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前的那幾秒，我知道我應該說話，但大腦像被按下暫停鍵。」對於社交焦慮障礙（即社恐）患者而言，這不是誇張，而是日常。

而對於那些試圖開發抗社恐新藥的製藥公司來說，這種「卡殼」的感覺，也再熟悉不過。

在過去二十年裏，社恐新藥研發幾乎處於停滯狀態。13%的終身患病率[1]、數以千萬計的患者，卻沒有一款真正意義上的速效、按需治療藥物。

傳統藥物，如選擇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劑（SSRI）類抗抑鬱藥[2]起效緩慢且副作用顯著，而苯二氮䓬類藥物伴隨依賴與濫用風險[3, 4]。對社恐人群而言，他們期待的是一種能在關鍵時刻「救場」的藥——喫一片或者噴一下，就能克服對社交場合的恐懼。

社恐推薦治療藥物[5]

過去幾年，這個夢想似乎一步步接近現實。兩款社恐藥物衝向III期臨床，然而希望與失望交替上演——fasedienol（PH94B）III期結果反反覆覆，而soclenicant（BNC210）直接倒在III期。如今，新的挑戰者AQW051再次出發。這是一次新的起點，也可能是又一場「死亡」。

三款社恐新藥接力入局

故事要從Vistagen的Fasedienol說起，它曾是被寄予厚望的先鋒。

這是一種基於pherine設計的速效鼻噴霧劑，可調節控制恐懼和焦慮的嗅覺-杏仁體神經迴路以及減弱交感自主神經系統的張力，從而在數分鐘內減輕社恐患者的焦慮。不同於傳統抗抑鬱藥和苯二氮䓬類藥物，該藥物不直接激活GABA-A受體，也不直接作用於大腦的中樞神經系統，理論上既安全又快效。

來源：Vistagen 2025年8月企業概況PPT

在早期小樣本III期試驗中，Fasedienol確實顯著降低了社恐患者在公開演講場景下的主觀焦慮量表（SUDS）評分[6]。然而，在擴大規模再次驗證後，Fasedienol未能通過考驗[7]。見此結果，Vistagen迅速叫停後續的III期PALISADE-2研究，並將失敗歸咎於SUDS的主觀性過強。這家公司隨後承諾將在未來的III期研究中將主要終點的評估工具替換為更客觀的Liebowitz社交焦慮量表（LSAS）。然而兩年過去，Vistagen並未兌現這一承諾，全新的III期研究（PALISADE-3和PALISADE-4）依舊使用SUDS評分作為主要終點。

Vistagen或許是寄希望於擴大樣本量來走通Fasedienol的上市路徑。故事是否會迎來反轉，明年即可見分曉。

來自Bionomics（已經更名為Neuphoria Therapeutics）的BNC210帶着另一種邏輯登場。該藥物是一款靶向α7菸鹼乙酰膽鹼受體（α7 nAChR）的負向變構調節劑，試圖通過調節膽鹼能系統來平衡恐懼以及焦慮相關的應激迴路。

來源：Neuphoria Therapeutics 2025年8月企業概況PPT

BNC210並沒有比Fasedienol更加靠譜——II期研究數據雖有臨床意義但無統計學意義[8]。但Bionomics還是決定冒險一試，在2024年7月啓動了III期AFFIRM-1研究，並且主要終點同樣採用了SUDS評分。

很遺憾的是，該研究走向了與Fasedienol同樣的結局——被安慰劑絆倒在終點[9]。

有分析師指出，BNC210的機制可能更適合慢性應激調節，而非「即時減壓」。Bionomics最終選擇退出社恐賽道，轉向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等需要長期治療的適應症。

就在業界對社恐藥物研發前景陷入悲觀時，Vanda Pharmaceuticals悄然啓動了AQW051的社恐III期臨床。

AQW051的作用機制與前兩款藥物截然不同，甚至與BNC210剛好相反——作為α7 nAChR的部分激動劑，目標是在特定腦區激活而非抑制該受體，從而快速恢復恐懼調節機制的平衡。

在II期研究中，AQW051顯示出了積極的療效信號——相比於安慰劑組，AQW051組受試者在人前演講時感受到的壓力更小[10]。Vanda Pharmaceuticals並沒有公開具體的數據，只是默默地將其推進至III期臨床階段。這一次，AQW051也許不只是回答「社恐能否被藥物緩解」的問題，並且也將驗證「α7 nAChR介導的通路是否是社恐的關鍵閥門？」。

為什麼社恐新藥總是死在III期？

社恐成為新藥研發死亡谷，背後有着多重原因。

首先是疾病本身的異質性。社恐的表現形式多樣，從輕微的社交不適到嚴重的社交回避，患者群體的差異性很大。這些差異意味着，在臨床試驗中很難找到一個普適性強的治療方案。

不僅是治療方案，社交的焦慮強度評估也受患者的異質性影響。目前臨床試驗中所採用的SUDS工具高度依賴患者在單一情境下的主觀感受，而社恐人群希望迴避的情境是多元的，並且症狀其實包括認知（如災難性思維）、生理（如心率增快、出汗）和行為（如迴避、顫抖）三個維度。

SUDS的部分分項

（來源：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相對而言，LSAS更為客觀——通過錨定具體社交情境，如在公共場合喫飯、被人注視、參加聚會、與陌生人交談、公衆演講等，來測量人們的恐懼和迴避程度。在帕羅西汀、舍曲林和文拉法辛等抗抑鬱藥的社恐註冊性臨床研究中，LSAS評分均為主要療效終點。但LSAS的評估過程也更加複雜和耗時。

LSAS所設的部分情境

（來源：國家社交焦慮中心，NSAC）

況且，在精神疾病的臨床試驗中，安慰劑效應往往非常顯著，患者僅僅因為相信自己在接受治療，就可能出現症狀的明顯改善。對於社恐人群而言，這個問題更加複雜。患者參與臨床試驗需要與研究人員互動、參加評估訪談、在實驗室環境中完成任務，這些經歷可能在無意中改善或惡化患者的社交焦慮症狀，從而掩蓋藥物的真實效果。

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社恐的發作往往是瞬時的，而藥物起效時間是滯後的。III期失敗，未必是藥物無效，而是藥物設計及臨床設計難以對齊現實。

隨着多次失敗累積經驗，行業也應該開始反思：社恐是否需要精確定位使用場景、目標人群？

對於社恐患者來說，每一次新藥研發的失敗都意味着希望的延遲。但對科學而言，每一次失敗都是向答案靠近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