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Tamia，編輯：oi，題圖來自：AI生成

在傳統職場觀念中，升職常常被視爲理所當然的追求——更高的職位、更多薪資、更光鮮的頭銜。而如今，“Quiet quitting”（指僅完成必須的工作職責，類似中文語境下的“躺平”），“conscious unbossing”（有意識地拒絕擔任管理職務）等新概念正成爲全球職場圈的討論熱詞。

英國獵頭公司Robert Walters去年的一項調研顯示，72%的 Gen Z （1997年至2012年間出生的一代）員工更願意保持在“個體貢獻者”（individual contributor）的角色下實現個人成長，而非向管理他人的崗位晉升。在國內社交媒體上搜索相關話題，充滿了“不想當領導”、“我爲何拒絕了升職”、“如何拒絕提拔”的長篇帖子。

晉升似乎不再是一個被“無條件接受”的選項，如今的職場人正在更理性地評估：薪資增長與壓力成本的性價比，職位權力與個人時間的取捨，組織期望與自我實現的平衡。

我們採訪了三位不同年齡段，在各自領域一路晉升、發展順遂的職人，她們都在某個節點對“升職”這件事產生了更多的思考：有人工作幾年便成爲廣告業資深經理，卻只想“原地踏步”；有人在一次互聯網大廠晉升失敗中，開始正視工作帶來的虛無感；有人放棄晉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的前景，選擇更多自由時間……

當人們真正站上晉升的臺階，卻發現快樂轉瞬即逝，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壓力和更少的自由。當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打怪升級”的系統遊戲，如果升職不再帶來滿足感，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而往更大的層面看，人生的價值又該如何定義？這或許是一個永恆的課題，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答案。 

我不想往上爬了，實則是覺得我做不到

涼水，95後，成都，廣告行業私企

大約兩年前，我就開始希望能永遠原地踏步。

我在廣告行業工作了五年，從最初的客戶執行（AE）做到高級客戶經理（SAM），平時還兼任一些項目經理（PM）的工作。這五年裏，我跳槽過幾次，工作能力確實有了明顯提升，薪資也在穩步上漲。

外人看來，這或許是很理想的職業發展軌跡，我當然覺得自己的努力值得這份title，但因爲隨着職級提升，工作內容自然發生變化——從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內事，到要帶團隊、跨部門協調，不可避免要產生衝突；從單純的廣告業務，到要兼顧運營和產品層面的問題；還要應付各種社交場合，這些都讓我感到疲憊。

我內核是個 I人，每天上班感覺都像在做角色扮演：和人溝通時“裝”出職場範兒，做彙報時抑揚頓挫，私下卻是個說話很小聲的人。如果沒什麼事，我可以一整天坐在工位上一言不發。如果有同事想來找我聊天，我會覺得很累，因爲我覺得這屬於社交的範疇了，並不是像跟朋友聊天一樣放鬆——多少還需要帶着點要去表現自己，又要帶一點僞裝。剛開始工作時，爲了儘快和同事們熟悉起來，我還會特意和大家一起喫午飯，後來放棄了，和同事保持最基本的工作溝通就夠了。飯局應酬更是我的噩夢，飯桌上的話術我應付不來、主動敬酒我也是很難做的，後來領導也就不叫我去了。

我的外貌也在職場中帶來一些困擾。娃娃臉加上日常喜好休閒着裝，我有時被誤認爲是基層員工甚至是實習生。線上溝通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線下第一次見客戶時，對方總會驚訝地說“你看起來怎麼這麼年輕？”接着會問我畢業幾年了？這多少會影響信任感，不過之後客戶還是會繼續和我合作下去。現在職場中的00後，舉止打扮看上去都很成熟，有時我不禁會想，爲什麼大家都看起來這麼有成年人的樣子了，而我還這麼小孩？而另一方面，這幾年我會明顯感覺到自己長斑、掉髮，這些又確實是工作給我帶來的一些變化。

