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正迎來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關鍵一躍，「十五五」 對於「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戰略目標的表述可謂恰逢其時。然而縱觀全球發展經驗，歐美模式具有不同的儲蓄文化、家庭觀念和社會保障體系，相較之下，與我們文化同源、發展路徑相似的亞洲經濟體，更值得深入探究。故此，與其遠眺歐美尋找「靈丹妙藥」，不如近觀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實踐經驗。

聚焦於亞洲各經濟體的發展軌跡，揭示了一個深刻現象：消費發展速度未必與經濟水平相適配。正是基於這一「同源異流」的發現，我們可將亞洲經濟體按照人均GDP與消費率水平歸納為四種典型範式，以期為中國「十五五」規劃期消費升級之路提供更具啓示意義的發展密碼：

（1） 樂於消費型（對應人均GDP偏高、消費率偏高的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消費市場高度發達，消費結構優化，居民消費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

（2） 慎於消費型（對應人均GDP偏高、但消費率偏低的地區，如新加坡、韓國）：在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下，居民更傾向於財富積累，消費表現理性剋制；

（3） 怯於消費型（對應人均GDP偏低、消費率同樣偏低的地區，如中國大陸）：現階段發展水平與消費率還存在提升空間（傳統經濟增長引擎並非在於消費），未來或通過一系列舉措激發消費潛力、邁向消費升級的新階段；

（4） 敢於消費型（對應人均GDP偏低、而消費率偏高的地區，如泰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居民消費傾向強烈，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大主力。

基於此，可以對亞洲各經濟體的消費發展路徑進行系統考察，深入剖析其成功模式的精髓與不足之處的癥結。通過這種雙向鏡鑑，為我國「十五五」時期精準施策、有效提振消費探索更具針對性的本土化路徑。

樂於消費型：截然不同的「解題步驟」

同是消費「優等生」，中國香港與日本的「解題思路」大相徑庭。若繼續沿用報告《提高消費率：願景路徑各幾何？》中「消費率=（居民消費/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消費意願×消費能力」的分解框架，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中國香港與日本均具備人均GDP較高且消費率領先的共性，但聚焦其消費率的主要拉動因素，可以發現它們的「促消費」路徑截然不同——中國香港憑藉不斷增厚居民的收入、為消費「擴容」；而日本則是保持居民消費能力基本穩定的情況下、致力於通過意願喚醒為消費「賦能」。

中國香港：更靠「消費能力」

為何亞洲區域內中國香港居民「消費能力」名列前茅？我們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中國香港絕佳的低稅環境，二是政府對居民收入的保障，三是居民自身卓越的資產積累能力。具體來看：

首先，中國香港的低稅制環境對其消費繁榮功不可沒。其稅制設計極具競爭力：不設增值稅、商品及服務稅等流轉稅種，個人所得稅則採用15%的標準稅率或2%-17%的五級累進稅率，在亞洲主要經濟體中處於明顯低位。

有趣的是，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放緩壓力、更大程度改善民生，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將本已偏低的個稅稅率進一步下調1個百分點。從結果來看，該政策頗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促使2008年香港居民消費率進一步加速上升。

其次，香港消費活力的另一大支柱在於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厚」。與同屬「樂於消費型」的日本相比，中國香港的實際居民收入增速長期保持領先地位，為消費擴張奠定了堅實基礎。當然，這一優勢離不開特區政府的政策呵護。比如2011年中國香港實施最低工資立法，將時薪標準設定在亞洲偏高水平，這一制度性變革「立竿見影」——居民消費率隨即邁上新台階、增長曲線明顯陡峭，彰顯了收入保障政策對消費提振的槓桿效應。

第三，中國香港居民的財富積累不僅體現在本地收入，更彰顯於其卓越的全球資產配置能力。數據顯示，中國香港來自境外要素的收入淨額持續攀升，其中證券投資收益表現尤為亮眼，成為推動香港居民收入高速增長的另一關鍵動力。

日本：更靠「消費意願」

日本的服務業發展堪稱亞洲典範。其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與從業人員佔比雙雙領跑，猶如為消費市場裝上強勁的「雙引擎」。這種深度發展的服務經濟生態，成為激發居民「消費意願」的活水源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服務業的發展展現出了「與時偕行」的智慧。比如面對銀髮浪潮，日本在養老服務領域精耕細作——從「國民皆保險」的早期佈局，到把養老責任下放到社區，再到「介護保險制度」的精準施策等，這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制度設計，織就了一張覆蓋全民、貫穿生命全周期的養老服務安全網。

