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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2025年4月11日，喬治城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劉立之，在上海中信書店江灣裏店進行了新書：《從點擊到繁榮：中國電商的政治經濟學》（英文書名：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分享會。本次活動由林垚主持。本文爲時差播客與澎湃新聞合作刊發的文字稿。

林垚：我讀完這本書以後特別激動。2007年我出國讀博的時候，中國已經有阿里巴巴等電商，但那時電商在我們生活中還沒什麼存在感。出國後，我在美國買了一部電腦，它預裝了易趣（eBay）。當時我對於在網上買東西、在網上交易感到非常新鮮，因爲我在中國沒有太多此類體驗。在讀博期間，我的老師也和我們討論，在中國是不是因爲這方面的法治建設還不夠完善，民間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所以電商平臺尚未搭建完善。那時候美國已經有亞馬遜、易趣，但中國還什麼平臺都沒有。這是那時候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結果20年間，天翻地覆，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尋找答案——電商爲什麼會在中國如此成功？反觀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電商，似乎都沒有取得這樣規模的成功。很多人嘗試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但研究題目本身難度很高，很多答案不得要領，也有很多人放棄。所以在讀到這本書以後，尤其是看到劉老師用了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從定性到定量，從訪談到隨機試驗，挖到了別人觸及不到的數據庫，可以說這樣的研究是我們政治學學者的驕傲。而且劉老師用這些方法搭建出了非常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超越了主流學界過去二十年的想象。

劉立之的電商研究之路

林垚：在聊具體的理論，書裏的方法、案例之前，我想先從比較輕鬆的話題說起，劉老師能不能談談你是怎麼走上政治學研究的道路，又是怎麼開始做電商研究的？劉老師在書裏提到，在政治學界，電商研究一直是大家不太觸碰的問題；反而在社會學或其他領域裏，研究電商的人稍多一些。有些聲音會質疑，電商研究的政治性在哪裏？在政治系的大環境下，你的研究有沒有遇到阻礙或被冷落？

劉立之：謝謝林老師的介紹。我最初對政治學感興趣，是因爲關心如何增進社會福祉。或許每個人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都曾懷有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願望。剛讀博士時，我原本打算研究國際關係。至於後來爲什麼轉向電商研究和政治經濟學，與我當時的心境密切相關。

在美國讀社科博士是一段極其漫長的旅程，通常需要五到七年。我常常感到一種“沉甸甸的稀薄感”：沉重，是因爲學術研究沒有標準答案，充滿試錯與挫折；稀薄，是因爲進度緩慢卻要求持續推進，極度依賴自驅力。所以我那時就在想：既然這個過程本身並不輕鬆，那我至少得做一個讓我覺得興奮、有意思的項目，這樣才不至於虛度時光。

選擇電商作爲研究對象，除了讓我感到興奮，也帶有某種“學術叛逆”。博士早期，我們會逐漸習得一種學科的“世界觀”——理解現實的理論框架。但學到一定程度後，我開始懷疑：這些理論真能解釋現實嗎？它們是否有選擇性地挑取案例，以驗證自身？我想通過一個鮮活的議題，比如電商，重新接觸現實。

其實2013年前後，海外學界對中國互聯網已有濃厚興趣，但多數聚焦於社交媒體和信息治理。但我意識到，互聯網還有一個經濟功能——如果我們要理解互聯網如何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繞不開經濟問題。就在這時，一位好友告訴我，已經有很多農民在偏僻的村落利用電商，把產品賣到全國甚至全球。這讓我非常激動，因爲城鄉差距是我長期關心的問題。而電商似乎打破了“資源只向城市集中”的格局，爲邊緣羣體提供了新的機會，這是一種很重要的賦權。我當時還去了淘寶組織的首屆電商峯會，非常激動地看到了互聯網的經濟功能對很多人生活的改變。我由此堅定了做這項研究的決心。

但對一名政治學博士生來說，這並非“安全”選題。我也因此遭遇不少質疑：電商是商業問題，它和政治學的關聯在哪？在那個時候，硅谷與華盛頓還沒有很深的交集，政治學界對科技議題也不怎麼感興趣。許多老師善意提醒我，這個項目可能太早、太冒險。因爲在那個時候，阿里還沒有在美上市，馬雲等中國科技巨頭在海外知名度不高，相關研究也缺乏基礎。

