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還是不舉手就發言，作者：周航，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在公共輿論裏常被當作政治口號。但如果把它放回美國過去半個世紀的產業與階層變化中，它反映了一個角度上的社會現實：一大批曾經依靠製造業進入中產階級的家庭，發現自己再也找不到同樣穩定、可預期的上升通道。它背後真正繞不開的是一個更樸素的問題——美國是否還能為大量普通人提供體面工作與體面生活的道路。

本文主要討論這三個問題：

第一，美國製造業曾經如何成為國家力量與階層結構的重要支撐；

第二，美國為什麼在幾十年裏系統性地失去製造業的就業與社會功能；

第三，在今天的全球化、地緣競爭與技術革命環境下，美國到底「該不該」、「能不能」把部分製造能力帶回本土，而如果製造業無法承擔「再造中產」的使命，服務業為什麼也很難接住這個任務。

一、美國製造文明的形成：從全國市場到「世界總工廠」

從制度與組織形態看，美國製造文明早期就具備兩個特徵：

第一，企業能夠以跨州、跨行業的方式整合資源。鐵路公司、鋼鐵與石油巨頭是最早的「全國型公司」；

第二，政府在關鍵時刻敢於用公共工程和軍工採購來「設定需求」，讓產業鏈圍繞明確目標快速擴張。

這兩點使得美國在幾十年裏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強國的躍遷。

1938年的電影《河流》介紹了美國如何通過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公共工程，治理自然、建設基礎設施，並為現代製造業與工業文明奠定基礎。

戰後黃金期還有兩組經常被忽略的支柱。

一組是教育與人口結構：退伍軍人法案（GI Bill）讓大量退伍軍人進入大學與職業教育體系，工程師、技工與管理人才供給迅速擴大；

另一組是住房與基礎設施：1956 年州際高速公路法案啓動的全國高速公路網絡，把郊區化、汽車工業、石化與建築業連接起來，形成持續幾十年的內需「發動機」。這些為製造業提供了穩定市場和長期投資預期。

戰後幾十年裏，製造業與中產階級之間還有一層「社會契約」：在生產率持續提升的同時，工資與福利也能被更廣泛地分享。工會談判、企業內部晉升、相對可負擔的住房與教育，使普通工人對未來有可預期的信心。這個契約並不完美，但它讓增長與多數人的生活改善更同步。一旦製造業外遷、工會弱化、成本上升和收益集中發生，社會契約就會鬆動。

美國製造業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它建立在一套長期累積的「硬條件」和「軟條件」之上：統一的大市場、穩定的能源與原材料、持續的技術創新、可規模化的企業組織形式，以及在關鍵時期敢於集中資源辦大事的政治動員能力。

19世紀後期的鐵路網絡和隨之而來的標準化（軌距、時區、物流組織）讓美國第一次具備了全國統一市場。製造業從來離不開規模經濟：只有當原材料能在全國範圍內低成本流動，零部件能在更大範圍內協作分工，企業才能把複雜產品做成可大量生產的工業品。

進入 20 世紀，電氣化與現代企業制度把製造業推向一個新的層級。愛迪生式的實驗室並不只是發明，更重要的是把「研發—專利—工程化—量產—鋪設網絡」組織成流程。鋼鐵、煤炭、石油三大基礎產業的成熟，又使美國在材料、能源與運輸方面具備了工業文明最核心的供給能力。

大蕭條之後的新政公共工程進一步把國家建設與工業發展捆綁在一起。橋樑、公路、水壩、電站和電網不僅刺激了經濟，也為後續幾十年的擴張奠定了基礎。

二戰則把美國製造能力推到極限。為了大規模製造軍備武器，複雜產品被拆成標準工序，全國工廠組織成了協同網絡。比如，美軍航空工業從1939年不足3000架年產量，躍升到戰爭結束時累計生產接近 30 萬架飛機（統計口徑不同，常見總量約 29.6 萬架）。自由輪（Liberty ship）作為標準化貨船，在 1941～1945 年間建造 2710 艘，成為「用工業產能淹沒對手」的象徵。

由此，美國在戰後以壓倒性的工業能力成為全球秩序中心，同時也把一種社會結構固定下來：製造業就業、工會、福利體系與住房消費共同構成了廣泛中產階級。

二戰時期的工業動員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它把「標準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飛機、坦克、船舶、發動機、無線電設備的零部件規格被統一，工廠可以在短時間內切換生產，勞動力通過快速培訓進入產線。國家通過統一合同與需求，把企業的投資風險變成可預期的長期訂單。這種「用確定需求換產能」的機制，在戰後也以另一種形式延續在國防與航天項目中。

