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伯克希爾披露2025年4季度美股持倉時，市場目光瞬間就鎖定了175歲高齡的《紐約時報》。

原因很簡單：伯克希爾4季度並沒有翻新組合，動作不多——蘋果仍是錨，美國銀行繼續被減，亞馬遜遭大砍，雪佛龍與安達保險（Chubb）則有所增持。而《紐約時報》，是獨一份兒的「新進」對象。

伯克希爾2025年底美股前十大重倉 

數據來源：Whalewisdom，截至2025年12月31日

約507萬股的頭寸、3.5億美元的注資，在很多人眼中，這是沃倫·巴菲特在2020年清倉地方報業後的「回馬槍」，也是他首席執行官生涯的「收官之作」。

而我們將視線拉長，結合伯克希爾在SiriusXM上的持續重倉，以及對自由媒體（Liberty Media）系資產的結構性調整，其實已有清晰的脈絡：伯克希爾正告別「舊媒體」的物理形態，轉而擁抱「注意力經濟」的深水區。

當然，鑑於SiriusXM的下注被普遍認為出自投資經理特德·韋施勒（Ted Weschler），《紐約時報》雖然像極了巴菲特會做出的決策，但也不能說肯定以及一定。

這一次，挺像把過去他半個世紀的媒體投資經驗，換了一種更具時代感的商業模型在下注。

1973年，巴菲特買入《華盛頓郵報》是因為「擁有一家在當地佔據壟斷或支配地位的報紙，就像擁有一座不受監管的收費橋樑「；在1985年，他資助ABC收購是因為牌照是稀缺的分發權。

而到2026年的今天，在AI生成內容氾濫、傳統分發管道衰退的背景下，媒體的估值模型已然生變。

現在的邏輯不再是「我能印多少報紙」，而是「有多少人願意為了我的品牌信用和深度鏈接持續付費」。

從美國商業資訊（Business Wire）這種信息基建，到SiriusXM的車載訂閱，再到《紐約時報》的全平台捆綁，伯克希爾的媒體版圖早就與時俱進了。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伯克希爾是淨賣家，但難得建倉的品種表現極好。比如3季度重倉買進的谷歌，4季度持倉市值漲了差不多有13億美元。

這次買入紐約時報的消息出來，這家高齡媒體股價迅速拉漲，最高摸至78.37美元，最新回落到75美元左右，相較於伯克希爾60美元附近的建倉成本，已經浮盈不少。

一起來回眸下巴菲特穿越半個世紀的「媒體不了情」。

01

1973年《華盛頓郵報》，是財務投資也是影響力投資

巴菲特與媒體的緣分，最經典的莫過於1973年買入《華盛頓郵報》母公司華盛頓郵報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WPC）股票。

在1985年致股東信裏，巴菲特寫道：

「我們在1973年中以不到當時內含價值四分之一的價格買進股權，計算價格/價值比並不需要有獨到的眼光，大部分的證券分析師、經紀人與媒體經營者跟我們一樣估計該公司的價值約在四億到五億美元之間，但當時其僅一億的股票市值卻是隨處可見，只是我們從本傑明·格雷厄姆那裏學到了成功投資的關鍵，即在股價低於實際價值時買入好公司。」

那時的《華盛頓郵報》處在水門事件後的聲望高峯期，它的護城河不只是發行量，而是它在首都的議程設定能力、廣告網絡與讀者習慣，共同構成了當時地方媒體最接近「準壟斷」的結構。

為了讓掌門人凱瑟琳·格雷厄姆放心自己不是來奪權的金融門口野蠻人，巴菲特還在1973 年6月4日寫信，並簽下承諾：未經她本人同意，自己不會再買一股。

2014年，伯克希爾與格雷厄姆控股（Graham Holdings，WPC 更名後的主體）達成資產置換，交出約160萬股股票（當時價值約11億美元左右），換回邁阿密電視台WPLG-TV等資產與現金，從而基本退出了這段長達四十餘年的股權關係。