但很幸運的是，我的導師戴慕珍教授（Jean C. Oi）理解並支持我。她說，雖然她也不確定電商的“政治性”在哪裏，但她瞭解中國：在中國，任何涉及商業的現象，背後一定與政治、治理、國家密切相關。這讓我意識到，這個項目不僅可以做，而且值得做。

林垚：之後我們也會聊聊你遇到的困難，以及你如何克服困難。我們不妨先來談談這本書到底都在講什麼？書中提出的理論到底是什麼？一方面這個叛逆性的題目是很難做的，需要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去挑戰自我。另一方面，它跟主流的觀點有差距。在過去，大家預測中國的電商做不起來，因爲民間缺乏信任，缺少法治精神的託底等等。但是書中提出了一個很巧妙的視角，得出一個相反的結論：恰恰是因爲缺乏了某些東西，所以纔給了電商一個野蠻生長的機會。我的介紹比較粗淺，還是請劉老師來展開介紹一下書中的理論。

劉立之：本書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市場制度如何建立，而中國電商的崛起揭示了一條數字化制度發展的路徑。

中國電商的成功背後其實藏着一個悖論：起初，中國並不具備電商發展的理想條件，然而最終的發展速度卻遠超西方。2000年初，中國電商市場規模很小，發展條件也遠不如西方成熟。例如，西方信用卡普及，消費者網購遇到問題可通過信用卡公司維權；假貨較少，消費者信任度更高；再加上濃厚的消費文化氛圍，許多人曾預測電商最先在西方蓬勃發展。但事實是，在過去20年裏，中國電商實現了高速增長，如今已佔全球近50%的在線零售額，遠超歐美市場。正如馬雲所說，電商在西方是“甜點”，在中國卻是“主食”。

爲什麼很多人未能預見中國電商的崛起？一個核心障礙是“信任”的建立。電商是一種高度依賴制度保障的市場形式。與線下交易相比，網購具有更強的“陌生人交易”特徵：看不到賣家、摸不到商品，卻要先付款、再等待發貨。在早期，平臺上多是無品牌的小商家，假貨問題嚴重，消費者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在法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人們傾向於和熟人交易，而電商卻要求在缺乏熟人關係的情況下構建可信交易機制。信任難以自發生成，唯有制度建設才能爲其提供保障。一旦欺詐行爲得不到懲罰，市場信任就會崩塌，交易無法持續。

令人驚訝的是，儘管中國是一個後發國家，二十年前面臨着與許多發展中國家類似的法治短板，卻在短時間內構建出了一個高度依賴制度支撐的電商市場，實現了在發展中國家中極爲罕見的陌生人之間的小額高頻、大規模、跨地域交易。那麼，這一電商市場所需的制度基礎究竟從何而來？

我的研究發現，這一制度並非完全由政府直接供給，而是在政府與市場，尤其是政府與數字平臺企業的互動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我將這種現象稱爲“制度建設的外包”（以下簡稱“建制外包”）——即政府將部分制度建設與執行的功能，通過默許或合作的方式“外包”給平臺企業。

在政治經濟學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難以推動經濟發展，根源在於缺乏成熟的法治體系，而政府短期內又難以建立起強有力的市場制度。中國電商的興起則展現了一種不同的路徑：政府通過“外包”形式推動制度建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平臺公司在制度探索與試驗中的角色持鼓勵和默許態度，甚至開展合作。這種外包式制度建設爲電商市場提供了基礎支撐。

典型的制度機制包括：平臺擔保支付系統、反欺詐機制、便捷退貨制度等。這些不僅是商業工具，更是維繫市場信任的關鍵制度安排。一旦線上平臺的制度體系趨於成熟，國家也可以藉助其強大的數據能力和執行能力，來推進部分法律的實施與落地。

建制外包——一種策略性的行動？

林垚：當我們談論建制外包時，我們可以思考：國家是策略性地、有意地去外包，還是事後想要收回，但爲時已晚？這個過程可能存在部門利益之間的相互推諉：有的部門想要收回，有的部門想要外包，有的部門根本無所謂，或者壓根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思考這個問題能幫助我們去理解國家的意圖或策略，分析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是主動還是被動的角色。