到冷戰時期，登月計劃和軍工體系把系統工程能力進一步推高。它不僅推動材料、電子與精密製造，也強化了美國社會對工程的尊重：工程師在文化上被視為「把國家送上更高台階的人」。當一個社會把工程師當作英雄，它就更容易接受大項目的風險與不確定。

 20 世紀中葉的美國的「偉大」並不抽象，就體現在工廠、產線、港口、鐵路與電網，普通人通過穩定的製造業崗位獲得收入與尊嚴。

二、斷裂的年代：越戰、水門與「防錯型國家」的成形

美國在二戰後曾經擁有一種對建設友好的公共文化與制度安排——允許試錯、允許動員、願意用大項目解決問題；而 1970 年代後，這種公共文化被信任危機與風險政治取代，社會更傾向於用規則、程序與訴訟來限制行動。製造業之所以在美國更難生長，根子在這裏。

越戰和水門事件不僅改變了政治版圖，更改變了「國家能不能被授權去做事」的社會共識。越戰讓人們看到決策的傲慢與信息不透明，水門讓人們看到權力的濫用與撒謊。結果是：美國政治與公共治理逐漸進入一種防禦姿態——寧可慢、寧可不做，也要避免犯錯。對公共工程和產業建設而言，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剎車。

1976年的紀錄片《哈蘭縣，美國》記錄了美國煤礦工人與資本方之間激烈而漫長的鬥爭

很多文章喜歡用一句話概括美國的轉折：從工程師國家變成律師國家。但更準確的說法是：美國過去並不是「工程師統治」，卻長期是一個對建設與行動友好的國家；而在 1970 年代之後，美國逐漸固化為一個以合規、訴訟、程序、責任切割為中心的「律師國家」。關鍵的變化不在於工程師數量，而在於社會對「行動本身正當性」的信任被抽走了。

越南戰爭首先擊碎了「政府行動必然正確」的信念。電視把戰爭拉進客廳，社會第一次系統性地質疑政府的判斷與動員。緊接着水門事件又把權力的道德正當性擊穿：總統撒謊、掩蓋與濫用權力讓公衆對政府產生本能的不信任。能源危機與滯脹則讓工業體系暴露出成本與供給的脆弱性。

這三股衝擊疊加，帶來的不是一個政策調整，而是一種治理哲學的轉向：國家不再以「把事做成」為首要目標，而更強調「避免犯錯、避免濫權、避免污染、避免責任」。監管體系、環境評估、公衆聽證、司法複審等機制當然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它們疊加起來會形成巨大的制度摩擦。一個社會如果把「防錯」當作最高價值，它在公共工程和產業建設上的速度與協調能力就會顯著下降。

三、美國製造業的快速凋亡：三股力量疊加的結果

通勞動力的吸納有限。

美國製造業就業的長期下降，很難用單一原因解釋。更像三股力量在同一時期疊加：制度摩擦上升（行動被程序包圍），全球化把製造自然推向低成本地區，以及互聯網與金融化的繁榮把收益集中到少數高技能人羣，讓「製造業中產」失去被替代的承載產業。

1）制度摩擦：律師國家的成本與時間

這種制度摩擦並不只是「審批更慢」，還會改變組織行為：企業更偏好把資源投向可移動、可撤退、回收更快的領域；地方政府更偏好選擇政治風險更小的項目；官員更傾向於把決策權分散出去，避免個人承擔責任。久而久之，社會形成一種「沒人負責推進、但很多人可以阻止」的狀態。

製造業最怕的是不確定性，尤其是工廠、能源與基礎設施這種重資產項目：一旦審批周期被拉長、訴訟風險不確定、社區否決權過強，企業的資本開支就會被迫轉向更輕、更快、可撤退的方向。美國在 1970 年代後逐漸形成的高摩擦治理環境，使得「想建」的成本越來越高，而「不建」的成本反而更低。

