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千龍網）
「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真心想學表演？」「是！」
「那我告訴你們，你們沒有被時代淘汰，反而站在風口上了。」年輕老師的聲音提高了一些，目光掃過房間裏每一張佈滿皺紋的臉。
在杭州上城區一棟普通寫字樓的十三層，一間不足40平方米的房間裏，一場面向老年人的短劇表演培訓正在進行。七八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坐得端正，他們仰着臉，隨着老師的每一句提問，認真點頭。
60歲的王磊也曾是這些老人中的一員。和許多人一樣，他是在短視頻平台上接到「星探」邀請的。「短劇急招老年演員，日薪千元，零基礎可學，推薦上崗。」聽到對方的承諾，他沒多猶豫，交了數千元培訓推介費，心裏期待着不久後能站在鏡頭前，掙上一份收入。
但劇組通告始終沒來。
一年過去，和王磊同期培訓的近30位老人，沒有一個接到過真正的演出邀約。起初，「星探」還會在羣裏安撫，「正在對接優質項目，請耐心等待。」後來消息漸少，終至無聲。老人們慢慢意識到，自己可能上當了。
類似的遭遇並不少見。隨着「短劇行業急需老年演員」說法的流傳，一批模式相似的「銀髮演員速成班」在各地出現。社交平台上，關於「老人被表演培訓班詐騙」的提醒與控訴時有浮現。老人們懷揣期待交了學費，上幾次課，然後無限期等待那個永遠不會到來的演出機會。等到察覺不對，開始漫長的維權之路。
更多時候，老人們的憤怒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泛起幾圈微弱的漣漪，沉下去，再無迴響。不同的公司依舊每天組織着名稱各異的短劇表演培訓，而新的老人，依舊會循着短視頻裏光鮮的廣告，走進下一間擁擠的教室。
關上門，又一場關於「風口」的講述，開始了。
「被選中的人」
退休後，王磊反而更忙了。
每逢上課的日子，他清晨6點就會醒來。洗漱後，從衣櫃深處取出那件最平整的襯衫，對着鏡子穿好，撫平每一道褶皺，然後再躺回床上，靜靜等待7點的鬧鐘。從家到培訓教室有十多公里，他必須趕上那趟準點的早班公交。
教室位於一棟寫字樓的九層，是一家影視公司租用的場地。不足40平方米的空間裏擺滿摺疊椅，顯得有些侷促。課程通常從觀摩開始。20歲出頭的年輕老師點開手機投屏，開始播放短劇片段。
畫面裏的老年人，多半扮演着不怒自威的豪門長輩或深藏不露的嚴厲父母。老師伸手敲敲螢幕：「這樣的角色，年輕演員撐不起來。需要的就是各位的生活閱歷，是歲月沉澱下來的那股力道。」
練習環節，老師曾設定一個情境：「一位剛得知兒子患上白血病的父親」。他要求大家先演出震驚、心疼，再強作鎮定。輪到王磊時，他走到空地中央，先是睜大眼，倒吸一口氣，右手下意識捂住心口。停頓幾秒後，他的背脊微微彎下，手緩緩垂落，眼神失焦地望向對面，彷彿那裏真站着他病重的兒子。
他逐漸沉浸在這種感覺裏。平日裏言語不多的他，情緒大多向內收着。但表演不同，他必須全神貫注，調動心底那些不常翻動的感受，去成為另一個身份，活一段不屬於自己的人生。這讓他覺得「挺有意思」。
2024年春節後，一位自稱「星探」的年輕人張某通過短視頻平台聯繫上他，說他「形象氣質獨特，有鏡頭感」，是短劇市場的「潛力人選」，熱情邀請他去公司看看。為穩妥起見，王磊叫上了一位老同事一同前往。
據王磊回憶，接待他們的張某說話帶明顯的廣東口音，態度十分熱情。他舉出好幾個「成功案例」，說不少五六十歲的叔叔阿姨拍一天戲就能掙幾百甚至上千塊，「幹上幾個月，老家房子翻修的錢都能攢出來。」在他描述中，短劇行業正值風口，尤其缺有生活閱歷的中老年演員，機會多、來錢快。