另一點，外包就意味着肯定有一個承包方，劉老師在書裏面也提到，原來易趣那麼早就進入了中國。2003年，易趣曾試圖在中國進行試點，後來放棄了。作爲背景，2003年易趣收購了PayPal，採用了後者的支付系統。假如當時有一個建制外包的空間，如果我們認爲國家允許或者鼓勵外包，爲什麼那些外國的平臺和金融機構沒有去承攬這些業務？最後反而是淘寶這些本土企業開始做這些業務。這背後外國公司機構有什麼考慮，是因爲他們水土不服，不願意投入成本？還是說這些公司覺得作爲外人，去承包這些業務，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阻礙，所以乾脆放棄這個市場？這中間有沒有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因素，導致了本土企業和外國企業在這個方面的不同選擇？

劉立之：這些問題都特別好。

首先，關於建制外包，我想補充幾點。國家最核心的職能之一是制定並執行規則，通常依賴於法律體系來實現。然而在電商發展初期，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執行也面臨諸多障礙，難以有效保障交易雙方的權益。在這種背景下，平臺不得不構建起一套“私有制度”，以確保合同履行。

例如，平臺推出擔保支付機制、防欺詐系統，以及“閒魚小法庭”等在線陪審團制度來解決用戶糾紛；其他保障機制還包括“七天無理由退貨”、運費險等。這些制度使平臺在事實上承擔了制定和執行規則的雙重角色。一旦這些制度形成，由於平臺在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它們也成爲協助國家執行難以落地規則的重要力量。如今，平臺企業已承擔起大量原本屬於公共部門的職能，而這一過程多是在政府默許甚至正式合作的框架下完成的，即我所說的“外包”。過去，人們常將國企與私企的主要區別視爲是否承擔國家政策任務，而如今，這一界線正變得模糊：大型私營平臺企業也日益成爲國家治理職能的重要承載者。

剛纔林老師問，這種外包到底是不是有意爲之？

我將“外包”分爲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法理意義上的外包，我稱之爲“顯性外包”，這裏面的政府意圖特別明顯。因爲它涉及政企合作項目的啓動，以及合同或戰略協議的簽署。近年來，包括電商平臺在內的各類平臺公司，與中央部委、各級地方政府，簽訂了大量戰略合作協議，這是政府主動將部分職能交由企業承擔的典型例子。例如，朝陽警方與阿里合作開發反詐系統，許多平臺公司負責的在線監管與執法工作，實質上也是在與警方合作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法律執行的外包行爲，已經超越了零售或線上市場範疇，觸及更傳統的國家治理領域。例如支付寶與警方聯合推出“團圓”系統：一旦有兒童失蹤的預警信息，系統會向周邊用戶的支付寶賬戶推送提示，以協助警方尋找被拐兒童。這種合作模式有非常明確的協議安排，將部分執行職能授權給了企業，當然是有意爲之。

此外，還有一種“默許型”的外包，我稱之爲“實質性外包”。在這種情形下，國家既未明確授權平臺可以承擔某項職能，也未加以禁止。即便平臺規則的創新對傳統經濟體系、既得利益造成衝擊，政府通常也選擇觀望，不着急監管，默許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不管，不是政府沒能力管，也不是政府缺乏信息，而是政府爲了給市場留空間的“戰略性不管”（strategic nonregulation）。

這種默許給了平臺公司極大的操作空間，使其能在制度空白地帶展開一系列創新與制度執行的實踐。在電商發展的近15年間，平臺企業快速壯大，儘管伴隨着不少爭議，例如對實體零售的衝擊、假貨問題，包括支付寶和國有銀行的張力等等。但從國家層面來看，這其實體現了一種“包容審慎”的戰略性治理思路：即在制度尚未成熟之際，有意給予新興業態更大的試錯空間，書裏面有很多的訪談證據、領導人講話和新聞證明這種做法是有意爲之的。

林老師提到的另一個問題也值得反思：爲什麼當年像易趣這樣擁有壓倒性市場份額（2002-2003年約佔七八成）的企業，未能建立起一個電商帝國？阿里最初創辦淘寶，其實是一種防禦性策略——防止eBay進入中國蠶食其B2B市場。然而短短兩年，市場格局就發生逆轉：資源更有限的阿里反而擊敗了eBay，使其最終退出中國市場。

在平臺經濟當中，我們常說先發優勢很重要，但在這個語境下面，擁有衆多資源、有先發優勢的一個外國公司，最後卻節節敗退。這裏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是否對中國商業制度環境足夠理解。平臺公司要有意識地去彌補制度的不足，這個不足就是信任的缺失。