這不僅影響公共工程，也影響私人投資的預期：當一個工廠從選址到投產需要跨越漫長的許可、環評與司法不確定性時，資本自然會尋找更確定、更可預測的地方落地。

2）全球化浪潮：製造業天然向低成本地區遷移

全球化是一套技術與組織條件：

• 集裝箱革命大幅降低運輸成本；

• 信息化管理讓跨國協調成為可能；

• 跨國公司把研發、設計、零部件、組裝拆成不同環節，在全球尋找最優配置。

在這種體系下，美國保留了價值鏈上游與金融控制權，海外承擔了製造環節的規模就業。對於企業利潤與消費者價格而言，這是「有效率」的；但對美國的階層結構而言，是長期失血。

美國企業之所以願意外包製造，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原因：製造業利潤率長期低於軟件、金融與平台型業務，而資本市場又用季度業績與股價給管理層施壓。於是，企業很自然地把製造當成可被替換的成本中心，把品牌與渠道當成利潤中心。這個邏輯在 1990 年代之後尤其明顯。

製造業外遷並不完全是陰謀，而是全球資本效率邏輯的自然結果。60～80 年代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完成工業化升級，隨後東南亞與墨西哥等地承接了大量中低端製造。90 年代以後，集裝箱航運、信息化管理與跨國供應鏈成熟，區域與多邊貿易框架進一步降低跨境成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1994 年生效）讓北美生產網絡更緊密，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則進一步放大「全球製造向成本更低地區集中」的趨勢。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企業把產線、零部件和組裝環節放到海外，把研發、品牌、金融與市場控制留在國內。製造業就業因此被抽空，但美國經濟表面仍能增長，因為利潤與高附加值環節並未離開。

3）技術與金融的偏向效應：國家更富，但普通人未必更好

隨着全球化展開美國的製造業崗位減少，互聯網浪潮則把「增長的果實」重新分配。互聯網創造了極高的財富密度，但這種財富密度並不會自動擴散到廣大勞動者身上。科技公司可以以更少的員工創造更高的市值；金融體系可以通過資產價格與槓桿放大收益；而低技能服務業的工資卻長期難以跟上生活成本。這就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實：美國在宏觀上並未停滯，但底層與中層的安全感卻下降。

進入 1990 年代以後，美國迎來互聯網與數字技術浪潮。科技行業創造了極高的市值與利潤，但它天然是「高價值、低就業」的結構：少量頂級人才與資本擁有者分享了極大收益，而並沒有像戰後製造業那樣吸納大量普通勞動力、形成厚實的中間層。

更關鍵的是，互聯網經濟的地理分佈高度集中。財富與高薪崗位聚集在少數超級城市，內陸地區失去產業支柱後難以被新經濟覆蓋。於是出現「城市繁榮—小城衰落」的割裂。這種割裂往往會在政治上表現為對立：不是因為人們突然變得極端，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明顯不同的經濟現實裏。

與此同時，金融化與「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治理理念強化了短期回報，股票回購、併購套利、輕資產外包成為主流策略，重資產製造與長期技能培養在資本賬本上越來越不討喜。宏觀上美國人均 GDP 長期上升，科技與服務業繁榮；微觀上大量傳統工人階層的工資、福利與社區穩定性卻在下降。

四、把數字放在桌面上：產出、就業與「製造業消失的錯覺」

從數據口徑上看，需要特別區分「名義佔比」和「實際佔比」。製造業在名義 GDP 中佔比下降，部分原因是製造品價格相對服務品上漲更慢（甚至下降），而醫療、教育、住房等服務價格上漲更快，於是名義口徑下服務業顯得越來越大。用實際口徑看，製造業的真實產出並沒有按比例萎縮。

產出方面，用名義口徑衡量，芝加哥聯儲的一篇研究指出：製造業在 1950 年約佔美國名義 GDP 的 27%，到 2007 年降至 12.1%。但從「實際（不變價）」口徑看，聖路易斯聯儲的分析強調：製造業在真實 GDP 中的佔比在過去幾十年相對穩定（大致在 11%~14%區間），就業減少更多來自生產率提升與全球分工。換句話說，美國並沒有停止製造，而是用更少的工人制造同樣或更多的「真實產出」；與此同時，大量就業和社區經濟從製造部門轉移到了服務部門。

就業方面，BLS 的長期統計顯示：美國製造業就業在1979年6月達到歷史峯值1960萬人，2019年6月為1280萬人，下降約35%。到2025年9月，製造業就業約1272萬人（FRED 引用 BLS 系列）。這意味着製造業就業絕對數量下降很大，但更關鍵的是它在總就業中的佔比從戰後高位跌到個位數附近。