02

1985年首都廣播，巴菲特媒體史的高光時刻

很多人以為巴菲特的媒體史就是報紙史，其實他最輝煌的一筆，反而是廣播電視。

在1985年致股東信裏，巴菲特不僅寫到了華盛頓郵報，也寫到了首都城市（Capital Cities），而且因為後者他不得不退出了華盛頓郵報董事會。

他在當年年末後買入首都城市（Capital Cities）300萬股，每股172.50美元，總計5.175億美元。

首都城市當時正需要35億美元的資金來吞下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性電視網絡疊加強勢台站，是那個年代最稀缺的分發權資產。巴菲特買的不是某個節目，而是牌照與頻道位置，是廣告與覆蓋率背後的結構性定價權。

更關鍵的是，他承認自己在價格上做了妥協，而讓他願意妥協的原因，正是那句後來被他說了很多遍的話：騎師比馬重要。

那位騎師，就是湯姆·墨菲（Tom Murphy）。

巴菲特曾直言：「湯姆·墨菲在經營企業方面教給我的東西，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某種意義上，墨菲就是這筆交易的安全邊際。

10年後，迪士尼以190億美元收購首都城市/ABC，這筆分發權資產的價值在併購中被兌現；伯克希爾以股票為主的對價選擇，也讓它順勢把一次成功的媒體投資，轉化為更大平台的長期複利機會。

順便提一嘴，1985年股東信還提到了另一筆3.2億美元的併購——Scott Fetze旗下有很多知名品牌，其中就有巴菲特和芒格都超級喜歡的「世界圖書百科全書」，當時百科全書業務佔了Scott Fetze 4成的銷售額。

很感慨，那真是一個傳統媒體如日中天的年代啊。

03

1977年《布法羅新聞報》，巴菲特的一次硬仗

如果說《華盛頓郵報》讓巴菲特第一次把「媒體的護城河」講清楚，那麼《布法羅新聞報》更像是一堂反面教學：護城河還沒來得及顯形，先迎面撞上一場近身肉搏的行業戰爭。

而巴菲特赤膊上陣，親自把這門生意從泥裏拽了出來。

這筆交易發生在1977年。巴菲特和芒格通過藍籌郵票公司在1977年4月15日買下當時的《布法羅晚報》，作價3550.9萬美元。 

這是伯克希爾早期最重要的報業自營資產，後來也成了它幾十年裏完全控股且長期單獨經營的一份大報。

當時《布法羅新聞報》已經缺失周日出版物超過60年，而同城競爭對手《布法羅快報》是「一周七天的晨報體系」。於是巴菲特不僅支持推出周日版，還親自參與了廣告與發行定價策略的設計。

但戰火也就此點燃，並演變成持續多年的競爭消耗戰。

1980年報社還遇到罷工。現金流承壓、成本上行、競爭白熱化……巴菲特和芒格在最艱難的幾年裏甚至不得不面對最壞的結局預案。

直到1982年秋天，競爭對手終於停刊。之後，《布法羅新聞報》進入了長周期的穩定盈利階段，成了伯克希爾資產表裏一個低調但紮實的現金機器。

這是除了伯克希爾本身之外，同樣體現巴菲特「把壞生意變好」的超級能力。

這段親自下場的報業史，最終在2020年畫上句號。伯克希爾把包括《布法羅新聞報》在內的報紙資產打包出售給李氏企業，交易現金對價1.4億美元。

與此同時，伯克希爾又以年利率9%向李氏公司（Lee Enterprises）提供約5.76億美元長期孖展，把自己從「股權經營者」切換成「高息債權人」。 

看起來是退出，但關鍵點是交易結構。所謂「清倉媒體」，似乎只是「換一種拿錢的方式」。在行業進入下行期，巴菲特把自己挪到更安全的收益形式。

04

為什麼是《紐約時報》？「數字化倖存者」

回到《紐約時報》。它和地方報紙最大的不同，並不是更高端，而是商業模式已經換擋。

巴菲特曾把《紐約時報》稱為「數字化倖存者」之一。「倖存者」意味着在數字化摧毀舊廣告模式之後，仍然有少數媒體找到了新的收費方式，而最可驗證的一條路就是訂閱。

從這個角度看，買《紐約時報》更像買一種資產類型：可信內容帶來的長期訂閱現金流。

在《紐約時報》過去幾年的投資者日和財報電話會議中，首席執行官梅雷迪思·科皮特·萊維恩（Meredith Kopit Levien）反覆強調的是"核心訂閱"。

管理層確實已經極少將「印刷成本」作為戰略挑戰來討論，取而代之的是LTV/CAC（用戶終身價值與獲客成本的比率）。

《紐約時報》近兩年投入重金開發了名為 "Navigator" 的內部算法系統，用於精準預測用戶流失並進行個性化內容推送。

管理層在2025年的溝通中多次提到，通過這種「基於內容的算法推薦」，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將免費讀者轉化為付費訂閱者，這在本質上就是通過技術槓桿降低了邊際獲客成本。

