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從8月1日起將對來自日本、韓國等14個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25%至40%的關稅。他在「真實社交」網站上發布了寫給這些國家領導人的信函，闡述了徵稅理由，並表示新關稅將不包括其他行業關稅。

在這些幾乎完全相同的信中，特朗普警告稱，如果相關國家試圖提高關稅作為回應，美國將在此次稅率基礎上再提高同等額度的關稅。同時，如果這些國家或其企業在美國境內生產產品，則不會被徵收關稅。若這些國家向美國開放市場並消除貿易壁壘，美國可能會調整關稅稅率，具體取決於兩國之間的關係。

上述特朗普新的關稅政策，在筆者看來，其本質是政治意志對市場規律的強制扭曲，是對國際貿易制度和規則體系的肆意踐踏，是徹底的貿易保護主義範式下的「負和博弈」。

內在動機：

美國利益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戰略邏輯

理論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美國霸權邏輯的必然產物；實踐上，則是美國利益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戰略邏輯。

筆者認為，政治邏輯在於轉移國內矛盾，鞏固民意基礎。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藍領和傳統產業從業者，其關稅政策被包裝為「保護美國工人」的標籤。美國經濟疲軟、通脹高企、市場預期減弱是美國經濟的內在壓力，關稅政策還被用來轉移公衆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此外，重塑「美國優先」的形象，特朗普效仿《麥金萊關稅法》（該稅法下稅率達57%），將關稅包裝為復興「黃金時代」的工具，強化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形象。

至於經濟邏輯，筆者認為在於重構美國的產業鏈：一是縮減貿易逆差。特朗普認為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源於「不公平」的貿易條件，試圖通過高關稅減少進口，迫使貿易伙伴擴大對美國商品的採購。二是保護美國本土製造業，針對鋼鐵、汽車、紡織、機電等傳統行業加稅，旨在削弱外國競爭，激勵和引導製造業迴流，創造國內就業。三是增加收入。美國政府長期財政收入不足顯而易見，增加關稅被認為是充實美國財政的直接手段，通過設定10%的「基礎關稅」（預計每年可增加近4000億美元收入）試圖緩解財政赤字。四是強化「近岸外包」，加速構建美國—東南亞、美國—墨西哥的區域供應鏈網絡。

戰略邏輯在於遏制中國發展和重塑全球規則。具體而言，有三個方面：一是技術遏制與供應鏈脫鉤。針對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新技術產品加稅，配合出口管制（如限制AI芯片出口），以期延緩或阻滯中國產業升級。二是重塑全球貿易體系。推行「對等關稅」政策，要求各國稅率與美國持平，分化盟友與非盟友。挑戰WTO多邊機制，轉向雙邊談判，迫使各國接受美國規則，以期重構以美國為中心的貿易體系。三是地緣政治施壓。比如，對墨西哥加稅隱含移民問題談判籌碼，通過分化RCEP國家，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

不過，筆者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面臨多重實踐困擾，目標和現實有衝突，並且美國的製造業成本和供應鏈缺陷難以支撐相關產業鏈供應鏈迴流。可以明顯看到，目前美國的貿易逆差並未實現預期改善，關稅成本實際上多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共同承擔。市場普遍觀點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並未帶來預期的美國利益增進。

影響效應：

貿易保護主義範式下的「負和博弈」

關稅的保護作用在於其能否帶來利益增進和效率改善。特朗普將關稅極化為貿易保護工具，造成了貿易各方的利益損害和效率損失。顯然，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徹頭徹尾、名副其實的「負和博弈」，其影響效應波及全球經濟預期、穩定性和效率。

全球金融市場震盪與供應鏈斷裂，全球資本市場避險情緒激化。特朗普關稅政策一落地便激起金融市場漣漪，且政策的不確定性成為市場的敏感神經——道瓊斯工業指數多次因貿易戰消息暴跌，其中科技股等對貿易高敏感的板塊首當其衝。