把這三組數字放在一起看，會得到一個更精確的結論：製造業並沒有在美國「消失」，它的真實產出能力仍在，但它不再承擔「吸納多數人的社會功能」。

1960萬的峯值到 1270萬的現狀，意味着少了約三分之一的製造崗位；而與此同時，美國總就業規模更大、服務業崗位更多，所以製造業佔就業的比重下降更快。對普通人來說，關鍵不是製造業還生產多少，而是那條曾經通往中產階級的職業階梯是否還存在。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宏觀統計看起來美國依然富裕，但普通人對未來的安全感卻下降。真實產出可以靠生產率提高來維持，但生產率提高往往意味着更少的人被需要。製造業過去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在於它用規模化就業把增長擴散到全國，提供的不只是產出，而是穩定的階層路徑與社區秩序。當這種擴散機制消失，增長就更容易集中在少數行業與少數城市，進而轉化為階層對立和地域對立。

五、如果製造業回不來，服務業能接住中產階級嗎？

服務業能不能接住中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結構判斷：它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崗位數量足夠大、收入足夠體面、職業階梯足夠清晰。製造業在 20 世紀做到了這三點；服務業整體很難做到。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醫療、教育、住房成本極高的社會，低端服務業工資很難支撐「體面生活」的底線。

這是討論美國未來時需要正面回答的問題：如果我們對製造業迴歸非常悲觀——即便美國重建部分關鍵製造，也無法再像 1950～1970 那樣用製造業吸納數千萬勞動力——那麼服務業能否成為產業轉型的承載行業？

直覺上似乎可以。美國今天是典型服務經濟體，服務業就業佔比極高，科技、金融、醫療和教育都很發達。但如果把服務業拆開看，你會發現它很難承擔製造業曾經承擔的「社會功能」。

1）服務業是「啞鈴結構」：要麼門檻太高，要麼工資太低

服務業的高端部分（科技、金融、法律、部分醫療與專業服務）確實能創造巨大價值，但它對教育、技能和城市集聚的要求極高，崗位數量有限，無法吸收被製造業擠出的龐大勞動力。

服務業的低端部分（零售、餐飲、酒店、清潔、快遞、倉儲等）崗位數量大，卻普遍低工資、低福利、低穩定性，難以支撐美國式生活成本（醫療、住房、教育、保險）。中間那條「數量足夠大、工資足夠體面、技能可訓練、職業階梯清晰」的通道非常窄。

2）生產率天花板：服務業難以像製造業那樣持續提效

製造業可以通過自動化、工藝改進和規模效應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為工資上漲提供長期基礎。很多服務業崗位則天然難以倍增效率：護理、教育、餐飲服務、兒童照護等工作無法像流水線那樣靠機器把單位時間產出翻幾倍。這意味着大量服務業崗位的工資很難與社會整體成本同步增長。

3）地理分佈：服務業繁榮更集中，難以修復「鏽帶」

製造業可以在內陸城市與小鎮形成產業基地，帶動住房、學校、稅基與社區穩定。高端服務業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城市與沿海地區，低端服務業雖然遍佈全國，但其工資和稅基不足以替代一個大型工廠對地方經濟的支撐。因此即便全國 GDP 增長，地理不平衡仍會加劇，內陸地區更容易積累失望和憤怒。

4）職業階梯：服務業難以提供製造業式的「可預期上升」

製造業時代的藍領中產之所以穩定，關鍵不只是工資，更是「職業階梯」。從學徒、技工到高級技師、班組長、現場主管，再到車間管理。許多服務業崗位缺少類似的技能積累與晉升通道，導致個體努力難以轉化為長期安全感。

因此，如果製造業不回來，而服務業又接不住中產階級的再生產，美國就會面臨一個結構性真空：大量普通勞動者被留在低工資、低穩定性的崗位上，和少數頂尖人才、資本擁有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政治上的左右之爭很容易在這種背景下被轉換成階層對抗，社會動盪風險隨之上升。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經濟學上「正確」的選擇，在政治上卻不可持續：從企業與消費者角度，外包製造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從國家與社會角度，它會讓大量人失去體面路徑。長期看，失望與憤怒會聚合成社會性力量，推動反全球化、反精英與政治極化。左右之爭的表面衝突，可能被階層矛盾所替代，社會衝突的風險隨之上升。