做廣告，在執行客戶想法的過程中，各方總是會出現一些扯皮、推諉。我可以裝成熟、裝強勢，面無表情地去周旋。但真實的我，是被人懟就想哭的。每一次因爲這類衝突吵完架，我得跑去衛生間，自己再好好平復一下心情。就算是吵贏了，或者客戶不追究了，我也從來沒有因此而產生一丁點勝利感或喜悅。我會爲此感到痛苦，爲什麼大家不能好好溝通，非要陰陽怪氣，互相推諉、又假裝和善？我討厭一切競爭的遊戲和虛僞的交流。

很無奈，這種狀況是長期存在的。整個廣告行業環境，這幾年大家都是各種卷價格卷方案。我想如果我只是基礎崗位，就不用操心那麼多了。

在我這個位置，需要幫上級去制定一些團隊管理、人才培養方面的SOP，方案總是被人事或財務部門反覆駁回————明明業務部門最清楚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修改的指標我會覺得很不合理，是一個新人完全沒法達到的，但只能先實行一段時間，拿事實證明它有多不合理。導致新人來了又走。這些無效流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最終公司上層纔會意識到應該聽業務部門的建議。

最起碼，在工作時間上，我給自己劃了底線。工作頭兩年我是單雙休的節奏。到第三年，我是必須雙休。面試時會明確詢問，如果是常態化加班就直接拒絕。現在我工作中要對接很多大廠，按照他們的工作節奏，會給我一種“所有人都活不到明天，所以必須在今天內幹完所有工作”的感覺。不管是晚上八九點，還是週末早上，他們直接on call“辛苦一下，今天必須給到。”

我會盡量拒絕。我覺得客戶也需要被馴化，乾急活容易出岔子。實在推不掉，我會要求上級或是其他同事提供支持，反正我接受不了全由自己來承擔這些。有些同事很卷，主動攬活加班，我寧願把客戶讓給他們。這對我的收入會有影響，可能阻礙了我新的增長機會，但我覺得ok。

越往高處走，我越發現這個世界像個草臺班子，很多人只是在玩cosplay。我看到了大廠客戶內部的混亂；外人看着光鮮亮麗，但他們做的事也都很螺絲釘，自己業務搞不清楚的地方還得我們幫着處理。而我在職場中見過的等級越高的領導，似乎越懂得如何糊弄人。有時我又很羨慕他們，覺着如果我能有他們的半分自信和氣勢，或許我能爬得更高，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行，但凡有同事問到我一些不太懂的地方，我就特別心虛，下意識地就會讓步。甚至在我擅長的領域，如果有一個人非常堅定地駁斥我的意見，我都會思考是不是真的是我搞錯了？進而開始懷疑自己。

現在的上司是我遇到過最好的一任，會維護下屬。但他再過一兩年會調回北京，暗示要把分公司的廣告業務交給我，這讓我很恐慌。他提議讓我帶團隊，我婉拒了，只同意指導實習生。因爲我實在不擅長管理，或者說不想給新人畫大餅。現在的00後都很敢說，當他們質疑工作的意義時，我很可能無言以對，因爲我同樣懷疑這些工作的價值。

我越來越難在工作中找到意義感。再出色的成果，最終利潤都歸公司所有。就像那些大廠產品，人們只會記住大廠的名字。現在的工作對我而言就是用時間換錢，僅此而已。

現在公司爲了節省成本，都傾向招聘三年左右經驗的年輕人。管理層是有不少40多歲的人，但他們願意加班、出差，都很有精力，沒看到過佛系作風的。獵頭推薦給我的崗位，或者我自己工作不順去刷招聘軟件匹配的崗位，幾乎無一例外都標註着：抗壓能力強、溝通能力強，有管理能力優先等等。我受不了這些要求。

公司目前讓我保持現狀，怕是再過兩年我歲數大了，公司有了更好用的人會把我淘汰掉。像我這樣的崗位，在傳統行業或者國企央企基本不存在，只有在互聯網大廠、上升中的私企纔會涉及到。現在我就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到了三十多歲真的沒有我的位置了，我不排斥找個月薪幾千的行政、文員工作。我有和男朋友討論過，只要夠覆蓋生活成本就行。相比之下，我無法接受長期處於高壓狀態。