這番話讓王磊動了心。他沒太多猶豫，便與這家名為「星輝演繹經紀公司」的機構簽下了一份《培訓服務合同》，並當場交了8880元。對方承諾，培訓結束後立即安排簽約，後續戲約不斷。
被類似話術打動的，還有55歲的劉燕。
退休後，生活節奏驟然放緩。為驅散滿屋子的寂靜，劉燕讓電視和手機短視頻從早到晚輪番作響。某日，她偶然點開一部短劇，每集僅十來分鐘，她卻不知不覺追了20集。此後，做家務時開着手機聽，夜裏常看到凌晨。雖也覺得劇情誇張可笑，但偏偏就是「很上頭」。
看得多了，她不滿足於只當觀衆。那些活躍在短劇裏的銀髮演員吸引了她——穿旗袍喝茶的老太太，西裝革履訓斥兒子的老先生。他們大多有自己的社交賬號，分享拍戲花絮。劉燕看着，心裏生出羨慕，開始在搜索框裏輸入：「老年演員招募」「短劇培訓」。
算法精準地捕捉了她的興趣。「劇組直招」「零基礎入門」……一條條推送接踵而至。經過一番比對，劉燕選定了一家中介，繳納5000元后，被拉進一個超過200人的微信羣，開始了線上培訓。
課程每周兩次，教授如何面對鏡頭，如何讓台詞更「自然」。羣內皆是年齡相仿的中老年人，他們互相以「老師」相稱，每日按時提交作業，分享表演心得。深夜時分，偶爾有人分享一張自己的自拍，附上一句：「沒想到這個年紀，還能老來俏呢。」就這樣，兩百多個老人，隔着螢幕，共同等待一個尚未到來的機會。
「怕是上當了！」
培訓結束近一年後，王磊的戲約依然沒有來。
他曾多次在微信上詢問「星探」張某什麼時候能進組，得到的回覆總是含糊其詞。9月10日，他最後一次追問進度。半天后，對方回覆：「正在對接大項目，快了。沉住氣，先把專業打磨好。」順勢推銷起一門標價8650元的「進階表演課」，聲稱這是接通「大劇組」的快捷通道。
王磊心裏起了疑。他悄悄聯繫班上幾位有過交流的同學，建了一個微信羣。衆人在羣裏交換信息，漸漸拼湊出更多細節，那些被包裝為「資深業內人士」的表演老師，多數才20出頭，有的還是在讀學生；而問了一圈，竟沒有一位老人接到過劇組邀約。不到一周，這個羣就從最初的4人，增加到了16人。
「怕是上當了。」王磊找出那份簽了字的合同，戴上眼鏡，湊近台燈逐條細看。最終，在附件不起眼的角落，他發現一行小字：「甲方僅提供培訓與信息服務，不保證乙方必然獲得演出機會。」他這纔想起簽約那天，自己滿心歡喜，對方又在一旁催促，沒細讀那些密密麻麻的條款。
9月末，王磊和其他幾位學員一同前往那家影視公司交涉。他們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班級有近30人，所交學費從6000到20000元不等，大多是退了休的老人。大家的訴求很明確：退還學費。
接待他們的是一位自稱經理的年輕人，態度客氣，但反覆強調合同已寫明「費用概不退還」，只答應會「向上面反映」。沒說多久，兩個保安便出現在門口，請他們離開。
後來，王磊找到寫字樓的物業。物業經理告訴他，那家公司的場地是短租的，很快就要到期。此外，王磊還得知，他們並不是第一批來討要說法的，幾乎每天都有人上門，要求退錢。
王磊也嘗試了其他方式。他撥打過市民熱線，被告知可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線上諮詢了律師，律師看過合同後解釋，只要機構按約定提供了培訓課程，便算履行了主要義務。這份合同本質是「培訓服務協議」，與保障工作的「演藝經紀合約」性質不同，追究其違約責任難度很大。
49歲的金海霞後來回憶，自己並非沒有過疑慮，但每次都被看似「確鑿」的證據說服。據「星探」描述，他們公司掌握「獨家渠道」，能「直推」學員進組。對方曾向她展示營業執照、與影視基地的「合作協議」，還常在朋友圈分享其他「學員」在片場的花絮和收款截圖。
為打消學員最後的顧慮，星探還曾組織過一次「劇組探班」。某個周末，他帶着金海霞等四人，去了杭州市郊一個短劇片場。他們遠遠地看着，星探指着一位穿着講究的老人說，那是公司上個月才輸送過去的「特約演員」。後來他們懷疑，劇組與這家公司並無合作，那位老人也只是劇組正常外請的演員。
