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澳大利亞政府投入了數十億激勵資金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投資，但企業在研發（R&D）上的投入仍然低迷。

在這些措施失效之後，澳大利亞最具影響力的科學機構之一準備對那些不進行最低研發投入的大企業徵收稅金。

「政府和企業在研發上的長期投入不足，如今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澳大利亞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首席執行官安娜-瑪麗亞·阿拉比亞（Anna-Maria Arabia）表示。

正值政府着手尋找提振國家生產力與經濟增長的新路徑之際，澳大利亞科學院呼籲對年營收超過1億澳元的大企業設立「可返還型徵費機制」，即企業要麼將其營收的一定比例（如0.25%或0.5%）用於研發，要麼交出同等金額由政府投資於創新項目。

科學院指出，生產力的提升離不開大幅增強的研發投入。

「這不僅是我在說，財政部、生產力委員會也都在說，」阿拉比亞直言不諱地批評澳洲企業的「自滿」。

她並不孤單。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詹妮·戈登（Jenny Gordon）曾任外交與貿易部（DFAT）首席經濟學家，也支持更有效地資助研發。

「我不確定是否該稱之為‘懲罰’，也許可以看作是一種激勵機制，」她說。「這是一種替代方式，能為研發籌集長期可靠的資金來源，不再完全依賴於政府的預算撥款。」

根據生產力委員會2023年的報告，澳大利亞企業在創新方面「未能跟上步伐」。

疫情前，哈佛增長實驗室發布的《經濟複雜性指數》曾將澳大利亞排在第93位，落後於哈薩克斯坦、烏干達和塞內加爾，僅略高於巴基斯坦和馬裏。

科學院指出，相較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澳洲企業在研發上的持續投入不足已形成325億澳元的「投資缺口」——目前澳洲的R&D佔GDP比重僅為0.89%，遠低於OECD平均的1.99%。

設立此類徵費機制，正是為了迫使企業增強創新投入，確保澳洲經濟的未來。

「我們已經退無可退，」阿拉比亞表示。「在這個技術迅猛發展的動盪世界中，我們必須傾盡所能推動發展。那種幾十年來的安逸狀態，已經不再適用。」

悉尼科技大學（UTS）創新特別顧問、聯邦科研機構CSIRO董事會成員羅伊·格林教授（Professor Roy Green）對創新的益處深有體會。

他指出，澳大利亞企業長期依賴大學與政府研究成果「搭便車」。

「更嚴重的是，政府對研發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的關鍵作用也不夠重視。」

他認為，澳洲目前「生產力表現極差，政府現在試圖補救……原因就在於我們失敗的研發支持體系」。

各部門對R&D的投入普遍下降：高校、公共機構和私人企業無一倖免。

「公共研發投入影響甚微，」格林教授說。

「企業研發支出則大幅下降。唯一還能撐住局面的是大學，而這主要依賴於留學生學費收入——而我們又啱啱削減了這一收入來源。」

他補充道，過去澳洲曾通過類似手段（如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培訓保證金）推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說明該策略可行。

隨着政府的「經濟改革圓桌會議」即將在下月於堪培拉召開，商界、工會、社區和專家們紛紛提交改革建議。

澳洲工商會（ACCI）的提交建議早於科學院發布徵稅方案，因此未直接回應該建議。

不過，工商會指出澳洲在創新領域落後的現狀，並提出解決之道：

「這種表現不佳與更廣泛的商業環境問題密切相關，包括私人投資疲軟，以及過時的稅收與監管制度，這些都抑制了創新動力。」

工商會建議聯邦和州政府應確立長期政策承諾和清晰戰略：對中小企業提供可退還的稅收抵免；提供直接補貼和優惠孖展方案；針對各階段研發項目，提供低息貸款。

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工業集團（Ai Group）也對政府關於R&D的討論文件表示歡迎。

該組織首席執行官伊尼斯·威洛克斯（Innes Willox）表示：

「我們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構想澳大利亞的研發戰略。產業不應僅僅被看作是將他人研發成果商業化的工具。」

「說白了，現有制度並未真正服務於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Ai Group強調，R&D密集型企業通常能帶來更強的就業增長和抗風險能力。

「R&D投資不只是學術課題，而是國家繁榮的關鍵驅動力，」威洛克斯說，並呼籲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

「所有方案都應擺上談判桌，不能有任何‘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

「僅僅呼籲R&D支出佔GDP的3%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如何將公共研發商業化、如何加強產研合作等核心問題。」

隨着圓桌會議臨近，更多「大點子」浮出水面，澳大利亞的研發體系本身或許也將迎來一次深刻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