一，十年內新增3.3萬億美元國債。共和黨雖辯稱不會增加赤字，卻無法否認政府將因此多舉債數萬億美元。具體影響包括：

由於舉債規模龐大，將推高全社會借貸成本：儘管最樂觀預測稱減稅頭幾年會小幅提升名義GDP，但鉅額借貸導致的利率攀升，將完全抵消經濟規模擴大帶來的預算收益。

由於借貸風險存在，將放大債務風險溢價：穆迪評級5月明確下調了美國的AAA信用評級，指出其財政路徑不可持續。降級時機恰逢“大而美”法案處於審議之中，明確警示了在債務赤字高企之際，以舉債支撐的大規模減稅有多不明智。

這些對經濟損害的預測是基於25年的稅收政策經驗——2001、2003、2012、2017年減稅累計耗資7萬億美元，成爲本世紀美國債務增長的主因（超過兩場戰爭、醫保擴張等支出增長及衰退應對措施）。但其回報微乎其微：即便聯邦預算付出沉重代價，最慷慨的減稅僅能讓家庭收入增加數百美元（富裕家庭或達數千美元），遠不足以產生實質性的積極影響。

第二個關鍵損害源自該法案對中低收入美國人醫療與營養支持的大幅削減。具體將導致：1200萬人失去醫療補助資格（主要因工作要求限制）、1700萬人因醫療補助取消及《平價醫療法案》(ACA)市場補貼削減而喪失醫保、至少200萬人失去食品券（主要因工作要求），以及剩餘4000萬人因聯邦資金廣泛大幅縮減而福利受損。

一項法案既能創下醫療補助與食品券史上最大降幅，又讓國債新增3萬億美元，足見減稅成本之高昂。事實上，爲低收入羣體提供食品與醫療補助，遠低於爲高收入者減稅的支出：家庭年均食品福利爲4000美元，醫療補助人均支出約7600美元。相比之下“大而美”法案將爲前10%的1270萬戶家庭年均減稅1.35萬美元。

削減針對弱勢羣體的支出對經濟的損害是多維度的：食品券已被證實能提升兒童考試成績、拉動消費；醫療補助則可以有效降低非老年羣體死亡率、增強受益人的財務安全感。

在增加聯邦債務的同時榨取低收入家庭的資源，是顯性的經濟損害。還存在隱性損害，即美國國會未來解決經濟危機的能力被削弱。儘管無法預知衰退來臨時更大赤字的後果，但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指出：法案中延續 2017 年減稅的條款，其金額幾乎相當於填補社保信託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未來75年缺口的所需資金。

對我們這些旁觀者而言，如今最大的奢望或許是：該法案能像2017年減稅法案那樣，即便耗資巨大，最終對經濟影響微乎其微——無論好壞。而最壞的情況是，我們正見證一部時機錯謬、設計拙劣且必然損害經濟的法案，它將成爲這個時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不僅加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衰退，更自此成爲國會違背國家經濟利益、頑固對抗經濟學家建議的典型反面教材。

當人們只能祈求該法案是‘花錢買平安’時，足見局勢已病入膏肓。譯/逸思 編輯/宋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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