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上林下夕）

一、事件背景與時間線       2025年3月，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就一宗致命車禍案作出判決，裁定特斯拉因自動駕駛系統（Autopilot）未能有效識別並避讓行人，導致事故發生，需向遇難者家屬賠償2.43億美元。案件的核心爭議在於事故發生時，車載系統雖檢測到行人，但未啓動緊急制動，而關鍵的完整系統日誌數據在事後被刪除。2025年7月，事件進一步發酵：特斯拉工程師在法庭作證時承認，公司“依內部協議”刪除了事故前48小時的完整系統診斷日誌，包括傳感器置信度、AI算法決策過程、駕駛員狀態監控等原始數據。

二、技術分析：數據刪除的主觀性與故意性

     數據上傳與本地刪除的預設機制。特斯拉車輛在發生碰撞後約三分鐘內，會自動將包含視頻、CAN總線流、EDR（事件數據記錄器）數據的“snapshot_collision_airbag-deployment.tar”文件上傳至其私有云服務器（“Mothership”），並同步刪除本地存儲副本。此機制由軟件預設，用戶無法干預，使特斯拉成爲事故數據的唯一持有者。

      後臺“脫鉤”操作，製造“數據不存在”假象。調查顯示，特斯拉在上傳數據後，會通過後臺系統將其與車輛記錄“脫鉤”，使其在內部查詢系統中顯示爲“不存在”。這一操作並非技術故障，而是有目的的信息隔離行爲，爲後續“數據已損毀”或“不存在”的說辭提供技術掩護。

     人工觸發的深度數據清除。儘管本地數據在碰撞後自動上傳並刪除，但法證專家通過“逐位NAND閃存鏡像”技術成功恢復了部分本地數據。然而，事故前48小時的完整診斷日誌（含AI決策鏈、傳感器融合數據）被證實是通過OTA（空中升級）指令或工程師遠程操作主動覆蓋或格式化，而非簡單的存儲循環覆蓋。

      選擇性保留與刪除。特斯拉僅保留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2024年新規要求的11項基礎數據（如車速、制動狀態、轉向角），而刪除了更豐富的原始數據（如攝像頭原始圖像、雷達點雲、神經網絡置信度評分），這種“選擇性保留”表明其行爲具有明確的規避監管意圖。

       綜上所述，數據刪除行爲並非偶然或技術故障，而是通過預設機制、後臺隔離、遠程指令等多重手段實現的系統性操作，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和故意性，旨在控制事故信息的解釋權。

三、違反的美國法律

      違反NHTSA 2024年新規第7條。該條款明確要求車企在事故發生後必須完整保留所有與自動駕駛系統相關的原始數據至少30天，包括傳感器數據、決策日誌、駕駛員交互記錄。特斯拉刪除完整系統日誌的行爲直接違反此規定。

       妨礙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在法院已啓動調查並要求保留證據的情況下，特斯拉仍刪除關鍵數據，構成妨礙司法程序。加州法院已就此啓動刑事調查。

      《聯邦虛假陳述法》（False Statements Act）

       特斯拉多次向警方和法院聲稱“數據不存在”或“已損壞”，但服務器日誌證實數據自2019年起持續存儲於其AWS服務器。此行爲構成故意提供虛假陳述，誤導調查。

       消費者欺詐與產品責任法。通過隱瞞系統真實運行狀態，特斯拉誤導消費者對Autopilot安全性的認知，構成產品責任欺詐。

四、與馬斯克公開人設的矛盾                                                                      馬斯克長期塑造的“透明”、“安全”、“配合監管”形象，在數據隱瞞與刪除行爲面前被徹底顛覆，暴露其以技術壟斷掩蓋系統風險的策略。埃隆·馬斯克長期以來在公開場合反覆強調特斯拉在數據透明、安全性和監管合作方面的承諾，但此次數據刪除事件暴露出其言論與公司實際行爲之間存在嚴重背離。馬斯克曾於2021年在社交媒體上宣稱：“特斯拉完全透明，所有數據都爲安全分析開放。”然而，調查發現，特斯拉通過技術手段對事故數據實施高度控制，不僅在本地自動刪除原始日誌，還在雲端通過“脫鉤”機制隱藏數據存在，使外部機構難以獲取完整信息。這種“數據壟斷”模式與“完全透明”的承諾形成鮮明反差。此外，馬斯克在2023年財報電話會議中表示：“我們全力配合執法和事故調查。”但事實顯示，特斯拉在多起事故中採取策略性應對：其法律團隊指導執法部門僅獲取有限的11項基礎數據，同時以“數據不存在”或“已損壞”爲由拒絕提供完整的系統日誌。這種行爲被《紐約時報》等媒體揭露爲“系統性誤導”，嚴重削弱了調查的公正性。更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在2024年AI Day上宣稱：“Autopilot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駕駛系統。”然而，被刪除的關鍵數據——包括傳感器融合過程、AI決策鏈、行人識別置信度等——正是驗證該系統是否真正安全的核心依據。刪除這些數據，實際上阻斷了獨立驗證其安全性的可能，暴露出其宣傳背後對技術缺陷的刻意掩蓋。這些矛盾表明，馬斯克所塑造的“透明”“安全”“合作”形象，在數據控制與信息隱瞞的現實面前已難以自洽。特斯拉的行爲反映出一種以技術優勢規避監管責任、以公關話語掩蓋系統風險的策略，與其創始人公開承諾形成強烈反諷。                                          截至目前，特斯拉尚未就該案中“刪除事故數據”行爲發佈正式的公開道歉或承認不當操作的聲明。然而，公司通過法律程序和部分公開文件，對數據處理行爲作出瞭解釋和辯護。其回應可歸納爲以下幾點：

