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樣的街區,吸引科研人才

市場資訊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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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上觀新聞)

當全球城市競相構建創新生態,上海打造什麼樣的科創空間,才能促進科創的生長?

對科創企業來說,真正想要的科創街區,究竟應該滿足哪些訴求?

從“被動等待”到“主動出擊”

在上海大零號灣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區,一處由老廠房改造的智能配用電房裏,5米層高下,數百公斤重的精密設備正在運轉。這裏是“能優網”的辦公所在地,也承載着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東科技成果轉化的夢想。

“選擇紮根大零號灣,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讓老師和同學能在教學、科研與企業運營間從容兼顧。”身兼能優網創始人的劉東說。大零號灣依託於附近的上海交大、華東師大,成爲高校成果轉化孵化基地,產業政策與高校資源一脈相承。

比如說,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零號灣與上海交大深度綁定。老師們手握校內科研成果,如果想要轉化爲產品,在市場上創業,需要經過校內三級答辯,通過“成果轉化評審流程”。由學校先進技術產業研究院專門設立辦公室,技轉專員一對一對接,對教師成果轉化項目進行評估審覈,確保流程合規、過程高效。

而校方邀請的第三方評估嘉賓中,有對行業技術瞭然於心的業內專家,有投資顧問類專家,也有大零號灣直接扶持的孵化器平臺負責人。

“以前,我們就像守株待兔的農夫,只能等着高校的老師拿項目找上門來。”孵化器平臺負責人坦言,這種被動的模式成效不高,不僅缺乏對項目成果的瞭解,而且當項目方來挑選場地時,往往已錯失了最佳的孵化時機。

如今,與高校深度綁定後,大零號灣直接“前端介入”。校內哪些老師的成果正在走向市場,作爲評估嘉賓,他們提前瞭如指掌。“我們的總經理本就來自交大,熟悉學校的科研體系和成果轉化路徑。”孵化器平臺相關工作人員介紹道。

當科研成果一旦通過校內的轉化評審後,大零號灣長期駐校的專職辦公人員馬上與創業團隊一對一對接,幫助初創企業代辦一系列服務,涵蓋工商手續、政策對接、融資輔導、員工培訓等一系列煩瑣內容。

而大零號灣園區也會根據評估等級,提供場地租金減免、裝修補貼,落實各項扶持政策。這種模式的轉變,讓科技成果轉化的週期大幅縮短。數據顯示,自該機制運行以來,上海交大項目在大零號灣的就地轉化率遠超歷史平均水平。

從劉東的角度來說,科技成果“躺在紙面上”是長期困擾高校的痛點。成果轉化首先面臨的不是來自市場的挑戰,而是政策的束縛。

老師的校內研發成果,屬於職務內發明,其專利能否作爲企業的核心專利面向市場呢?兩者有產權上的矛盾。

而現在採取的方式是:老師作爲專利完成人進行專利轉化實施,第三方評估確定其研發專利價值;學校把專利作爲無形資產注入老師的初創企業;同時約定,未來企業發展中專利增值收益將按比例與學校分成,形成個人、企業與學校“三方共贏”的格局。

“從專利認定到經費使用,每一步都有章可循。”劉東認爲,學校設立技術成果轉化專員,專門對接教師創業的內外部事務,而大零號灣在交大派駐專員,更是讓高校與園區資源實現“魚水交融”。

這條科研成果轉化路徑,被老師們稱呼爲“陽光化”創業,即政策解綁、制度創新,鼓勵老師們正大光明地運用科研成果,轉化爲產品,去市場上創業。

大零號灣作爲科創街區,在“陽光化”渠道上,從前端評估到終端的軟硬件供給,幾乎全方位深度參與,讓企業輕裝上陣。

“陽光化”政策執行以來,上海交大共完成203家成果轉化項目公司註冊,其中98個項目落地閔行區(佔比48.3%),近九成在大零號灣,總估值超500億元。2024年,該區域9項牽頭或合作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榮獲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有43項(人)項目獲“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均佔全市比例約1/5;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17406件,佔全區近45%;省部級及以上創新基地60家,佔全區75%;海外高層次人才1441人,佔全區超90%。區域以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爲主導產業,合計營收佔區域總營收約80%。

“所以,不能把我們看成簡單的園區一房東、二房東,或者科創空間場地的租賃方、運營方。”大零號灣副總經理葉隆說,“我們作爲國有企業,承擔的是科創中心建設的重大任務,做好從‘0到1’的高校成果孵化,纔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建築夢之隊的未來嘗試

那麼,科創街區如果沒有核心高校,又該怎麼發力呢?