培訓結束後，金海霞一直等待消息。根據她提供的聊天截圖，今年4月，「星探」私下聯繫她，說全班只有她天賦最好，劇組有內部名額，但要再交8000元「推薦費」才能保證獲得面試機會，隨即發來一份看似正規的合同和一個「項目備案號」。
因為之前打過交道，金海霞放下了戒心。沒簽任何補充協議，她就在手機上把錢轉了過去。對方安慰她，只要接到一個角色，這筆錢很快就能賺回來。但錢轉過去之後，曾經熱情的「經紀人」，回覆消息的速度越來越慢，直到最後，沒了音信。
做「演員」的決心
實際上，這類「星探」騙局早已不算新鮮。
他們往往以文化傳媒或教育諮詢公司的名義註冊，以「劇組直招」「日結高薪」為餌，配上一系列成功的「造星」案例，向不同人羣收取數千到數萬元不等的「培訓費」。
短劇市場興起後，這類公司的目標更多轉向了老年人。收費名目雖層出不窮，其本質卻始終沒變，借「圓演員夢」之名，吸引潛在客戶，用一套熟練的話術，精準擊中老人們的內心需求：「發揮餘熱，圓年輕時的夢，時間自由，日薪上千……」
這些說法，恰好能解決王磊當下的困頓。
退休前，他在油田系統當了30多年技術工人，生活平穩。每月工資除去開銷尚有結餘，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十年，直到兒子決定在北京買房。為湊齊首付，王磊賣掉了單位早年分配的老房子，掏空全部積蓄，還向親戚借了25萬元。轉賬完成後，賬戶餘額只剩下3萬多元。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錢不夠花，手頭緊了」。
在多數人看來，熬到五六十歲，退休金足以安度晚年。但王磊覺得，很多像他一樣的老人，肩上依然壓着經濟的擔子，大兒子剛成家，小女兒年過三十還未出嫁。「兒子的房子首付是湊上了，可女兒將來也得有個着落。」妻子在一家公司食堂幫廚，每月掙5000元左右，加上他4000出頭的退休金，想要多幫幫孩子，常感到力不從心。
因此，當看到「銀髮演員，日結八百」的宣傳，王磊覺得看到了轉機。他暗自盤算：一天若能掙一千，一個月哪怕只接十天戲，也能攢下一萬。攢夠十萬，先給兒子裝修；再幹幾年，慢慢給女兒也備上一筆。
他沒和妻子商量，也沒告訴兒女，悄悄取出存款，交了培訓費。他知道他們一定會說「別信這些天上掉餡餅的事」。但他一定要試試。在他看來，這不只關乎收入，更關乎於一個父親沉默的、尚未放下的責任。
北京人劉燕，比他更有做演員的決心。
劉燕做了一輩子會計。兩年前確診宮頸癌，手術後的漫長化療讓身體日漸虛弱，她只得提前退休。生活驟然從忙碌轉為清閒，像失了錨的船，一時不知該漂向何處。閒下來的日子裏，她時常回想前半生，只覺得想做的事，一件也沒做成過。
她說她的人生有兩大遺憾。
第一件是自己從小喜歡文藝，唱歌跳舞樣樣拿手。初中時，北京某話劇團來學校選拔演員苗子，據她說，老師們都看中了她的外形條件，卻因父親的阻撓，沒能去成。在父親眼中，藝術是「青春飯」，不夠安穩。大學選專業時，她聽着父親的建議，選擇了會計專業。劉燕說，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興趣愛好要為實際讓路。
另一件是2009年她通過面試，獲得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的職位。但丈夫和家人都勸她放棄，理由是工作太辛苦、前景不明朗，更難以兼顧孩子。猶豫之後，她最終沒有去，而當初一同面試的好友選擇了留下。後來，那家事務所快速成了行業中的佼佼者。
在劉燕看來，她本該屬於一個更大的世界，做自己喜歡的事，可兩個機會她都沒抓住。25歲，她結婚生子，從此家庭成了生活的全部，無論是藝術夢想還是職業理想，全都擱置了。這成為她心底最大的遺憾，每每想起，隱隱作痛。