     （一）、技術機制解釋：稱數據處理爲“標準自動流程”，非人爲刻意刪除。特斯拉在法庭文件中承認，事故發生後車輛確實會自動將包含視頻和遙測數據的“碰撞快照”（snapshot）上傳至其服務器，並刪除本地副本。但公司辯稱：“這是預設的標準數據管理流程，旨在保護用戶隱私、節省車載存儲空間，並確保關鍵數據安全備份於加密服務器中。該機制適用於所有碰撞事件，並非針對特定案件。”特斯拉強調，這一流程是“自動化、系統性”的，不存在“選擇性刪除”或“人爲干預”，因此不構成“證據銷燬”。

     （二）、否認“隱瞞”指控：稱“數據不存在”是因系統“脫鉤”而非否認存儲。針對原告方指控其“長期謊稱數據不存在”，特斯拉解釋：上傳至服務器的數據在內部系統中被標記爲“與車輛脫鉤”（decoupled），主要用於工程分析和安全改進，不向客戶或第三方自動開放。當執法或調查方請求數據時，特斯拉通常僅提供NHTSA（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的基礎遙測數據（如速度、制動狀態、轉向角度等）。公司稱，由於“碰撞快照”未被納入常規數據導出流程，因此在早期溝通中“誤判爲無法提供或不存在”，並非故意欺騙。

     （三）、法律立場：承認“溝通不充分”，但否認“欺詐”或“妨礙司法”。特斯拉在回應中表示：“我們承認在與調查方的早期溝通中，信息傳達不夠清晰，導致誤解。但我們始終配合合法的數據請求，並在收到法院傳票後及時提供了全部可用數據。”公司強調，原始數據自始至終存儲於其AWS服務器中，並未被物理銷燬，因此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銷燬證據”或“妨礙司法”。

     （四）、未正面回應“預設機制的倫理爭議”。特斯拉未直接回應外界對其“上傳即刪”機制的廣泛批評，例如：爲何不保留本地備份供第三方獨立取證？爲何不向用戶或監管機構開放“碰撞快照”訪問權限？爲何通過“脫鉤”機制使數據在內部系統中“隱形”？這些設計選擇被《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和法律專家批評爲“技術性掩蓋”或“系統性信息壟斷”，但特斯拉尚未對此作出倫理或政策層面的解釋。

特斯拉的回應本質上是技術性辯護，而非道德或責任層面的承認。其核心立場是：“我們遵循既定技術流程處理數據，雖有溝通失誤，但無故意隱瞞或銷燬證據。責任在於駕駛員操作，而非系統設計或數據管理。”截至目前，公司仍堅持上訴，並未就“刪除數據”行爲向受害者家屬或公衆道歉。其最終立場可能需等待上訴法院對“數據處理是否構成妨礙司法”作出裁決後，纔可能進一步明確。

五、審批與法律文件細節

法院傳票與證據提交

      2025年5月，原告方憑藉從ECU恢復的元數據（含SHA1校驗和與服務器路徑），向特斯拉發出傳票，要求提供AWS服務器訪問日誌。特斯拉最初拒絕，但在面臨制裁聽證會的壓力下，於2025年7月交出原始TAR文件和日誌。 根據法庭披露的服務器日誌、EDR記錄及工程師證詞，此次加州致命車禍案中數據刪除的關鍵時間節點如下：     2019年4月25日，事故發生後約3分鐘：涉事Model S自動將包含視頻、CAN總線數據、EDR和Autopilot遙測信息的“snapshot_collision_airbag-deployment.tar”文件上傳至特斯拉私有云服務器（Mothership），並立即刪除本地存儲副本。                                        2019年6月19日：佛羅里達州公路巡警（FHP）調查員裏索（Riso）試圖通過物理讀取ECU獲取數據。特斯拉安排技術人員與其會面，謊稱“數據已損壞，無法讀取”。但法證工程師後續恢復的記錄顯示，當天ECU被成功啓動，數據完整可訪問。與此同時，特斯拉在後臺系統中將該數據文件與車輛記錄“脫鉤”，使其在內部數據庫中顯示爲“不存在”。