不久前,以“創新街區”爲主題的SEA-Hi!論壇在張江科學城張江之尚創享中心舉辦,一些科創大咖聊到了他們心中理想的“科創街區”。

“我心目中理想的創新街區,應該是集建築、藝術、人文、創新於一體的街區,是讓科學家不僅想來而且還想留下來的地方。”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認爲,諾貝爾獎獲得者們常常會與不同學科的人在一起喝咖啡,在一起交流、交鋒,乃至交融,從而激發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和創新靈感。

未來的創新街區不只有硬核的一面,更要讓科學家們感受到藝術的氛圍、人文的氛圍,讓大家的思維火花和創新靈感更多地噴湧而出。

也就是說,一個多元碰撞、有生活氣息、人與人邂逅、科創靈感交融碰撞的“外部環境”,是科研人員特別喜歡的。

正因爲看到這樣的變化,已經久負盛名的張江科學城內,如今正在開發建設一個新項目:張江之尚。SEA-Hi!論壇還授予張江之尚“SEA-Hi!論壇特別基地”,期待這裏成爲更多跨界對話的發生地。

張江之尚前身爲張江水泥廠,由上海地產集團攜手張江集團共同打造,是上海市浦東新區“金色中環發展帶”重點項目,打造三大先導產業的前沿創新高地。

此次張江之尚工業遺存的更新,匯聚了國內外12位知名設計師,如安藤忠雄、馬巖松、雅克·菲爾葉、柳亦春、張斌等,他們每人選擇一棟建築或者建築組羣空間,從自身理解對未來科創街區進行詮釋。

從水泥筒倉改造的文化藝術中心,到萬米倉改造的科創方舟,再到鏈接未來科創展演的窯尾劇場,12位設計師的作品和而不同,充分考慮了科創人員的藝術、文化等生活服務的需求。

負責設計其中4棟辦公樓的柳亦春接受採訪時說,他在設計之初,一直觀察着周邊其他建築的設計手法。南側是馬巖松由萬米倉改造的科創方舟,北側是安藤忠雄筒倉改造的園區文化藝術中心。

“我負責的4棟辦公樓就是處於一箇中心位置,反而承擔了協調者的角色。”有鑑於此,柳亦春讓建築以一種弱化的姿態呈現在場地之上,用輕盈、纖巧、帶一點工業理性的方式,與周邊大尺度、粗獷的體量形成互補和統一。

一羣跨國設計師聯合組成的夢之隊,在這樣一個位於上海浦東張江地區、距離上海市中心約30分鐘車程的老水泥廠的基礎上創造空間的無限可能,將佔地117,000平方米的工廠改造成一個科創新園區。它能夠容納超過500個研究機構、企業孵化器、初創公司、技術中心和服務平臺。

張江之尚在打造科創街區時,如此強化歷史空間的獨特性,強調未來科創街區的公共性,突出藝術與文化的氛圍,也是上海走在前沿的嘗試。

“主要目的是促進那些跨界的、非正式的交流,激發科學家們的創造力。”張江之尚項目負責人彭暉說,50%的配套室內外空間將被預留用於展覽,包括“科技+藝術”“文化+藝術”等一系列跨界方式。也就是說,這裏不僅呈現的是一個科創功能性空間,更要爲科創人員提供一個多元、豐富、有趣,促進人與人邂逅、交流、思考、碰撞,激發創造靈感的環境。

這樣的科創園區,在國內比較少見,但在國際上已經成爲趨勢。從某種角度說,全球科創,正逐漸“迴歸對人的尊重,滿足人的需求”。

輕量化,迴歸“都市型社區”

從全球趨勢看,科創街區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爲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依附於產業圈的配套型科創。早期的科創活動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作爲產業園區的“配套模塊”嵌入其中。

彼時,創新需求高度依賴既有產業基礎。比如在製造業集聚區周邊,可能會有小型的研發中心、技術改造工作室。它們規模不大,功能單一,核心任務是對接產業端的具體需求。

這種“寄生式”的存在,讓科創活動始終圍繞產業圈的核心業務展開,缺乏獨立的空間載體和發展邏輯,更像是產業體系延伸出的“創新觸手”。

第二階段,獨立園區的規模化集聚。此時,科創活動逐漸擺脫對單一產業的依附,進入獨立園區化發展的階段。

以上海張江科學城爲代表的創新型園區,是這一階段的典型產物。它們往往選址在遠郊或城市邊緣區域,擁有獨立的規劃邊界和配套體系,強調“大設施、大體量、高密度”的集聚效應——從國家級實驗室到中試基地,從孵化平臺到人才社區,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創新生態閉環。