六、從「能不能」到「該不該」：美國是否需要找回關鍵製造能力？

因此，美國今天的「再工業化」有兩條線：一條是國家能力線，強調關鍵產業鏈的安全與韌性；另一條是社會結構線，強調普通人是否還能分享增長。兩條線在政治上合併為同一項任務，把工作帶回來。但在政策設計上則需要不同工具：前者更像產業安全與公共採購，後者更像住房、教育、健康與技能體系的重建。

如果世界一直處在一個可信、可控、規則穩定的全球化秩序裏，理論上美國可以繼續做一個以創新、金融與服務為中心的國家，把大量製造交給可信賴的夥伴，專注於高附加值環節。這個設想在1990—2010的某些階段看上去成立：美國經濟增長，科技公司崛起，消費品價格下降，普通人以更低價格享受全球化商品。

但這個設想有兩個前提：

第一，全球供應鏈長期穩定且不被地緣競爭衝擊；

第二，美國國內存在能夠大規模吸納普通勞動力並提供體面收入的替代產業結構。

現實是，這兩個前提都越來越不可靠。供應鏈的地緣風險上升，使關鍵領域（半導體、醫藥與關鍵材料、國防相關製造、電網與能源設備等）難以完全外包；而國內產業結構的「尖塔化」使大量普通人難以分享增長。

因此，美國今天談「再工業化」更多為了重建某些不可替代的國家能力，在關鍵環節上不被卡脖子，在危機時具備自我供給能力，在技術競爭中保留製造基礎。與此同時，美國也需要回答更困難的問題：如果關鍵製造迴流的規模不足以重建龐大中產階級，那麼普通人的體面生活靠什麼承載？

七、現實的迴歸路徑：不回到過去，但重建底線能力

這一點也決定了對「製造業迴歸」的預期管理：美國不太可能恢復到製造業吸納三分之一勞動力的時代，但完全放棄製造也不現實。更現實的目標是：在少數關鍵行業形成可持續的本土產能與供應商網絡，同時用基礎設施更新、能源轉型與技能型工種擴展，給更廣泛的人羣提供穩定職業。

換句話說，美國需要的不是把所有工廠搬回國，而是重建一種「能把複雜事情做出來」的社會能力：項目能啓動、能按期交付、能培養技能、能讓普通人靠勞動獲得尊嚴。製造業只是其中最典型、也最難的一環。

把製造業「全部帶回美國」幾乎不現實。原因很簡單：成本、供應鏈、勞動力結構與制度摩擦都在；而且全球分工已經深到難以逆轉。更可行的路徑是「選擇性迴歸」：把對國家安全、關鍵技術和長期競爭力至關重要的環節在本土或可信夥伴之間重新佈局。

這意味着政策的重點需要幾個可檢驗的目標：

第一，把許可與審批從「無限拖延」改成「明確時限」。不降低環保標準，但把程序從串聯改為並聯，把責任從分散變為可追蹤。製造業需要的是確定性。

第二，重建技能梯隊。製造業不是靠補貼復活，而是靠技工、工程師、現場管理和供應商網絡復活。學徒制、社區學院、再培訓體系與移民政策都要圍繞「產業技能短缺」來設計。

第三，用公共採購與國防、能源項目拉動本土供應鏈。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製造擴張，往往來自公共部門對標準、需求和長期合同的穩定拉動。

第四，把「住房、醫療、教育成本」當作產業政策的一部分。沒有可負擔的生活成本，再高的工資也很快被吞噬，普通人的安全感無法建立。

如果把這些政策組合在一起，美國也許無法再擁有 1950 年代那種製造業佔比，但可以形成一種新的穩定結構：關鍵製造+基礎設施更新+技能型工種（電工、焊工、設備維護、建築與能源改造）共同提供一條可規模化的體面就業道路。

回到開頭：MAGA 到底能不能實現？如果把它理解為「把美國帶回 1950 年代」，答案更可能是否定的；如果把它理解為「恢復一個能讓普通人過體面生活的社會結構」，答案並不完全悲觀。