可以看到，投資者陷入兩難境地：既擔心貿易摩擦升級損害企業盈利，又害怕聯儲局可能被迫降息救市，引發資產價格重估，企業盈利狀況猶如過山車般起伏不定。多家依賴全球供應鏈的製造業巨頭在財報季中預警關稅抬升成本。比如，通用汽車曾表示，鋼鐵關稅使其成本增加逾10億美元。零售巨頭沃爾瑪則警告消費者，關稅導致部分商品漲價12%～15%。市場對這類預警信息反應迅速且殘酷，相關企業股價應聲而落，拖累了整個資本市場的表現。

資金在不安中倉皇尋求避風港。黃金價格在貿易戰緊張時期多次躍升至階段高點，美元指數亦因避險需求而走強，美元霸權再起，新興市場貨幣及資產則承受重壓。此外，企業資本支出凍結，投資決策擱置。標普500企業2025年Q1財報顯示，約73%的製造業企業因關稅而推遲了新廠的建設計劃。

全球大宗商品流通價格扭曲，關稅政策對全球大宗商品流通的衝擊效應更為直接，導致價格與貿易流向雙重扭曲。

具體而言，一是鋼鐵市場首當其衝。美國鋼價在關稅保護下飆升超過30%，顯著高於全球市場價格。然而，這種人為高價難以持續，下游用鋼行業成本激增，反而抑制了需求。短期來看，美國鋼鐵企業似乎受益，但長期面臨產能過剩與市場萎縮的風險。全球鋼鐵貿易流向被迫重塑，傳統出口國將目光轉向其他市場，區域化供應趨勢日益明顯。二是農產品市場上演了一場「豆爭」。中國針對進口美國大豆加徵關稅，導致美國大豆價格暴跌，期現貨市場均出現罕見的深幅貼水。美國豆農損失慘重，大量大豆滯銷，倉庫爆滿。巴西等國的大豆則乘勢搶佔中國市場，價格獲得支持。美國農業行業怨聲載道，成為貿易戰最直接的政治反對聲浪。三是能源市場難獨善其身。雖然原油、天然氣未直接成為特朗普加徵關稅的目標，但貿易緊張引發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速的憂慮，明顯抑制了能源的需求預期與價格。重要的是，全球供應鏈調整增加了運輸距離和複雜性，間接推升了能源的物流成本，對依賴穩定能源流通的行業構成了壓力。

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初衷是保護美國產業與就業，關稅壁壘讓部分跨國企業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1」或多區域佈局戰略成為部分美國跨國公司的首要選項。比如，越南、墨西哥等國短期內承接了大量的產業轉移。然而，這種重構並非無痛轉型，它伴隨着效率損失、鉅額搬遷成本以及新的地緣風險，全球產業鏈整體韌性反而因政治干預而面臨嚴峻考驗。

歷史鏡鑑：

關稅遺產與經濟全球化新範式

特朗普關稅政策表明：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是一場「負和博弈」。金融市場為此付出了2萬億美元市值的代價，美國消費者承擔千億級的超額成本，而全球大宗商品流通體系被迫進行高損耗的重構。儘管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談判調整關稅的具體執行，但其核心的對抗性框架依然延續。

歷史經驗證明：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政治意志對市場規律的強制性扭曲，終將以系統性效率損失和全民福利縮減為代價。構建「韌性」與「效率」均衡的全球化範式，需要基於規則的多邊協調，而非單邊的關稅大棒。全球化不會「消亡」，但必須穿越關稅溝壑完成進化。這不僅是經濟理性迴歸的關鍵，更是人類共同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前，中美經濟依存度已經發生質變，中國佔美國的進口份額從2018年21.2%降至2024年的13.4%，美國佔中國的進口份額從2018年的34.4%降至2024年的17.6%。不過，中美中間品貿易的相互依存度仍達68%。因此，筆者認為，中美貿易無論對雙方還是全球經濟發展，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肆意挑起的關稅大戰，無益於中國利益、美國利益和全球利益。（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