與之相輔相成的是日本發達的醫療體系。日本醫護人員的高配置水平，構築了「老有頤養、病有良醫」的社會生態，有效消解了民衆的後顧之憂，讓消費潛力得以充分釋放，形成了服務供給與消費升級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慎於消費型：為何「有錢卻不花」？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軌跡，可以概括為「外向驅動，內需退位」。新加坡以其高度開放的姿態融入全球體系，隨着全球化指數持續攀升，居民消費率卻從高位逐步回落至當前的40%以下。當外循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內需消費則退居相對次要的位置，新加坡呈現出「內消外長」的顯著特徵。從更廣闊的亞洲視野觀察，這一規律同樣水落石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經濟體，其對內部居民消費率的依賴程度往往越低。

剖析新加坡消費生態，其核心特徵可概括為「有錢卻不花」。通過對新加坡居民消費率的拆解，可以發現拖累新加坡整體消費率的因素在於居民消費意願較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新加坡居民的消費能力也處於下行通道之中。

為何新加坡居民「有錢卻不花」？一方面，新加坡居民面臨高成本生活壓力。受進口成本、高房價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新加坡生活成本指數位居亞洲地區首位。尤其是空間及自然資源稀缺的「地理劣勢」下，新加坡組屋轉售價格指數持續攀升，迫使居民將更多收入用於應對住房等剛性支出，從而擠壓了日常消費空間。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結構與制度設計形成了雙重約束。新加坡人口年齡中位數已顯著超越亞洲整體水平，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央公積金制度要求僱員將工資的一部分強制納入公積金賬戶（55歲以下員工最高可達20%），且近年來公積金強制繳納的最高工資基數被持續上調，這意味着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受到顯著壓縮。

換句話說，新加坡的養老體系正面臨嚴峻考驗。近期「新加坡91歲老人每天工作12小時」的新聞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折射出的是這個高收入國家養老保障的結構性困境。儘管新加坡政府也推出部分扶持政策，但仍存在低學歷老人很少參與培訓、超過70歲長者因突破再就業年齡上限而只能從事缺乏保障的零工等現實問題。

面對老齡化壓力與公積金制度的雙重作用，新加坡居民也自然形成了強烈的預防性儲蓄傾向。2024年數據顯示仍有很多新加坡人為退休制定財務規劃，這種「未雨綢繆」的財務安排，雖然為未來的醫療、養老需求提供了保障，卻在客觀上抑制了當期的消費動能，使得這個高收入經濟體呈現出獨特的「低消費」特徵。

敢於消費型：追求「穩穩的幸福」

在亞洲消費版圖中，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展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儘管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其居民消費活力卻持續充沛。解開這一現象的「金鑰匙」，正隱藏在這些經濟體的經濟運行機制之中：

這部分地區的生活成本指數普遍處於樣本地區的末端，低廉的生活開支為居民釋放了更多消費空間。同時，它們普遍保持着較低的基尼係數，相對均衡的收入分配讓消費動能得以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釋放。

活力消費型經濟體展現出一個鮮明特徵：其消費活力的源泉更多來自社會內生動力，而非外部政策干預。它們普遍更具備年輕化的人口結構（老齡人口占比顯著偏低），為消費市場注入了源源不斷的「青春動能」。與此同時，這些地區的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其實並不高（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佔GDP比重和每千人醫生數等指標均處亞洲中下游水平），但即便在無政策「加持」的背景下，居民消費活力依舊。

這種「輕政策、重機制」的發展模式揭示了一個重要規律：當社會具備合理的生活成本、均衡的收入分配和恰當的人口結構時，居民消費活力便會自然釋放。這些經濟體通過構建良好的社會運行基礎，實現了消費市場的自我激活，而非依賴大規模政策刺激來強行拉動消費。這種自下而上的消費驅動模式，或許正是這些經濟體能夠以有限的政策投入獲得充沛消費活力的關鍵所在。

風險提示

1）數據統計口徑差異風險。各經濟體在居民消費、社會保障等關鍵指標的統計標準與方法上存在顯著差異，直接對比或影響結論的準確性與可比性。

2）地區特徵與經濟結構差異風險。即便同樣身處亞洲，但報告中參考的亞洲經濟體在人口結構、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等方面其實與中國大陸還是存在不同之處，其經驗在中國的適用性可能受限。

3）樣本與框架的侷限性風險。本報告基於特定樣本經濟體與時段構建分析框架，未能覆蓋所有潛在變量，結論在更廣範圍或更長周期下的穩健性仍有待驗證。

4）外部環境變動風險。全球經濟與金融環境波動、地緣政治變化等外部因素，可能影響各經濟體消費行為的穩定性與趨勢的可持續性。

注：本文來自民生證券研究報告：「十五五」規劃系列報告（九）：提升消費率: 亞洲經濟體的得與失

報告撰寫：陶川 SAC編號 S0100524060005，鍾渝梅 SAC編號 S010012408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