當時eBay採用在美國的電商模式，因爲美國用戶多數用信用卡支付，假貨比較少，屬於一種相對比較高信任的模式。eBay當時做電商模式的時候，基本就是把西方那一套搬到中國來了，但這套基於高信任基礎的模式不足以讓中國消費者信任。

阿里作爲本土企業，更深刻理解中國市場中信任缺失的問題。爲了解決這一關鍵障礙，它開發了具備擔保支付功能的支付寶，保障交易安全。又如，eBay長期禁止買賣雙方直接溝通，擔心用戶私下交易導致平臺失去抽成機會；而淘寶則認識到，建立信任纔是促成交易的前提，因此允許用戶通過“阿里旺旺”進行交流。這些平臺設計看似技術性的安排，實則有效地回應並緩解了信任赤字。

一些人認爲，eBay在中國敗給阿里是因爲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認爲作爲外企，eBay更難獲得支付牌照等資質。然而事實上，阿里的支付寶在創立初期同樣處於政策的灰色地帶，而eBay敗給淘寶是在支付寶獲得支付牌照之前幾年就已發生的。這表明關鍵並不在於政策壁壘，而在於兩家公司對中國市場的理解迥異。中國本土平臺企業更理解信任和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從而推動出一套適合本土環境的在線市場制度。

林垚：書裏面還詳細地討論了電商的崛起，它對中國政治經濟生態的整個影響，包括對央地關係的影響，例如對農村的扶貧起到多大作用等等。能不能先給我們講一下，電商怎樣去介入到央地關係中？在我看來，書中電商研究的政治性，一方面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建設由平臺補足，但與此同時，在更傳統的政治關係、在更垂直的央地關係之中，電商也起到了作用。

劉立之：電商不僅是對實體商業的替代，更是一種全國性的商業協調機制。傳統上，中國的商業活動深受地域限制，企業在何處經營就受制於當地的法規與地方政府。中國並非一個統一市場，而是由多個地方市場構成，每個地區的政策和文化背景各異。然而，電商的興起打破了這種地域割裂：無論買賣雙方身處何地，只要進行線上交易，便自動納入一套統一的平臺規則體系。舉例來說，買家可能在上海，賣家則位於江蘇的某個村莊，雙方卻能基於相同規則完成交易。

這一跨區域交易體系對協調機制提出了極高要求。中國的治理體制以“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爲基本特徵，中央制定政策方向，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和細化。在電商興起之前，大多數交易、生產在本地進行，能夠賣到全國的企業是少數。然而，電商讓無數中小商戶和個體經營者也能參與全國交易。相比之下，電商讓無數中小商戶和個體經營者得以參與全國交易。據統計，每天有2億至3億個包裹在路上，背後對應的是大量跨省、去中心化、金額較小、但頻次極高的交易行爲——可以想象地方政府要監管這些交易非常不易，因爲它需要不同地方政府之間有非常多的協作，而這種協調機制目前還不完善。

以糾紛處理爲例，線下交易糾紛往往因買賣雙方同處一地而便於處理。但當電商發展之後，很多賣家和生產商品的工廠根本就不在一起，他們只需要一部手機、一個賬號就可以去聯繫工廠。現在的交易，只要把買方信息給到工廠，然後就可以直接從工廠發貨。這就導致消費者和生產者，還有賣方不在同一個地方，而這樣的交易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這就導致糾紛特別難以解決。這種分散、異地的交易模式使得傳統地方司法和行政干預手段面臨挑戰。以杭州餘杭法院爲例，因阿里總部設於當地，電商初期的大量糾紛集中於此，顯示出區域法律資源與全國性市場間的錯位。這也意味着，平臺企業承擔了大量的治理職能。

在調研過程中，我還注意到平臺公司的“強勢地位”。與傳統實體企業（如房企）高度依賴地方政府不同，平臺公司因其資產的虛擬性和高度流動性，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它們可以在多個地方政府之間談判，爭取更優政策支持。例如在開展扶貧合作時，平臺往往會向地方政府提出前置條件，如提供土地、房屋、培訓資源等。這種互動更像是商業談判，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政企關係。

電商的興起也重塑了央地關係。一方面，小賣家“上線”後，對地方政府的依賴顯著減少，不像實體店一樣那麼依靠土地、執照等地方資源，也無需門店和即刻庫存。相反，他們更依賴平臺提供的流量、支付系統、物流與客服支持。另一方面，平臺擁有的海量數據（維權）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例如，某大型平臺曾與國家統計局合作，基於一籃子在線商品價格編制“網絡版CPI”，爲宏觀調控提供數據支持。