大廠晉升失敗，對我是個提醒

小玲，90後，北京，某互聯網大廠

我在互聯網大廠第六年，帶個小團隊，前不久，我決定捨棄老闆畫的晉升餅。

當年我從校招生進互聯網大廠，比方說算是職級5起步，一年多後升到6。期間我換過一次大廠，目前在7呆了幾年。7升8是道坎兒——各方面的能力要求自然不必說：需要能帶領團隊完成大型項目；另一方面，也取決於上司手下是否有足夠大的業務支撐一個新8的誕生。前期的升級或許可以通過跳槽實現，但到8這個級別，我覺得大部分公司傾向於從內部培養。

去年，上司計劃幫我從7升8——晉升大部分情況下離不開直屬上司的支持力度。若老闆想幫你晉升，會提前很久開始籌備：從上一年給你打高績效，明確告知今年提名你，要求你接下來需加倍努力；並儘量幫你安排能產出落地結果的好項目。而對於下屬這一方，也存在道德上的考量：老闆幫你晉升成功，最起碼短期內我不太好意思離職。

晉升這個事情就是拿出來排序的，提報人數一定會比名額多。如果一個老闆手下同時有多人晉升，自然會涉及老闆更支持誰、沒那麼支持誰。由此我猜想，老闆對於升誰會更利於團隊穩定、更好管理的預期，也會成爲一部分影響因素。晉升也看運氣，按照當年業務發展的快慢，存在“大年”、“小年”。

去年就是一個晉升小年，加上評判規則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晉升失敗了。老闆把我叫到會議室，跟我說今年沒過，然後開始安慰我。我心裏是有委屈的，因爲上一年我扛下了很難做的項目。我休了兩天假去爬山，回來後，老闆給我換了新的工作內容。所以直接的失落感並沒持續很久。但隨後在開展新工作時，我確實發現自信心受到了影響，工作中遭到了一點否定，我會覺得整個人被否定了；向大老闆做彙報時，也總懷疑他是否在評判我的能力。

後來和朋友做年度總結，互相提問這一年來有哪些開心的事、去過的好地方、做得差勁的事、學到的心得等。我說最差的事是，沒能處理好自己與工作的關係，卻又被捆綁得動彈不了。第二天早上，我夢到家人去世，哭醒。我問了一下AI，說可能是壓力過大。我意識到，這也許是個契機提醒自己，我到底想從工作中獲取什麼？職級對我的價值的要求，跟自己實際上認爲的價值，是否存在錯位？

對我而言，升級的好處是在做項目時能有權限獲得更多信息，參與核心會議，直接獲取管理層反饋——由此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會覺得自己的工作能影響到的部分更多了。而在較低職級的時候，只能瞭解到事情的一部分，剩下那一部分可能得不停去找老闆索要。職級本身是保密的。日常感知到的是同事的能力和產出，而非職級。但當因爲職級低導致有些信息需要別人轉達，肯定還是會不開心，因爲並不是你能力多差，而是在這個階級裏面你就是剛好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晉升本質上是在“講故事”，用評委能理解的語言，講述怎樣完成如何複雜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你的不可替代性。通過一些具體的結果，把你的影響力講得厲害一些。比如我們做商業分析崗，就需要具體說明你的建議、評估方向如何幫助項目提升或避免損失——而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被吹捧了。

做商業分析，我理想中的狀態，是產出被運營、產品、算法部門採納的，能去影響到一些具體的策略，或是對用戶產生什麼價值。然而我們做的報告主要是供大老闆審閱，報告的質量有底線，但上限主要取決於猜測大老闆的喜好。長此以往，我感到工作的意義被消解，整個人活得非常虛無。我其實更想做產品類的工作，能有實際產出。

前陣子偶然瞭解到大團隊有個做產品的新方向。我向大老闆毛遂自薦，她很快推動了轉崗。換崗後，晉升成了未知數。但現在做產品，是真的在動手創造東西了，東西做成什麼樣、好不好，都由實踐檢驗。我終於脫離了之前那套評價體系。