傳統報業因為受限於紙張、印刷和物理配送，具有典型的製造業特徵（邊際成本高）。而現在的《紐約時報》，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

正如市場觀察家所言，在2026年的財報語境裏，《紐約時報》討論的重點早已從紙張成本轉向了算法驅動的獲客效率。這標誌着它已徹底擺脫傳統製造業的引力，進化為一家高槓杆的數字內容服務商。

而一家擁有強訂閱現金流且幾乎沒有長期債務的公司，也符合巴菲特眼中「收費橋樑」的標準。

And 在AI時代虛假內容氾濫，伯克希爾兩度聲明澄清網絡上衆多言論並非巴菲特所發，本身也說明了真實內容生產的稀缺和重要性。這一點上，《紐約時報》應該獲得了巴菲特本尊的信任票。

05

簡單透視伯克希爾的媒體版圖

用全媒體的眼光來看伯克希爾在相關領域的投入，面積不小。包括前前後進出的，我們分三類來看。

1. 核心自營：壟斷節點與基礎設施

美國商業資訊：定義為「信息的自來水廠」。它是媒體生態最上游的源頭，分發企業信息與監管披露，具備跨越牛熊的剛需屬性，比絕大多數報紙更像一門「巴菲特式生意」。

WPLG-TV：本地分發節點。2025年轉為獨立台，這代表伯克希爾不再依賴特定網絡（如ABC），而是選擇直接掌控本地觀衆的注意力。

世界圖書百科全書：存量內容的數字化樣本。雖然業務規模在縮減，但它代表了巴菲特對「結構化知識內容」價值的長線觀察。

2. 戰略持倉：注意力租金與訂閱現金流

紐約時報：數字時代的「心理收費站」。在AI生成內容氾濫的2026年，《紐約時報》的品牌背書使其成為稀缺的、可提價的訂閱資產。

自由媒體系（SIRI / FWONK / LLYVA）：垂直領域的硬件/版權捆綁。SiriusXM（SIRI）是車載場景的訂閱廣播，現金流像水電一樣可預測；Liberty Formula One（FWONK）本質是全球頂級體育IP的媒體版權與賽事商業化；Liberty Live（LLYVA/K）則圍繞Live Nation，把演出與票務這門現場分發生意做成規模化平台。三者共同點都是強品牌、強渠道、可持續收費。

Charter（CHTR）：寬帶作為媒體的底層載體。當電視信號衰退，寬帶成了最後的物理防線。

3. 歷史/退出：舊模型的解構與資本重組

華盛頓郵報（1973–2014）：信任的複利起點。

首都城市/ABC（1985–1996）：資本套利的高峯。這是媒體作為資產包被大規模整合的最佳案例。

BH媒體集團（2011–2020）：從「經營者」向「債權人」的華麗轉身。通過對李氏公司9%的債權，巴菲特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優雅地撤退」。

派拉蒙（2022–2024）：流媒體陣痛的代價。這筆清倉是伯克希爾在媒體領域少有的認錯。

06

寫在最後

入手《紐約時報》到底是巴菲特還是韋施勒的手筆，其實並不重要，或者就是兩人的高度共識。

《紐約時報》的千萬訂閱與SiriusXM的車載壟斷，在本質上是同一種資產，它們都是數字時代的「心理收費橋樑」。

在AI抹平了內容生產成本的 2026 年，單純的信息已不再值錢，唯有那種能夠讓用戶產生慣性、並願意為此持續付費的品牌信用，才具備真正的資本防禦性。

從《華盛頓郵報》的政治聲望，到李氏企業9%的債權利息，再到《紐約時報》的高槓杆數字模型，伯克希爾半個世紀的媒體版圖變遷，其實只說了一件事：媒介會更迭，但人類對可靠信息的依賴，以及價值投資者對確定性收益的追逐，從未改變。

對於巴菲特和他的接班人來說，無論載體是紙張、衛星電波還是算法推薦，只要能握住那張通往用戶錢包的「特許准入證」，這門生意或許就沒有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