但前提是美國願意在制度與產業上做痛苦的再平衡：既保留法治與權利保護，又恢復行動與建設的確定性；既擁抱科技與創新，又承認需要為多數人提供可參與、可上升的經濟路徑。

八、再工業化的現實障礙：錢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把「製造業迴歸」理解為一場單純的補貼競賽，就會低估美國面臨的結構性阻力。補貼當然重要，但它更多解決「算賬能不能過」的問題，而不是解決「能不能做成」的問題。對製造業而言，真正的瓶頸往往出現在四個地方：許可與時間、技能與勞動力、供應鏈密度以及成本結構。

許可與時間首先影響預期。一個重資產工廠最大的成本往往不是設備本身，而是時間。多拖一年，孖展成本、機會成本和不確定性都會放大。美國近年來推動半導體與新能源製造迴流，最常被提到的現實困難之一就是項目周期長、協調成本高。即便不降低環保標準，如何把程序從「無限拉長」變成「有邊界的時限」，直接決定資本是否願意持續投入。

其次是技能與勞動力。製造業不是把機器搬進廠房就能開工，它依賴一整套技能金字塔：技工、設備維護、工藝工程師、質量管理、現場主管。美國在長期去工業化之後，出現「崗位在、工人不在」的結構：願意進工廠、且具備相關技能的人不足，培訓周期長，流動性高。沒有足夠的現場能力，再多補貼也很可能變成昂貴的試錯。

第三是供應鏈密度。製造業的效率來自「近距離協作」：模具、化學品、零部件、物流、維修、外協加工需要在可控半徑內形成網絡。美國在許多行業已喪失這種密度，導致單個工廠即使建成，也需要從全球採購大量配套，成本與時間被再次拉長。供應鏈不是一座廠，而是一片生態。

第四是成本結構。美國的製造成本不僅來自工資，還來自能源、土地、合規、保險、醫療與住房等綜合成本。對某些標準化製造來說，這些成本差異決定了它很難大規模迴流。現實的迴歸空間更多存在於「高價值、強安全屬性、對交付和可靠性極敏感」的行業，比如先進半導體、部分軍工與航空、關鍵電網設備、部分醫藥與關鍵材料，以及與能源轉型相關的高端裝備。

還要看到一個常被忽略的現實：即便某些製造迴流，美國也很難用它解決全部就業問題，因為現代製造越來越自動化。先進工廠需要更多工程師、設備維護與質量管理人員，但直接產線工人更少。這意味着「再工業化」即便成功，也更可能帶回的是產能與安全，而不是 20 世紀那種海量崗位。因此美國需要同時佈局其他能擴散就業的領域，例如基礎設施、住房建設、能源改造和技能型服務崗位的職業化。

九、關稅、補貼與「製造業懷舊」：為什麼簡單政策很難奏效

在美國政治語境裏，「讓工廠回來」常常被簡化為關稅或補貼兩種工具。但關稅更像一種簡單的價格工具：它提高進口成本，試圖為本土製造創造空間。問題是，關稅往往同時抬高中間品成本，擠壓本土企業的競爭力，也會把通脹壓力傳導到消費者。更重要的是，關稅並不會自動生成技工、供應鏈與項目交付能力。它可以改變價格，但很難改變能力。

補貼更接近產業政策：用財政把部分項目從「不經濟」拉到「可行」。但補貼同樣有邊界：一旦變成政治分配，容易攤薄成象徵性工程；一旦缺乏退出機制，容易形成依賴。更現實的做法通常是把補貼與可驗證的能力建設綁定：例如培訓體系、供應商本地化比例、交付節點、質量與安全指標。否則補貼可能只留下昂貴的廠房，而不是可持續的產業網絡。

所以，對美國而言，真正的難題不是「要不要支持製造業」，而是支持什麼、支持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把支持轉化成長期能力，而不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態。

十、如果製造業無法再造「龐大中產」，美國還能靠什麼承載普通人的體面生活？

雖然服務業整體很難替代製造業去承擔「中產階級再生產」的功能，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往往只能在「製造業迴歸」與「社會撕裂」之間二選一。更接近現實的路徑，是把「體面工作」的來源從單一產業，轉為一組互相支撐的行業組合。

第一組是基礎設施與住房。美國很多城市的住房供應不足、交通老化、電網與水系統需要升級。基礎設施更新不僅能創造大量技能型崗位（電工、焊工、設備維護、施工管理），也能通過改善住房與通勤條件降低生活成本，從而間接提高普通人的真實收入。它的社會意義往往不亞於產業本身。

