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謝詩涵

　　年度關鍵詞成果轉化

　　【年度故事】去年12月23日，全球首條偏振體全息(PVG)光波導中試生產線正式投產。這條由東南大學電子科學與工程學院張宇寧教授團隊牽頭搭建的生產線，成為推動AR眼鏡核心光學部件邁向規模化製造的關鍵一步。

　　中試產線上，首批鏡片正接受嚴苛檢測。5個月前，張宇寧教授向我描繪的那把「平行視界」的「鑰匙」，此刻已流轉於工程師的指尖，從概念圖景轉化為可觸摸的工業現實。

　　這把「鑰匙」能如此順暢地轉動，背後是一套精心打磨的制度「鎖芯」。作為全國首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的核心共建者，東南大學在去年6月推出全國首創的「科技成果轉化躍升10條」政策——這是一次系統性的機制重構。譬如，它用超過70%的成果收益分配，破解了科研人員「不想轉」的心結；以「一門式」服務窗口，疏通了「不會轉」的堵點；更以首期1億元的「東大校友科創轉化基金」為學生提供3年無償使用學校專利創業等支持，打破了師生「不敢轉」的顧慮。

　　自政策實施以來，東南大學已完成超大金額許可轉讓，以及賦權、作價入股等重點標杆項目達10項，其中兩項過億級，累計獲得股權、收益權價值3.7億元。

　　回顧2025年，在一次次深入高校的採訪中，我清晰地感受到重心的遷移：科技成果的轉化落地正從一個被倡導的方向，演變為驅動高校創新的核心制度與評價指揮棒。讓知識走出論文，不再只是科研的「錦上添花」，而是重塑其終極價值的關鍵命題。

　　「我們從不紙上談兵，每一個課題都要回答產業提出的真實問題。」去年9月，身兼常州大學教授與企業家雙重身份的紀俊玲在採訪中介紹，當年，正是兩家紡織企業登門求援，才讓她決定躬身入局創辦企業。從個人的破局抉擇到學校的制度保障，「答題」的速度被系統性提升。在常大校企共建的創新聯合體之下，企業需求直達團隊，立項周期壓縮至3個月，效率提升至原來的4倍，實驗室成果的產業化周期，也因此平均縮短了6至8個月。從項目共研到人才共育再到成果共享，知識價值的閉環被高速打通。

　　這種從「實驗室思維」到「生產線思維」的集體轉向，在2025年江蘇產學研合作對接大會的現場顯得尤為真切。200餘項前沿成果靜靜陳列，而環繞它們的對話卻充滿市場的焦灼與務實。「目前產業化到哪一步了？」「大規模生產的成本能降低多少？」——這些成為參會者駐足詢問的常見話語。追問的背後，是一種共識：技術的先進性，最終需要市場來檢驗。

　　會場內焦灼的追問，正在轉化為會場外強勁的制度推力。去年年初，七部門出台《江蘇省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實施方案》，在全省範圍全面啓動實施「賦權改革2.0行動」；同年11月，最新修訂的《江蘇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獲表決通過，於全國範圍內首次在法規中明確要求，利用財政性資金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學校等單位按照規定推進賦權改革工作。從抓緊落實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到建立成果轉化盡職免責、「先使用後付費」等配套制度——法規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為整個創新鏈條鬆了綁。

　　「以前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現在有法可依，大家心裏踏實，步子也自然快了。」作為南京工業大學賦權改革「第一個喫螃蟹的人」，崔朝亮教授坦言，這項新政讓科研人員從「能不能轉」「怎麼轉」的糾結中解放出來，讓技術轉化路徑清晰而高效。在學校的幫助和支持下，崔朝亮團隊獲得了9項核心專利的全部所有權，從醫療級氣血交換膜到半導體用的高端脫氣膜，相關產品自去年正式產業化以來，已在國內外上百家企業獲得了推廣應用。

　　從「個體突圍」升級為「系統作戰」，是我省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最深刻的躍遷。以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為載體，江蘇構建了一個超越單個高校能力的「超級平台」。在這裏，全國的科研成果、企業的產業需求、「技術經理人」隊伍，以及「撥投結合」的耐心資本等要素被高效整合。它提供的不僅是「一門式」服務，更是一種平台化的新質生產力。

　　這種「作戰」模式，在江蘇首創的「雙高協同」機制中得到了進一步延伸。省內高新區與高校深度「結對」，實現了創新鏈與產業鏈在規劃、資源與空間上的系統性精準耦合。這一機制成效顯著：中國礦業大學與徐州高新區去年7月攜手以來，校企聯合開展技術攻關項目30餘項，合同額近5000萬元；常州大學弓曉晶教授團隊的單壁碳管研發技術落地常州高新區，目前已穩步推進噸級產線搭建，填補了國產高端導電劑量產化空白。

　　「我們接下來還要繼續優化‘概念驗證—中試熟化—產業化’全鏈條的高水平服務體系，進一步落實激勵機制。」一位高校科研處負責人表示。科技成果轉化不再是科研工作者孤獨的冒險，而成為一場由專業化體系支撐的集體攻堅。

　　【年度感悟】這一年，我時常對着螢幕上一條條成果轉化的捷報，為科研團隊喝彩，也曾在採訪時為一項本可造福於民的技術仍鎖在實驗室而扼腕；我目睹了科學家變身「創業者」的躊躇與決心，也見證了企業家望向「實驗室」的焦灼與期待。

　　這些情緒交織，重塑了我眼中的「成果轉化」。它從來不只是紙面的合同金額，更關乎知識能否抵達它該去的地方，完成價值的終極兌現。多年前，我在採訪省產研院院長劉慶時，第一次知道從實驗室「樣品」到市場「商品」之間的「死亡之谷」，而今我彷彿看到這條鴻溝正一點點被消弭——那是由不斷完善的制度、日益專業的平台和更加暢通的金融活水共同構築的橋樑。

　　「成果轉化」這項系統工程，度量的遠不只是技術的成熟度，更是一個區域創新生態的成熟度。當創新的種子不必再賭上運氣去等待「天時地利」，而是能在制度化的沃土中持續萌發、生長，我們便距離那個「讓美好科技如期而至」的未來，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