我爲什麼要走呢？從客觀角度看，我在組裏做得挺舒服：人際關係融洽，老闆也看重我，日均工作11小時在國內大廠普遍一週60多小時的情況下也不算累。老闆今年也說好要幫我晉升，可能性非常大了。之前，我也一直覺得到了這個年紀就該拿到這個職級了。但在決定轉崗前，我反覆問自己：就算拿到這個職級，我還願意繼續做這些事嗎？答案是否定的。

在四大爬格子，然後呢？

小紅書@“樹洞小姐在紐約”，85後，從上海到北美，某四大會計事務所

2008年我從上海一所211大學本科畢業，那會兒就業環境比現在輕鬆很多，讀經濟專業找工作都很容易。我們同學每個人手上都有三四個offer：外資銀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或是聯合利華、寶潔一類快消巨頭的管培生，國有銀行可能算是墊底的選擇了。

我進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對新人來說，四大有着十分清晰的晉升路徑、漲薪又快。初級顧問分爲兩級 A1、A2，高級顧問分爲三級SA1、SA2、SA3，基本上如果在項目評分，以及一些硬性指標如Chargeable Hours（有效工時）、Utilisation（利用率）上不出紕漏，每年都能progression（指在同一個職級裏上一個臺階），兩三年可以promotion（升一個職級）。在前五年的學習成長期，有種大學畢業後繼續讀書的感覺，同事們都是同步升年級的，很少有人被delay。如果有人五年沒升到經理級別，這幾乎是無法接受的，可能最終就自動離職了。

此外，考出CPA（註冊會計師證書）是晉升經理的必要條件，我咬咬牙畢業那年考出了大部分科目，第二年就全部通過。國內的工作氛圍確實推動人快速成長。

在四大人際關係相對單純，大家實打實的幹活，拼的是耐力。而扛不住壓力離開的人其實是大多數。我們那批20個新人，入職不久便遭遇全球金融危機，一年下來走了一半。我入職第一年就需要催賬、跟着老闆出差見客戶。客戶的工作節奏，經常今天給資料，隔天就要結果——客戶他也有壓力，一環催一環。每項任務好像不是due tomorrow（明天截止），就是 due yesterday（昨天截止）。每天晚上九點、十點下班是常態。但大家的目標都很一致：按部就班地升職。

工作四五年後，我在即將升經理時，離開了上海——由於丈夫工作調動到加拿大，我申請公司內部轉崗，在加拿大重新開始考當地CPA證書，慢了兩年左右升上經理。後來我們一家又去了美國東部的波士頓、紐約，三年前我從資深經理升上了總監。

到北美之後，我發現工作文化天差地別。這裏競爭少，客戶態度友善，也不會急着催你工作——有時客戶可能正在休假聯繫不上。只有經理層級以上纔會直接對接客戶。沒有加班文化，特別在加拿大，除了政府報稅截止日之類的特殊時期，平時7點辦公室就只剩你一個人了。人們的安全感比較強，別人都不卷，你自己一個人拼命反而顯得很奇怪。

在上海剛進公司那會兒，我在年初計劃裏寫要如何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mentor（帶我的上司）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他每年目標的第一行就寫要升職，建議我最好也這樣寫，“一定要讓所有人都知道你這個目標！”升職彷彿是一場全民運動，人人都在拼命向上爬。而在北美，如果你想升職，要自發向上級提出。如果你自己不想，沒人會來要求你。工作年限對於晉升沒那麼標準化了，而是看此人是否各方面都準備好了，有些人做到經理花了3年，有些7年。

在北美，升職並不是所有人的追求。我觀察下來，特別是在兩個關鍵階段——資深顧問升經理，總監升合夥人——“拒絕升職”並不少見，這在國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身邊就有幾位女同事，明明資歷已經夠升經理了，但她們選擇不升，轉而去做培訓之類的支持崗位，這些崗位晉升更慢。理由很簡單：“當經理太忙了，要隨時盯團隊進度、處理客戶需求、接緊急電話，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她們寧願按部就班完成手頭工作，下班後能有時間陪伴家人。