法律制度也隨之發生變革。伴隨着電商交易糾紛的激增，原本地方的問題可以地方解決，當電商形成一個統一的全國大市場之後，對全國統一治理機制的需求愈發迫切，“互聯網法院”由此應運而生。買賣雙方或其他糾紛主體可以在線進行遠程庭審，在短時間內完成審理。這一制度創新在早期也得到了平臺公司在技術與流程設計上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平臺不僅是制度的適應者，也是制度創新的積極推動者。

林垚：從這點上能看出不同的國家一些共通的經濟趨勢，這幾年硅谷的某些大公司、平臺公司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權力也很大。亞馬遜就曾公開表示要在幾個城市裏選一個地方建倉庫，問政府要不要來招標，給亞馬遜提供稅務優惠，最後選了一個爲它提供最多優惠的城市。這些頭部大公司、平臺公司在地方政府面前似乎都是那種“膀大腰圓”的形象。

劉立之：是的，其實通過平臺公司提供治理，既有利也有弊。關鍵在於，這套“私有制度”的質量高度依賴於平臺之間是否存在良性的競爭，而非一家獨大。

平臺經濟具有明顯的網絡效應特徵。作爲雙邊或多邊市場，平臺的核心不在於銷售特定商品，而在於促進用戶持續交易。買家越多，吸引的賣家也越多；賣家越多，又會吸引更多買家，從而形成自我強化的增長機制。一旦某個平臺形成規模優勢，它往往很難被替代，並可能不斷擴張。

然而，平臺一旦做大，就容易缺乏制衡機制。例如，它可能對用戶和商家進行不對等壓榨，如強迫賣家在本平臺提供最低價格，限制其在其他平臺上的定價權，這已構成對市場競爭原則的破壞。由此可見，平臺主導的“建制外包”雖能填補治理空白，但若缺乏監管和競爭環境，其本身也可能成爲新的問題源頭。

因此，作爲一種治理模式，建制外包也需要在國家有效監管下運作，使平臺之間的相互競爭處在一個良性的狀態，才能實現制度創新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林垚：這也呼應了你在書的最後部分提到的，在過去的五年裏面，國家試圖把這個建制外包往回收一點，但最後又開放了一些，這是一個不斷校正的過程。2020年後，國家出於種種考慮，試圖把平臺的一些權力往回收。平臺做大了以後，就有壟斷性，它的權力會產生負面後果，帶來包括侵犯數據隱私，壓榨小商家等等。這個時候國家要選擇出手糾偏。

但在過去幾年裏面，我們會看到有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呼籲。那麼在政策層面，到底是這種呼籲促使建制外包被國家收回，還是因爲先出現種種問題，讓越來越多的人覺得平臺應該被限制？

劉立之：其實建制外包一直都存在。在2020年監管寬鬆的階段，平臺公司就擁有較大的制度創新空間；2020末至2023年中期則是強監管時期；而現在，監管有所放鬆，進入所謂的“常態化監管”階段，強調“穩預期、增信心”。無論是此前、期間還是之後，建制外包從未中斷，區別主要在於外包的範圍與領域有所調整。比如目前在金融領域，國家可能更謹慎一點。

事實上，經歷強監管之後，建制外包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制度化。越來越多的平臺公司以“顯性外包”的方式——通過與政府簽署協議、在法理框架下明確其治理職責——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一方面，平臺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向政府證明自身在公共事務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逐步認識到，平臺在技術能力、數據資源與用戶覆蓋面上的獨特優勢，是推動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現在面對一些經濟監管問題，國家會委託讓平臺公司進行處理。

與此同時，一些法學學者的研究指出，許多平臺公司在簽訂此類協議時，希望加入“避風港”條款，即在履行過程中如出現無意違規或違法行爲，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豁免。這本質上是一種容錯機制，有助於降低平臺在承擔公共職能時的合規風險。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監管與外包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政府之所以允許平臺發展，某種程度上是對自身監管能力的自信。監管不僅是對平臺行爲的約束，也是在外包基礎上確保其不偏離國家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我看來，監管與外包之間並不存在衝突，反而相輔相生。