2024年前後，短劇「潮」席捲而來。劉燕在短視頻平台刷到一位老年女演員的拍戲花絮，視頻裏，女演員妝容精緻，站在片場燈光中央，工作人員環繞着為她補妝，遞衣服。劉燕看着，心裏羨慕極了。她覺得，「同樣身為中老年女性，怎麼人家就能迎來人生的‘第二春’？」
「我不想就這樣歇着了。」當影視公司熱情地稱呼她「姐姐」，誇她形象氣質好、適合做演員時，她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交了培訓費。她希望生活能重新充實起來，也想證明自己「精氣神還在，還沒被時代拋下」。
「各取所需的生意」
「簡單用‘對錯’評判，既不專業，也不公允。」身處風波另一端的星輝影視公司負責人張某，對「騙局」的說法予以否認。
面對質疑，他首先出示了公司的營業執照及其他相關資格文件。「行業裏確實存在一些機構，收取高額費用卻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和實踐機會，但我們不一樣。」他強調，自己的公司提供的是實打實的教學與接觸行業的機會，而且定價在數千元檔位，非常實惠，目的是「花最少的錢，降低普通人接觸表演的門檻」。
張某自稱擁有影視專業科班背景與多年劇組選角經驗，並以此為基礎，創辦了短劇表演培訓業務。據他介紹，課程分為幾個梯度，從周末興趣班到特約演員班，費用隨層級遞增。「不同的投入，對應不同的教學內容和資源推薦力度。」他表示，這包括針對特定角色的內部推薦，以及在戲份安排上進行溝通的可能性。
他描述，學員中約八成此前毫無表演經驗，平均年齡45歲左右，且以女性為主。為此，教學方案淡化了傳統科班的訓練強度，尤其在台詞部分，只側重於基礎語音矯正和簡短的生活化對白。「首要目標是幫他們建立信心，能站穩、敢開口。」張某說。
在採訪中，張某多次強調，「提供資源」並非忽悠老人交費的噱頭，幸運的話，確實有不少人通過這個路徑獲得過機會。他提及，48歲的學員米姐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一次偶然的機會，短劇的特約演員臨時缺席，劇組通過他們的推薦找到了正在受訓的米姐，這個契機讓她得以邁入了短劇拍攝的圈子。
張某認為，米姐的親和力和生活中的溫婉氣質，恰恰符合了許多劇組對「母親」類角色的想象與需求。此後一年多里，她陸續參與了6部短劇的拍攝。實際上，米姐並沒有專業基礎，只是參加了十來天的短期培訓。她塑造角色的方式，更多是依靠幾十年為人妻母的真實感受與直覺，效果卻意外不錯。
此後，米姐的「成功」，順理成章地成了張某在宣傳中，最具說服力的成功案例。
然而，當被問及是否能保證所有學員都能獲得角色時，他的語氣又變得十分審慎。「我們扮演的是橋樑角色，負責篩選和推薦。但最終用不用人，決定權完全在劇組的製片方。」
他說，對多數老年人來說，更現實的路徑可能是通過持續投入時間和費用，通過影視公司，在小成本劇集中爭取一些羣演或特約演員的機會。「對一些預算有限的劇組而言，一個能自帶資源、配合度高的年長演員，其實能夠緩解他們的一部分壓力。」張某補充，即便角色小，許多學員只要看到自己出現在成片裏，就覺得錢沒白花。
在他看來，這項生意的根基，在於回應了一種老年人的實際需求。許多五六十歲的人，啱啱離開職場，生活重心突然懸空了，但他們依然渴望新的社交聯結與價值認同。而表演課堂恰好提供了一個環境，讓他們用「角色」嘗試另一種身份，並在同齡人中找到共鳴。
「即使最終沒有成為職業演員，也多了一技傍身啊！」張某說，很多中老年人在這裏接觸了藝術，學習了表演，結識了新的朋友，豐富了退休生活，有的甚至還意外地開啓了黃昏戀。
