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藍鯨新聞12月12日訊（記者 李丹萍 王婉瑩）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做好經濟工作至關重要。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政策取向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

如何更好理解「十五五」規劃建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又會有怎樣的具體體現？要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哪些產業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在地方產業的培育與發展壯大過程中，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

圍繞這些核心議題，近日，藍鯨新聞專訪到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綜合當前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陶川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概括為「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三大關鍵詞。其認為，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貨幣政策總量寬鬆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陶川指出，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以及「資源連接器」，更好服務於實體經濟。

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

2026年宏觀圖景：「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藍鯨新聞：覆盤2025年，我國在經濟增長、消費復甦、科技創新等方面，均有不少亮點。對於2026年您有何展望？是否有一些關鍵詞可以概括？明年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否會繼續保持寬鬆態勢？

陶川：綜合當前的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我們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可以概括為 「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這三大關鍵詞。

所謂「出口進」，是指出口將繼續展現超預期的韌性，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外力。這並非傳統動能的簡單重複，而是動力結構的深刻變化：隨着中美貿易博弈進入階段性緩和，周期性壓力緩解，而中國企業加速「出海」佈局產業鏈、開拓「一帶一路」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將形成更可持續的結構性支撐。

「消費穩」，意味着消費引擎將實現「穩中有進」的切換。政策重點將從2025年依賴「以舊換新」等短期刺激，轉向構建更具持續性的增長體系，核心在於拓展與深化服務消費。同時，「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設定 「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 的目標，消費在內需中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制度性加強。

「投資緩」，則是對三類投資更趨理性增長的描述。製造業投資因企業出海加速，增速中樞可能溫和下行；基建投資在財政資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債傾斜的背景下，難以回到過去的高增長；房地產投資則處於「防風險」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導向下，其對經濟的直接拖累幅度預計將繼續收窄。

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核心從「加力」轉向「提效」 ，更多「投資於人」，即向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領域傾斜。貨幣政策的關鍵詞將是「金融強國」與「跨周期調節」，這意味着其獨立性增強（更加「以我為主」），並更注重運用結構性工具應對中長期問題，總量寬鬆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將是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藍鯨新聞：「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且「產業」這一關鍵詞放在「科技」之前，應該如何理解？您有觀點提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搶佔全球陣地的關鍵，哪些產業可能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

陶川：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且務實的信號調整。它清晰地表明，國家發展的重心正從追求單一的科技指標，迴歸到以實體經濟為本、以產業繁榮和經濟增長為最終目的的系統性路線上來，核心目標是「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也就是說，單純的科技自立自強不代表經濟就好了，更加關鍵的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讓傳統產業「新質+」，並在此基礎上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體現了一種「先立後破」、梯次推進的務實智慧。

關於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本身指明瞭兩個清晰的方向：其一，是旨在成為經濟新支柱的「新興產業」，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它們將是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力軍。其二，是旨在搶得先機、佔據主動的「未來產業」，如量子科技、生物製造、腦機接口、6G等，這些領域關乎我們能否贏得長遠的科技競爭和戰略安全。這兩大方向共同構成了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

藍鯨新聞：提高居民消費率，是「十五五」時期暢通國內大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從實際情況看，居民可能面臨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的階段性不匹配，「提升意願」、「增強能力」兩條路徑上，可能需要如何平衡？

陶川：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率的關鍵在於，採取「短期以提升意願為核心突破口，中長期以增強能力為根本保障」的階段性策略。這一判斷基於對我國現狀和國際經驗的深入分析後得出。

當前我國消費的主要矛盾是意願不足，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即居民消費佔收入比）約65%，遠低於發達國家90%以上的水平。因此，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亞洲經驗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面的鏡鑑：日本通過構建極致完善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網絡，有效消除了居民後顧之憂，激發了消費意願；而新加坡則因高生活成本（尤其房價）和強制高儲蓄制度，抑制了當期消費。

因此，短期政策應優先聚焦「提升意願」：加快補齊社保短板、控制關鍵生活成本、優化消費場景與假期制度。這些措施更具普惠性和速效性。

當然，消費意願的提升有天花板，消費率的持續躍升最終還是要依賴於消費能力（即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這涉及深層次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產業升級，是一箇中長期過程。所以，在提振意願的同時，也需要啓動旨在「增強能力」的改革，如優化稅制、通過「金融強國」戰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推動產業升級創造更高收入崗位等。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實施所有政策前，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完善「全口徑消費統計 。只有把更多服務消費（如自有住房虛擬租金、金融服務等）科學地納入統計，擠掉國際對比的「水分」，我們才能真正看清短板，確保政策精準發力。

券商研究能力可超越傳統二級市場分析賦能地方產業

藍鯨新聞：國聯民生證券研究所提出，將依託股東生態圈的深度賦能與戰略區位優勢的疊加效應，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主航道，強化「行業研究+產業研究」雙輪驅動。在您看來，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服務於地方產業發展？

陶川：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和「資源連接器」。

首先，作為「戰略顧問」，券商能運用產業研究能力，為地方政府繪製精細的產業地圖，剖析本地主導產業在全球鏈條中的位置、短板與突圍方向，並將行業研究對技術趨勢和資本偏好的洞察，轉化為地方佈局未來產業的具體規劃。

其次，作為「價值發現者」，這是其最獨特的賦能方式。券商可以通過深度研究報告、組織路演與調研，發掘地方的「隱形冠軍」，並將優勢產業集羣系統性地推向全國資本市場，提升區域產業的「能見度」。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幫助資本市場理解科技企業的技術壁壘和成長邏輯，推動估值體系從傳統市盈率轉向更注重創新能力的維度，從而引導更多「耐心資本」精準注入本地早期的硬科技企業。

最後，作為「資源連接器」，券商能依託其股東生態與機構網絡，鏈接起地方產業龍頭、技術源頭和高端人才，促成合作、達成共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