關於監管的動因，它往往同時包含意識形態上的警惕與經濟理性的考量，兩者交織，很難截然分清。前者體現在對私營平臺權力膨脹的擔憂，甚至出現“平臺公司應國有化”的聲音；後者則包括數據安全、市場公平、反壟斷等問題。這兩類因素交織在一起，難以完全剝離。但前者——對於私有資本的警惕——應該說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平臺公司誕生之前也存在。而實際的監管行動，則更多是在平臺規模不斷擴張、與經濟理性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如數據壟斷、市場失衡等——進入公共視野之後才逐步展開。因此，從動因來看，經濟理性無疑是推動平臺監管的關鍵因素。

平臺監管的難點在於如何把握尺度。一方面，平臺制度創新本身需要一個寬容的政策環境和試錯空間。以支付寶爲例，其早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但政府並未一開始就禁止第三方支付，而是給予其探索空間，最終頒發支付牌照，體現出制度的包容性。這種允許試驗的環境，對鼓勵平臺創新至關重要。

但另一方面，如果平臺權力缺乏有效約束，也可能帶來市場失靈和治理風險。未來的關鍵，在於如何在控制平臺負外部性的同時，不抑制其制度創新能力。這種平衡，對平臺治理本身，以及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型，都是至關重要的。

電商崛起如何影響農村經濟

林垚：書中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電商崛起後對農村經濟，以及農村家庭福利造成的影響。你提出了一個非常新穎的結論，對於到底誰在農村裏面富起來了，誰獲得了電商經濟的好處進行了細分。能不能詳細談談這部分研究？

劉立之：農村電商是我一開始對電商感興趣的原因。當時我去山東灣頭縣做調研，這個村位於黃河的入海口，土地極其鹽鹼化，耕種非常困難。當地人就用一個湖邊的蒲草、柳條作爲原材料做草柳編，在線下進行售賣，但市場很小。大概在2006、2007年，有一些村裏面出去的大學生開始在線上賣草柳編，很快致富。村民們紛紛效仿，整個村子都富起來了，村裏甚至出現了非常多的電商廣告。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訪談，是在春節物流停運的時候，在寒風凜凜的大街上採訪一個賣魚的大爺。賣魚是他的老本行，物流停了他就回去賣魚。而他之所以做電商，是因爲他的兒子開了一個網店，他幫兒子做客服。最神奇的一點是，雖然大爺不太說普通話，但卻會拼音打字。他做電商前從來沒有用過手機和電腦，所以輸入都是“一指禪”：靠一根手指打字。

包括我當時還去徐州的東風村，這個村是做垃圾回收的，以前比較貧困。村裏有個年輕人在外地打工，在上海進了宜家的傢俱店，發現這種拼裝的傢俱很簡單，在村裏也能做，如果賣到線上說不定能發展。結果他回到村裏面，想找一個木匠，沒想到村裏沒有做傢俱的木匠，最後找了一個做棺材的開始做傢俱。誰料這一下促進了整個村子的經濟，現在村裏電商發展非常好。

在這些地方，電商要麼是把一個線下的市場、產業賣到網上，要麼就是從無到有地創造了一個當地的行業。原來有一種說法，農村是一種信息孤島，產品很難賣到全國市場。但電商爲他們提供了一個市場準入的入口，很快大家都富起來。

過去，中國也在嘗試很多扶貧的方式，也提出過電商扶貧。電商扶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把電商引入到廣大的農村地區。地方政府樂於促成這個項目，因爲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農產品銷售渠道，甚至可能讓一些在外打工的人回到村裏去。平臺公司也想推進這一項目，因爲電商在城市裏面已經觸頂了，而中國有這麼多的農村人口，如果能賣到農村去，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基於這些情況，我們當時就想，這些因爲電商致富的村子可能很特殊，比如本身有創業帶頭人，或者生產適合在網上賣的產品。但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不具備這些特殊條件。那麼如果把電商引入到一個普通的農村地區，能不能產生同樣的效益，能不能複製那幾個村子的成功經驗？也就是說，從普遍意義來說，電商下鄉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經濟效應？

那個時候阿里巴巴在做一個叫“千縣萬村”的計劃，計劃是在三至五年內投資100億元，建立1000個縣級運營中心和10萬個村級服務站，把電商引入中國的10萬個村。10萬個村佔到中國所有行政村的六分之一，數量很大。