在他的敘述邏輯裏，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供，就是一門「各取所需的正經生意」。
維權艱難
即便幸運入行，短劇演員的道路也遠非想象中平坦。
29歲的女演員宇書田，在英國取得導演碩士學位後回國，大多數時間在等待機會。當傳統影視劇領域競爭激烈時，她轉向短劇市場，開始在橫店、鄭州等拍攝基地之間往返。
儘管網絡上流傳着短劇「極度缺演員」的說法，宇書田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她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劇組真正需要的，是形象氣質符合、具備專業素養的中老年演員。對於那些毫無表演經驗的老人，想要直接獲得重要角色幾乎不可能。
宇書田觀察到，在橫店這樣的拍攝基地，普通羣衆演員通常有年齡限制，一般不超過45歲。出於效率和安全的考量，劇組往往更傾向於讓中青年演員通過化妝來飾演老年角色。宇書田解釋，指導零基礎老人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而短劇拍攝周期短、節奏快，劇組難以承受這樣的成本。另一方面，拍攝經常需要熬夜，老年人的身體條件也難以適應高強度工作。
據她介紹，沒有台詞的基礎羣演日薪約200元；能說幾句台詞的特約演員，日薪在500到800元之間；只有那些演技嫺熟、能駕馭複雜角色的專業演員，日薪纔可能達到1500到3000元。她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入行時日薪600元，積累經驗後漲到1000多元，但從未突破3000元。網上流傳的「日薪五千」說法，大多屬於營銷噱頭。
儘管如此，「表演培訓」的產業鏈仍在高速運轉。
從業13年的經紀人黃嘉注意到，近兩年來，二、三線城市湧現出不少小型「影視」公司，一些原本從事知識付費或主播培訓的機構也紛紛轉型進入這個領域。正規劇組的用人標準與這些「速成班」描繪的美好前景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落差。
許多老年人在報名時並未仔細審閱合同條款，在工作人員的推薦下就簽署了協議。黃嘉提到，此前杭州一家位於寫字樓內的培訓機構突然關門，導致數十位老人的學費無法追回。事後調查顯示，該公司並不具備實際的影視製作能力，其所宣傳的「劇組合作」均屬虛構。
更讓她覺得心酸的是老人們維權過程的艱難。黃嘉指出，這類培訓往往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服務」，加之合同中的各種免責條款，使得相關部門通常將其定性為「合同糾紛」。老年人要想追回損失，往往需要提起民事訴訟，這個過程耗時耗力，而相關機構往往早已轉移資產或註銷公司。
「很多老人帶着合同去尋求幫助，得到的建議往往是‘走法律程序’，」黃嘉說，「但取證困難、程序複雜，不少人最終只能放棄。」
儘管知道希望可能渺茫，王磊還是決定繼續維權。
他如今的生活重心，幾乎都圍繞着「退費」這件事。因為那筆培訓費，家裏的氣氛已經沉悶許久。白天，他獨自查找資料，妻子默默做家務，兩人互不交流。夜晚，沉默依然在兩人之間蔓延。最初他還試圖解釋，後來便不再提起。「她衝我發脾氣，我也不敢回嘴，心裏內疚。」
隨着了解的加深，王磊逐漸意識到，問題不僅在於老年人「貪心，什麼都不懂」。更關鍵的是巨大的信息不對稱，一邊是精心設計的話術、虛構的成功案例和佈滿陷阱的合同，另一邊則是完全不了解行業規則的普通老人。
過兩天，他打算約上幾位同期學員，再去那家公司，他要得到一個明確的說法。
（應受訪者要求，王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