第二組是能源轉型與工業服務。無論是電網改造、儲能、充電網絡，還是建築節能改造，都需要大量現場技能與本地施工隊伍。它不像互聯網那樣「高價值低就業」，更像一種可以擴散到全國的技能型就業。關鍵在於政策要讓這些崗位形成長期職業，而不是短期項目。

第三組是照護與教育服務的再設計。傳統照護服務工資低、流動性高，這與支付體系、公共投入和職業認證有關。如果美國願意把部分公共支出從「事後補貼」轉為「前端職業化」，提高護理、幼教、社區醫療等崗位的收入與穩定性，它也可能在服務業內部創造一部分更接近中產的職業通道。難點在於財政與政治共識。

第四組是「關鍵製造+本土供應鏈」的有限擴張。即便製造業無法恢復到吸納三分之一就業的時代，美國仍然需要在關鍵領域保留可交付的製造能力。它能提供一部分高質量崗位，並為技術競爭和工業產品提供基本能力。

換句話說，美國未來如果要重新變得穩定，不太可能靠單一產業，而更可能靠「製造底線能力+基礎設施與能源改造+技能型工種擴張+服務業職業化」的組合拳。它的難度在於能否把分散的項目變成連續的職業路徑，把短期政策變成長期制度。

十一、回到 MAGA：真正的考題是「讓多數人再次相信未來」

如果把 MAGA 理解為回到 1950 年代，那很可能是不可實現的懷舊；但如果把它理解為恢復一種社會結構——讓普通人通過勞動獲得尊嚴、讓社區重新穩定、讓階層上升重新可見——它就是一個現實而嚴肅的國家治理命題。

製造業在這裏的意義，不是產值本身，而是它曾經提供的那條「可預期的生活道路」。當這條道路消失，失望與憤怒會聚合成社會性力量，並最終在政治上表現為極化和對抗。美國要降低這種風險，不僅要討論產業政策，更要討論生活成本、技能體系、住房供應、公共服務與地方經濟的可持續性。

美國當然可以繼續保持宏觀增長：科技、金融、專業服務仍然強大。但一個國家是否穩定，取決於增長能否轉化為多數人的安全感。如果增長只屬於少數人，那麼再高的 GDP 也難以阻止社會撕裂。

因此，判斷美國製造業迴歸的前景，不應只看工廠數量，也要看它是否能與更廣泛的制度改革相互配合：許可能否變得可預期，技能體系能否重建，住房與醫療成本能否緩解，服務業能否部分職業化。

只有當這些環節同時改善，美國纔可能在不回到過去的情況下，重新獲得一種面向未來的穩定。

衡量「是否走在正確路上」的指標也需要更新：不必執着於把製造業就業佔比拉回到某個歷史數字，而應看幾個更貼近社會穩定的結果變量——中位數家庭收入能否跑贏生活成本，住房與醫療支出佔收入的比例能否下降，技能型崗位（技工、電工、維修、施工管理等）能否形成可複製的職業階梯，內陸地區是否出現持續的稅基與就業改善。只有這些指標改善，普通人才會重新相信未來，而不僅僅是看到幾個工廠剪綵。

這是一場慢工程。美國如果真要在不走回頭路的情況下重新獲得穩定，需要同時修復「能建」的能力與「讓多數人受益」的結構。否則，再多的口號也只是情緒的回聲。

2025年12月修訂稿

數據與來源：

1）美國製造業就業峯值與長期下降：美國勞工統計局（BLS）Beyond the Numbers《Forty years of fall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2020-11-20），以及 FRED/BLS 序列 CEU3000000001（更新至 2025-09）。

2）製造業佔名義 GDP 比例：芝加哥聯儲 Midwest Economy Blog《Is U.S. Manufacturing Disappearing?》（提及 1950 年 27%，2007 年 12.1%）。

3）製造業佔實際 GDP 比例區間：聖路易斯聯儲 On the Economy《Is U.S. Manufacturing Really Declining?》（2017-04-11，提及 1940s 以來約 11.3%—13.6%區間）。

4）二戰飛機與自由輪數據：美國飛機總產量約 29.6 萬架（常見統計口徑，見「United States aircraft prod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詞條所引用的《Army Air Forces Statistical Digest， World War II》）；自由輪 2710 艘與戰時造船規模，可參照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PS）相關教學資料與 Liberty ship 數據匯總。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還是不舉手就發言，作者：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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