在這項研究中，我與合作者採用了經濟學中最爲嚴謹的評估方法之一——隨機對照試驗（RCT）。這是目前衡量某一行爲或干預是否有效的標準方法。

我們在100個村莊中隨機選取了試驗組和對照組各一組，這兩組在人口結構、初始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基本相當。我們隨後在試驗組中推動電商接入，而對照組暫時不予接入（當然，出於倫理考慮，一年後所有村莊都會被接入）。如果試驗組在接入電商後，村民的福利、交易行爲等發生了顯著變化，而對照組沒有類似變化，那麼這些差異就可以歸因於電商的引入。

那麼，當時是如何在村裏“接入”電商的呢？以阿里和京東爲例，它們在村裏設立了一個電商服務站，外觀看上去像一家實體店，但店裏並沒有太多商品。主要配置是一臺電腦和一個顯示器。村民可以走進服務站，由一名受過培訓、返鄉的大學生協助他們操作電商系統。爲什麼要這樣設計？因爲平臺意識到，農村電商推廣困難的核心原因在於基礎設施和數字技能的缺失。許多村民既沒有在線支付賬戶，也不瞭解網購或網銷的流程。因此，需要一個“中間人”來幫助他們完成操作，並在過程中學習如何買賣，從而真正融入數字經濟體系。

這個電商服務站除了解決信息問題，還解決了物流問題。物流接入是電商下鄉的關鍵。我當時做了一些調研和訪談，發現在接入電商之前，農村地區基本未被商業快遞體系覆蓋，主要依靠傳統的郵政系統。許多偏遠地區如果收到包裹，往往只是收到一張郵政的通知單，通常半個月或一個月才發一次，讓村民去就近的縣城或鄉鎮自取，包裹並不會送貨上門。與此同時，商業快遞公司由於訂單量有限，也缺乏將服務延伸到農村的激勵。因此，要真正讓農村接入電商，不僅需要設立服務站點，還必須讓物流真正“進村”，確保農民在網上下單後能實現送貨到家。

所以我們研究當中所說的在試驗組村引入電商，指的就是在這些村建立電商服務點，而這個服務點同時解決了信息和物流的問題。

這項試驗持續了大約一年。第一個重要發現是在“買”的方面，電商帶來了消費的平權。對許多村民來說，福利的改善來自於他們突然可以在線上買到更多、更便宜、質量更高的商品。我們發現，在參與試驗的100個村莊中，平均約有14%到15%的村民因使用電商而獲得了顯著福利——簡單來說，就是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更好的商品。

這14%到底算不算多，很難簡單下結論。但可以確認的是，這部分人確實通過電商獲得了原先在本地買不到的商品，電商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由於這些村莊普遍貧困，人口外流嚴重，許多電商使用者實際上已經外出務工，留在村裏的多是老人和兒童，他們的消費能力較弱，使用頻率也較低。

另一個相對令人失望的發現是在“賣”的方面沒有觀察到顯著效應。實際上，無論是地方政府、阿里巴巴，還是國際組織，甚至其他國家，都對農村居民通過電商賣貨的現象寄予厚望——他們希望農村老人能夠轉型爲電商賣家。但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後來我意識到，這背後其實涉及更深層的問題：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不僅僅在於市場準入或交易機會，還包括教育、人才儲備等基礎能力的系統性不平等。儘管電商能提供市場準入，但要真正讓農村居民實現“能賣”，電商之外還需要配套一整套支持服務。例如，近年來一些平臺推出了農產品直播帶貨的業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但直播也有一定的侷限，農產品由於其非標準化特性——比如：一個西瓜甜不甜，消費者在線上很難判斷——也很難像標準商品比如衣服那樣實現規模化銷售。

所以總結而言，電商帶來的消費平權是最直觀的福利，但在“賣”的環節，農村面臨的障礙仍然很大。

林垚：農村內部因爲文化資本或各方面的差異，導致它作爲賣方利用電商的能力和意願和城市有所差別，最後我們會在農村內部觀察到一種類似階級分層的現象。我比較好奇，物流是不是發展農村電商的必要條件？

劉立之：是的。我們通過試驗評估了農村電商是否能夠帶來福利，以及福利產生的主要機制。

具體來說，我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電商帶來的福利，究竟是通過電商服務站作爲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實現的，還是通過解決物流問題（logistics channel）實現的？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比較了兩個不同類型的村莊：一類是在設立電商服務站之前就已接入物流的村莊；另一類則是在設站之前尚未有物流覆蓋的村莊。對於前者而言，電商服務站主要起到了信息補充的作用；而對於後者，服務站則代表了信息和物流雙重渠道的引入。

