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帥

美國國債總額近日首次突破37萬億美元，增長速度創下紀錄。數家美國媒體發表分析文章認爲，這意味着美國財政負擔正快速增加。由於納稅人成本壓力不斷增加，美國國債將走向惡性循環。美國爲何會面臨債務飆升風險？因爲華盛頓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已經被簽署成法的“大而美”稅收和支出法案。

已經生效的這部法案以減稅、擴支和債務上限調整爲核心，標誌着美國財政政策的重大轉折。儘管短期內該法案可能通過刺激經濟增長鞏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基礎，但其也會引發債務規模失控、美元信用透支等重大挑戰。

從財政赤字與債務膨脹的現實圖景來看，首先，美國將面臨財政赤字的持續攀升與債務上限的進一步突破。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分析，法案實施後，未來十年聯邦財政赤字規模將顯著擴大，增量或達數千億美元；若部分減稅政策延續至2028年後，赤字規模可能進一步擴大。

原因在於，其一，長期固化既有減稅政策。包括維持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在37%的水平，以及將企業投資加速折舊政策永久化，僅此一項便可能帶來數千億美元的赤字增量。其二，新增階段性減稅措施。例如在設置收入上限的前提下，2026—2028年對小費、加班費免徵聯邦所得稅；爲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年度免稅額度；擴大企業廠房折舊範圍等。十年累計新增赤字數千億美元。其三，支出端的有限對沖。通過提高醫療補助領取的工作要求、收緊食品券發放條件、取消學生貸款優惠計劃等措施，十年合計削減支出超萬億美元，但僅能抵消約三成的新增赤字。國際評級機構預測，美國債務與GDP的比例將在2029年升至130%以上，遠超國際警戒線。

其次，利息支出的膨脹與財政可持續性挑戰。當前美財政部年利息支出已超萬億美元量級，若債務規模持續擴張，2030年前利息成本年增幅或達千億至萬億美元區間。高利率環境下的債務成本攀升，將擠壓財政資源投向民生、基建等關鍵領域的空間。

再次，歷史鏡鑑與國際對比凸顯嚴重性。美國歷史上多次通過提高債務上限維持財政運轉，但當前債務膨脹速度已遠超經濟增長潛力。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從10萬億美元增至20萬億美元，同期經濟總量增幅約三成；而當前債務年均增速顯著高於經濟增速。國際經驗顯示，當債務佔經濟總量比重突破150%時，償債壓力將明顯加劇。儘管美元憑藉“本幣化”優勢暫時緩解了危機，但長期來看，財政可持續性已逼近臨界點。

信用透支將加速去美元化。一是美債吸引力下降加劇資本外流隱憂。美國國債作爲全球“避險資產”的地位，依賴於其信用評級與市場流動性。然而，當前財政擴張政策可能削弱市場對美債的信心。隨着美債收益率相對黃金、歐元債券等資產的吸引力下降，國際投資者或轉向高收益資產。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海外投資者在公衆持有美債結構中的佔比逐年下降，總體持有佔比從十年前的34%降至目前的29%。

二是去美元化趨勢的全球擴散。地緣政治衝突與能源政策調整正加速全球去美元化進程。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已在雙邊貿易中擴大本幣結算。此外，當前華盛頓取消清潔能源補貼、放寬油氣開採限制等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國氣候政策倒退的批評，可能削弱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影響力，間接推動其他國家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三是匯率波動帶來全球金融市場連鎖反應。美元信用危機可能引發匯率劇烈波動：美元走強將推高新興市場融資成本，加劇債務壓力。例如，近年斯里蘭卡外債佔GDP的比例已接近九成，若美元利率進一步上升，其償債壓力將顯著增加。

美國債務風險已產生連鎖反應。一方面是陷入“債務—通脹”惡性循環。財政擴張政策可能推高通脹水平，迫使美聯儲維持高利率以抑制物價，但高利率又將增加企業與個人借貸成本，抑制投資與消費，拖累經濟增長。若財政刺激效應延緩通脹回落，美聯儲可能被迫推遲降息甚至被動加息，導致經濟陷入“高債務—高利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是社會福利削減與貧富分化加劇。執行“大而美”法案對醫療補助、食品券等社會福利的削減，可能導致大量低收入羣體失去保障，加劇社會矛盾。最富裕家庭年均減稅超過一萬美元，而中低收入羣體的小額減稅難以彌補福利削減的損失。這種“政策傾斜”或引發美國社會不滿情緒，進一步撕裂社會共識。（作者是賽迪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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