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芯片製造商英特爾公司宣佈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將向英特爾普通股投資89億美元，收購該公司9.9%的股份。這一消息在全球地緣政治與技術政治的棋盤上投下了一枚極具象徵意義的棋子。此舉不僅意味着華盛頓對關鍵產業的干預已深入到產權層面，更如同一面棱鏡，清晰地折射出美國在政府與科技企業關係上所奉行的內外有別的雙重標準，及其背後國家利益與私有資本的內在張力。這不僅是對其自身經濟信條的修正，更可能預示着全球技術治理範式與大國競爭邏輯的深刻重塑。

撕下“自由市場”的假面

此番美國政府直接入股英特爾，首先構成了對其自身長期信奉並向全球兜售的經濟信條的公然“背叛”。數十年來，從“里根經濟學”到“華盛頓共識”，美國始終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導師自居，將“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奉爲圭臬。在這一話語體系中，政府的角色應是市場的“守夜人”，而非直接下場的“操盤手”。然而，此次動用納稅人的資金成爲本國科技領軍企業的股東，無異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私有企業的這種深度國家干預，恰恰是美國在評判他國經濟模式時所頻繁批判的“國家資本主義”行爲，徹底模糊了其一向着力維持的政府與市場間的界限。

在地緣政治博弈中，這種內在矛盾則表現爲“嚴於律人，寬於律己”的雙重標準。長期以來，華盛頓無端指責他國的核心說辭之一，便是所謂的政府與科技企業間存在“不正當聯繫”。因此，當華盛頓自己搖身一變，準備成爲本國芯片產業命脈的大股東時，先前其對他國的此類指責就顯得蒼白無力。它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美國反對的並非國家介入科技產業這一行爲本身，而是介入的“主體”不是美國。當服務於其自身霸權利益時，政府與企業的深度關聯便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而當類似情況發生在競爭對手身上時，就是必須予以規制的“地緣政治風險”。

實用主義下的深層博弈

美國政府不惜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也要強勢介入私營企業，這一行爲折射出美國國家戰略利益與其私有資本商業利益之間日益加劇的內在衝突。英特爾本是美國芯片激勵政策最大的潛在受益者之一，其在美國本土的擴產計劃卻屢屢延宕，核心代工業務持續虧損，迫使其不斷削減成本。這一切顯然與華盛頓期望其引領美國再工業化、鞏固半導體全產業鏈優勢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當產業補貼的“胡蘿蔔”無法有效驅動私有資本時，直接入股的“大棒”便應運而生。成爲大股東，意味着美國政府獲得了直接干預企業董事會決策的權力，確保國家戰略的優先級能夠凌駕於企業的商業利益之上。

事實上，這種以國家意志約束乃至駕馭私有資本的趨勢，在近期美國政府的其他重大法案中也已顯露無遺。從芯片、比特幣到穩定幣，這些看似孤立的案例，實際上共同構成了美國建立全球數字霸權的戰略企圖。無論是通過將比特幣納入美國戰略儲備來爭奪未來數字金融的主導權，還是藉由《天才法案》將穩定幣市場轉化爲美債的穩定“蓄水池”，還是成爲英特爾的大股東，其內在邏輯是一以貫之的：將私營部門的技術與金融創新更直接、更深度地整合進美國政府的全球戰略之中。

政企關係模式的再思考

華盛頓在英特爾問題上的政策轉向，爲世界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政企關係的契機。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企關係模板。一個國家與其關鍵企業之間最適宜的互動模式，並非源於外部的某種“標準答案”，而是內生於其歷史傳統、現實國情、發展階段和戰略目標的獨特產物。而評判一種模式優劣的最終標準，也不應是某種意識形態教條，而是其能否有效促進可持續發展、保障經濟繁榮並增進民衆福祉。

當然，對政企關係的探討，必須超越形式，直面其背後的戰略意圖。如果一國政府強化對關鍵企業的控制，其根本目的在於構築“小院高牆”，通過掌控產業鏈關鍵節點，更有效地對競爭對手進行技術壓制、推行零和博弈，那麼這種服務於霸權護持的產業政策，就理應受到國際社會的審視與批評。世界需要的，是能夠促進全球產業鏈開放與合作、共同應對技術挑戰的政企關係新範式，而非將商業與技術“武器化”、加劇全球分裂的單邊主義行徑。

總體而言，美國政府入股英特爾究竟將對全球技術競爭格局產生何種深遠影響，其開啓的國家干預模式能否有效實現其戰略目標，仍然有待實踐檢驗。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全球技術治理，是走向開放合作的共贏之路，還是退回零和博弈的舊式思維，已成爲考驗各國政府智慧與擔當的時代課題。

（作者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