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原投行部執行總經理杜鵬飛突擊入股一案的爭議落定，法院認定其構成受賄罪，判處10年2個月有期徒刑，違法所得410.64萬元被沒收上繳。

作者/翦音志

編輯/武巖

在《財中社》此前的文章《如何量刑？中信建投前保代突擊入股獲利數百萬》中曾提到，中信建投（601066）原投行部執行總經理杜鵬飛在企業上市前突擊入股，於2025年4月被移送齊齊哈爾市龍沙區人民檢察院進行審查起訴；一審時，檢方以受賄罪提起公訴，認定涉案金額為410萬元，建議判處10-11年有期徒刑；但辯方認為，杜鵬飛的身份並不屬於「國家工作人員」，應該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論處，且杜鵬飛最終實際到手金額約200萬元，因此認為檢方給出的量刑建議過重。

關於身份認定和涉案金額認定的問題也構成了這起判決的核心爭議。根據《財新》報道，2025年12月5日，黑龍江齊齊哈爾市龍沙區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了一審判決：認定其構成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2個月並處罰金60萬元，對違法所得410.64萬元予以沒收上繳。

身份認定：

形式任命+實質公務

之所以按照「受賄罪」判決，而非量刑更輕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核心原因在於法院認定杜鵬飛的身份屬於「國家工作人員」。

此前，杜鵬飛的代理律師之一方勇提出了兩條理由：其一，杜鵬飛在認購振華新材股票時就已經「實質控制財產性利益」，此時他的總監（D）職級由中信建投執行委員會任命，不應被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其二，保薦代表人提供的是市場化商業服務（盡調、輔導、推薦上市並承擔保薦責任），並非刑法意義上的「受委派從事公務」，也不直接監督管理國有資產，身份認定應遵循刑法謙抑性原則。

不過，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罪名成立。法院查明，中信建投屬於國家出資企業，依據公司章程，執委會行使經營管理職權；依據總部崗位職級管理辦法，外聘D及以上職級人員需經提名、集體考察、人力資源部呈報經營決策會議審批後辦理手續。 在此基礎上，法院列舉了兩次關鍵任命節點：2018年12月執委會決定聘任杜鵬飛為投行部總監（D），且會議決議抄送公司黨委委員；2021年12月公司黨委會決定聘任其為投行執行總經理（ED），法院據此認為其身份判定具備「形式要件」。

更關鍵的是法院對於「實質」的界定，它提出在國家出資企業中，「公務」可區分為公司性公務與國家性公務，並且國家性公務包含於公司性公務中；杜鵬飛受公司指派擔任振華新材IPO項目負責人、保薦代表人，除IPO保薦外還承擔上市後持續督導，工作具有明顯經營、管理屬性，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同時，法院進一步把「入股機會」本身定性為利益輸送：雖然保薦協議基於平等自願簽訂，但其中亦存在職務便利；在本案中杜鵬飛的職務履行對振華新材IPO具有重要、實質作用，其獲得「入股機會」屬於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巨大股權利益，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

受賄金額：

實際所得 vs 「主導分贓」的時點

案件的另一項爭議在於受賄金額，這直接決定了對杜鵬飛的量刑空間。辯方認為，杜鵬飛「突擊入股獲利」應按他個人所分到的約200萬元計算，認為公訴指控存在明顯認定錯誤。

但法院採取了不同的「既遂時點」口徑：其認為2022年9月股票減持後，杜鵬飛開始主導分贓，此時對股權利益起到實際管理控制作用，因此應以該時間點認定犯罪既遂，犯罪數額應認定為約410萬元。 與之呼應的是判決結果中對違法所得的處理：沒收上繳金額精確到410.64萬元。

也就是說，法院並沒有將「到手多少」作為判決的唯一標準，而是把「對受賄所得的控制/處分（主導分贓）」作為認定既遂和金額歸屬的關鍵錨點，也因此將案件推向「數額特別巨大」的定性區間。

這起案件的判決也釋放了一個信號：在過去，「保代突擊入股」更多落實為行政處罰，比如沒收違法所得、罰款、市場禁入等措施，即便進入刑事，也常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處理，量刑相對較輕，而杜鵬飛最終被定性為「受賄罪」，以「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為定罪量刑基礎，刑期顯著上移，這一判例或對國資券商投行人員的執業風險邊界產生深遠影響。

目前已有知情人士表示，杜鵬飛因不服一審判決，決定繼續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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