     2019年7月上旬：特斯拉工程師通過內部工具遠程執行“日誌清理”指令，覆蓋了事故前48小時的完整系統診斷日誌，包括神經網絡推理過程、傳感器原始數據、駕駛員監控狀態等。該操作通過OTA指令完成，未通知車主或監管機構。

     2025年3月，加州法院立案後：特斯拉再次執行數據清理流程，刪除了與事故相關的雲備份日誌元數據，試圖削弱數據關聯性。儘管原始TAR文件因AWS保留策略未被徹底清除，但其訪問路徑和校驗信息被清除，增加恢復難度。

     2025年5月：原告方通過法證手段從ECU中恢復出部分元數據，並據此向法院申請傳票，要求調取AWS服務器日誌。在面臨司法制裁壓力下，特斯拉最終於2025年7月交出原始文件及訪問日誌，證實數據自2019年4月25日起持續存儲於其服務器。

陪審團裁決依據：

      佛羅里達州陪審團基於以下證據作出2.43億美元賠償判決：

      恢復的本地ECU數據證明數據完整性；

      AWS日誌證實數據自2019年起持續存儲；

      律師與警方通信記錄顯示“指導”提供無關數據；

      工程師證詞承認“依協議刪除”。

加州法院2.43億美元判決：

      基於EDR數據顯示系統檢測到行人但未制動，且關鍵日誌被刪除，法院認定特斯拉未能履行數據保存義務，妨礙事故責任認定，構成重大過失。陪審團裁定，2019年4月25日發生的致命車禍中，駕駛員喬治·麥基（George McGee）與特斯拉公司均需承擔責任。責任劃分採用“比例分責”方式，具體比例如下：