比較結果顯示，物流是帶來福利的關鍵因素。我們發現，最偏遠、原本物流條件最差的村莊從電商接入中受益最大。這表明，電商在改善原本被邊緣化的農村地區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村與村之間的發展差距。

但如果回到剛纔所提的“階層分化”問題，情況又有所不同。雖然電商縮小了不同村莊之間的不平等，卻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村莊內部的不平等。在村莊內部，更年輕、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好的羣體更容易使用電商、從中獲益。換言之，儘管機會是一樣的，只有一些特定的人羣才能利用好這個機會。

林垚：在物流和信息服務站的建設方面，平臺和地方政府是否有合作推動建設的嘗試？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劉立之：地方政府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村村通”等工程顯著改善了交通條件，使得到2000年代中期，中國超過90%的村莊實現了通路。同時，許多村莊也在這一時期接入了電話網絡。只要有電話線，就可以實現撥號上網——雖然網速較慢，但已足以支持客服等電商的基礎操作。

此外，地方政府在電商下鄉的過程中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例如，提供用於倉儲的土地、房屋及裝修，一些地區還給予物流補貼，並積極進行電商宣傳推廣，例如通過農村牆體廣告等方式，增強農民對電商的信任和接受度。可以說，平臺公司是電商下鄉的主要執行者，但地方政府則提供了關鍵的支撐土壤。

林垚：最後一個問題，在研究者看來，你研究的問題很難，去獲取數據，包括去做訪談，都可能會遇到很多的阻礙。那麼你在研究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特別困難的地方，後來是怎麼解決的？

劉立之：我在書的序言裏面寫過，很多人覺得寫書像一個漫長的旅程，但旅程意味着你知道終點在哪兒。但是我當時的研究特別像一次冒險，因爲我不知道終點在哪兒，也不知道能不能抵達。十年前開始做電商研究時，相關文獻非常稀少，數據掌握在平臺公司手中，而我一開始也並不認識電商行業的任何人。那時候的我，就像一隻無頭蒼蠅——充滿熱情，卻毫無方向。

對我而言，雖然這個現象非常吸引人，但一切都是問題——甚至連我的主要研究問題是什麼，都是個問題。我只是有一種直覺：這個現象現在很重要，將來會更重要。

於是，我花了一年多時間走訪了大量村莊，做了大量調研，記錄了許多故事，對這個現象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是做定性研究，這些材料可能已經足夠了。但我的博士項目要求進行基於數據的實證分析，我自己也希望能用數據做出更嚴謹的經濟學測試。然而，當時最大的障礙就是缺乏數據，我一度因此想過放棄這個研究。

另一方面，北美學術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我當時並不確定是否能夠順利完成這個研究項目，即使完成了，這個“非主流”的選題是否能幫助我找到教職也充滿不確定性。正是在那個階段，我開始真正理解，爲什麼這樣一個明明很有趣的現象，當時研究文獻卻很少——因爲它太新，且實在太難做。那段時間我確實動搖過，也曾考慮換題，甚至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可能做不出來。

之所以最終沒有放棄，一方面是我逐漸意識到，所有研究方法的意義，都應服務於真正值得回答的問題。我不想做一個雖然能產出大量數據、能發表論文、甚至有助於找工作的項目，但卻不是我真正關心的題目。

另一方面，儘管這個研究過程非常困難，卻也讓我感到由衷地興奮。比如我至今仍記得那個用“一指禪”打字的大爺，還有在田野中遇到的許多人，他們的故事至今仍讓我深受觸動。我會覺得：這纔是我真正想研究的東西。於是當時就對自己說——要再堅持一下。

後來我也意識到，早期的田野經歷雖然沒有直接帶來可用數據，但卻是整個研究中極爲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沒有白走的路。那段田野工作雖然表面上對研究“產出”幫助不大，但卻讓我真正理解了電商這一現象，也讓我對自己的研究建立起信心。同時，這段經歷也讓我與從業者之間建立了信任，最終促成了他們願意參與試驗。

就像林老師剛纔說的，這個研究其實非常難做。回頭來看，它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確實需要一點運氣，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堅持。

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Lizhi Liu，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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