很多人一輩子就做到總監，從來沒有再升合夥人的打算。他們的想法大致是：“現在的工資已經夠用了，賺再多的錢不值得用健康和時間去換。”我有一位30多歲的總監同事，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老闆每年都問他：“想不想升合夥人？”他每年都拒絕。這位同事對物質要求不高，但對生活質量要求很高。

當然，在北美忙季的時候我一週工作也要超過60個小時，加班到半夜，老公和女兒都抱怨。我學會了硬着頭皮主動去找老闆談減負——把各項目和相應工作時長列出來給老闆看：“如果能稍微調整下手頭項目，我就能騰出時間研究客戶需求，優化交付方案”；申請找更有經驗的同事協助，或是把部分流程性工作分派給新人以提高效率。

前不久，我提出了辭職。老闆挽留我，言辭之間，近幾年內可以保證升我當合夥人，還說明了未來的薪資，會是現在的很多倍。其實是很誘人的，我想了又想，最終明白，這些錢無法給我的生活狀態帶來多大改變。如今回頭看，每次升職時的喜悅都很短暫，看到薪資數字漲了上去覺得挺好，如果不加會難受，但加了，也就這樣。

對十年前的我來說，可能無法理解爲什麼最終放棄了“爬格子”？但到了我這個階段，職級和薪資的邊際效應會越來越低，時間纔是最稀缺的資源。

現在覺得陪伴孩子的時間永遠不夠。她開始上小學了，如果可以，我希望除了她上學的時間都能陪在她身邊。比如和她一起做志願者，去慈善機構準備食物，到敬老院服務。做志願者在這裏是很稀鬆平常的事，這種實實在在幫助他人的快樂，是用錢買不到的。做了這些，我會感覺一天就會變得比較有意義。生活不應該只有工作。在北美，大家更關心如何多陪孩子、參與志願服務、安排旅行，生活的拼圖更加豐富多彩。

另外，在北美合作的那些大公司的流程都很穩定，每一年、每個季度做的都是相似的工作，很容易產生倦怠感，心裏其實早已產生過無數次離職的想法。相比之下，在國內時我所在的那組做的項目都是transaction based（基於交易）的，每個客戶的情況都不同，要麼要上市，要麼要做投資，充滿變化。

在北美，我帶過一個Z世代的年輕下屬，聰明能幹，已經做到了經理。後來他覺得這份工作影響他爬山，就辭職花了一年時間專門爬山，住在森林裏。還有一個年輕人，覺得這份工作佔據太多精力，而他的愛好是寫作，於是就找了一份更輕鬆的工作養活自己，下班後專心寫作。他們似乎更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而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被教育要考好大學，找好工作。如果當年學的是IT，我應該也能一直這麼做下來。我還一直沒想明白，自己到底喜歡什麼？休假結束後，我即將進入一家企業上班。離開四大象牙塔的我儘管有些擔心面對企業裏更復雜的人際關係，但這份工作能保證我的個人時間。

即將離職四大前從辦公室拍照（受訪者供圖）

慢慢地，我可能會想做些自己的事情。我從小是個音盲，但半年前的某天突然腦洞大開，想學樂器！家裏正好有臺落灰的電子琴，於是馬上上網找了個學琴的 studio。識譜確實花了不少功夫，但練琴時那種放空的感覺真的特別治癒。只是之前因爲下班時間不確定，沒法保證固定地約課。

記得去年回國休假時，我頭一次選擇不在假期處理任何郵件，儘管我的郵箱裏可能躺着100多封未讀郵件。後來回去上班，發現其實也沒多大影響。這可能是時間沉澱出來的心態：工作和其他事情一樣，都是可以等一等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Tamia，編輯：oi

本內容爲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繫hezuo@huxiu.com如對本稿件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繫tougao@huxiu.com

End

想漲知識 關注虎嗅視頻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