       駕駛員喬治·麥基承擔67%的責任：主要因其在駕駛過程中低頭撿拾手機，嚴重分心，且車輛在碰撞前處於超速狀態（約100公里/小時），同時腳踩油門，直接覆蓋了Autopilot系統的控制指令。特斯拉公司承擔33%的責任：陪審團認定，特斯拉Autopilot系統存在設計缺陷和安全警示不足，具體包括：系統未能在駕駛員分心時發出有效警告或採取緊急制動；“自動緊急制動”功能在駕駛員踩油門時被系統自動禁用，且未向用戶明確提示該關鍵限制；“Autopilot”（自動駕駛）的命名方式具有誤導性，導致用戶過度信賴系統能力；特斯拉明知該系統在非高速公路或鄉間道路環境下存在風險，卻未設置地理圍欄等技術限制。基於上述責任認定，陪審團作出如下賠償裁定：補償性賠償總額爲1.29億美元，用於賠償受害者奈貝爾（Nabel）家屬的經濟損失、精神痛苦和喪親之痛。其中，特斯拉需承擔33%份額，即約430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爲2億美元：陪審團認定特斯拉在產品設計、風險告知和數據管理（如聲稱“關鍵數據丟失”）等方面存在“嚴重疏忽”和“對公衆安全的漠視”，因此裁定高額懲罰性賠償，全部由特斯拉承擔。特斯拉最終需支付的賠償總額爲2.43億美元（4300萬美元補償性賠償 + 2億美元懲罰性賠償）。該裁決爲美國司法史上首次在涉及第三方死亡的自動駕駛輔助系統事故中，裁定車企需承擔法律責任並支付鉅額懲罰性賠償，具有里程碑意義。特斯拉已宣佈將對此判決提出上訴。 特斯拉堅持認爲，事故的全部責任在於駕駛員喬治·麥基（George McGee）的個人操作失誤，而非系統缺陷。其核心論點包括：駕駛員分心且操作不當。麥基在駕駛過程中低頭撿拾掉落的手機，視線長時間離開道路，違反了基本駕駛義務。駕駛員超速並腳踩油門：車輛在碰撞前以約100公里/小時的速度行駛，且EDR數據顯示其右腳持續踩在油門踏板上，這直接覆蓋並禁用了Autopilot系統的控制指令。Autopilot爲輔助系統，非自動駕駛：特斯拉強調，Autopilot是L2級駕駛輔助系統，設計初衷是“輔助”而非“替代”人類駕駛，駕駛員始終負有監控車輛和隨時接管的義務。特斯拉在上訴聲明中指出：“2019年沒有任何一輛車，包括特斯拉，具備在該場景下自動識別並避讓路邊靜止車輛和行人的能力。”該事故發生在複雜的十字路口環境，涉及靜止障礙物和行人，超出了當時所有量產車輔助駕駛系統的功能邊界。將技術發展的歷史侷限性歸責於企業，將“阻礙汽車安全的進步”，打擊整個行業研發更先進安全技術的積極性。特斯拉認爲：陪審團裁定的2億美元懲罰性賠償“嚴重偏離合理範圍”，遠超其在事故中被認定的33%責任比例。懲罰性賠償旨在遏制惡意或欺詐行爲，而特斯拉始終公開說明Autopilot的功能限制，並未故意隱瞞風險。此類高額判決將對技術創新造成“寒蟬效應”，使車企因懼怕天價賠償而不敢推進自動駕駛研發。特斯拉質疑原告方對數據的解讀及陪審團的判斷。雖然未直接承認數據刪除行爲違法，但特斯拉在技術辯護中強調：其系統在事故發生前已多次發出視覺和聲音警告，要求駕駛員接管。車輛傳感器確實檢測到了前方障礙物，但系統邏輯設計爲：當檢測到駕駛員主動踩油門時，默認其有意控制車輛，因此不會強制剎車。原告律師將馬斯克過去的宣傳言論（如“比人類駕駛更安全”）作爲“證據”，屬於“斷章取義”，忽略了上下文和免責聲明。（在特斯拉官網和相關宣傳材料中，最常出現的免責聲明原文是：“目前可用的（Autopilot）功能需要駕駛員主動進行監控，車輛尚未實現完全自動駕駛。”在2016年一起致命事故後，特斯拉發佈的博客中包含了更全面的免責聲明，其原文內容爲：“駕駛員對車輛控制負有責任，最終行車安全將由駕駛員自行負責。”該聲明還伴隨着對駕駛員的具體要求：“在激活Autopilot系統服務前，駕駛員會在顯示屏上看到提示，請務必將雙手放置於方向盤上。”針對“完全自動駕駛”（FSD）等未來功能的宣傳，特斯拉也曾修改其網頁內容，加入了更謹慎的免責聲明：“未來能否在沒有人工監督的情況下實現這些功能，取決於自動駕駛可靠性能否遠勝過人類司機，而這需要數十億英里的里程數來演示證明。”）特斯拉上訴的核心邏輯是——這是一起由駕駛員嚴重過失引發的悲劇，而非產品缺陷所致。特斯拉認爲，將責任部分歸於企業並施以鉅額懲罰性賠償，不僅事實認定錯誤，更將對整個汽車行業的技術創新和安全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上訴結果將對自動駕駛輔助系統的法律責任邊界產生深遠影響。

六、美國媒體相關報道

《華爾街日報》（2025年7月18日）

      報道指出，特斯拉內部存在“數據淨化”（Data Sanitization）流程，專門用於在重大事故後刪除原始日誌，僅保留“合規性摘要”提交給監管機構。一名匿名前數據工程師透露：“我們被告知，‘完整數據對公衆無益’，只會被‘誤讀’。”

《紐約時報》（2025年7月20日）

       揭露特斯拉律師團隊在多起事故中“策略性引導”執法部門：僅提供NHTSA要求的11項基礎數據，避免警方深入調取原始系統日誌。報道引用警方通信記錄顯示，特斯拉律師曾指導：“不要提及AWS服務器，就說本地數據已覆蓋。”

彭博社（2025年7月22日）

        報道稱，特斯拉“Mothership”服務器中存儲了自2019年以來所有聯網車輛的完整事故數據包，但公司對公衆和法院始終堅稱“無法訪問”或“已刪除”。一名前安全主管表示：“數據從未真正消失，只是我們選擇不展示。”

CNN（2025年7月25日）

      播出對遇難者家屬的專訪，家屬質疑：“如果他們真的安全透明，爲何要刪數據？刪的是技術漏洞，還是良心？”節目同時播放了法證專家恢復的部分本地視頻片段，顯示系統在撞擊前0.8秒“識別到行人”，但未觸發制動。

路透社（2025年7月26日）

      報道加州法院已啓動對特斯拉的刑事調查，重點審查其是否構成“系統性證據銷燬”。檢察官表示：“企業不能用自己的服務器，當自己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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