這種佈局的優勢在於能集中配置稀缺的科研資源,降低創新主體間的協作成本,但同時也因地理上相對偏遠,與城市核心功能區形成一定割裂。

第三階段,輕量化滲透的都市化擴散。當下的“科創迴歸都市”,本質並非簡單的地理空間回遷,而是創新活動本身的形態變革帶來的空間重構。

隨着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崛起,科創活動呈現出顯著的“輕量化”特徵——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研發團隊,就能開展核心創新工作,不再依賴動輒數千平方米的實驗場地或重型設備。

這種變化讓創新載體突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它可能是市中心寫字樓裏的一個創業工位,也可能是老廠房改造的聯合辦公空間,甚至是社區裏的共享實驗室。

它們突出的優勢是“短鏈條反饋”:從創意產生到原型驗證,再到市場測試,能在城市肌理中快速完成閉環,與消費端、應用端形成即時互動。

這種分佈式的存在,讓科創活動真正融入都市生活,成爲城市有機更新的“活力細胞”,也讓創新不再受限於特定園區的邊界,實現從“集中集聚”到“全域滲透”的質變。

正因爲看到這樣的變化,張江科學城內孕育的項目張江之尚,嘗試在這方面破局。

自1988年北京中關村作爲中國首個科技園區成立以來,在科創街區的發展中,我國已經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

而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過程中,誕生了大大小小的各類街區。它們有的起初只是自發形成,有的來自自上而下的精心規劃。

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相關研究人員表示,經過一系列調研和採訪,概覽上海科創街區,大體上可以歸納爲五大模式。

第一種是高校驅動模式。以大零號灣爲典型。高校不僅爲周邊科創街區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和科研成果,其教學、生活也與城市的商業、居住、公共服務等功能深度交織,形成了產學研用一體化的發展生態。

第二種是研究機構驅動模式。比如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或是醫院及其附屬的醫學研究室、科研中心。

以上海徐匯的楓林路街區爲例,依託幾家大型醫院,整個街區聚集了大量生物醫藥企業。這些企業與醫院形成了緊密的聯動關係,在臨牀驗證、技術研發等方面展開深度合作,加速科研成果的轉化落地。

第三種是龍頭企業驅動模式。初期通過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吸引上下游企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羣。從長期發展來看,這些龍頭企業往往會超越單純的企業角色,向開發運營主體轉型。

以上3種模式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存在一個明確的核心機構,作爲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

第四種是環境與城市服務設施驅動模式。以上海西岸爲例,它並非依靠單一的某個機構或資源,而是將整個西岸濱江地區打造成具有影響力的城區品牌。這裏融合了文化、藝術、生活方式,相關技術人員喜歡西岸的年輕、潮流、藝術氛圍,願意在這裏辦公,從而吸引AI類產業和人羣集聚。

這種模式的核心吸引力來自環境優勢、完善的城市生活服務,注重場景共享,依託相對優越的區位條件。

第五種是成本優勢驅動模式。該模式多存在於遠郊或工業轉型區域,比如寶山的部分區域。由於土地、廠房等成本相對較低,自然吸引了一些對成本敏感的企業入駐,成爲區域產業發展的初期驅動力

幾位受訪專家普遍認爲,上海資源種類豐富,又囿於房地產成本高,在產業集聚上,很難形成杭州那樣的特色小鎮式的集中佈局,實際上也沒必要去做類似的“產業小鎮”。

上海的每一棟樓宇中就可能孕育出多元的、集聚上下游產業的科創力量,每一個共享辦公空間中就可能誕生創新成果轉化。

上海看似沒有科創類明星企業,實際上,在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硬科技領域一直具備深厚實力,只是有些技術“不爲互聯網宣傳”,未作爲“明星企業”被廣爲人知。

“上海的優勢在於產業配套完善、成果轉化高效。科創的積累有厚度、有延展度。”一位長期觀察科創領域的專家表示。

那麼面向未來,適合上海的科創街區應該側重什麼呢?打造科創人員更喜歡的“都市型”創新街區——具備類似中心城區的生活、藝術、文化休閒氛圍,具備爲科創人羣畫像而定製的一系列激發靈感碰撞的環境。

在曾經被認爲只有工業廠房、冰冷機器、鋼筋水泥的科創園區裏,把藝術、人文、生活放在突出位置。這是上海的一種嘗試,或許也是大勢所趨。

原標題:《爲什麼這樣的街區,吸引科研人才》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龔丹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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