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催育，這些往年春節餐桌上的「保留節目」，今年幾乎一夜之間失聲。取而代之的，是機器人、具身智能和大模型。這樣的轉向放在北上廣深或許順理成章，但發生在我所在的江蘇小縣城，多少讓人感到詫異。

春節期間走親訪友，話題不時繞到我的工作，幾位長輩竟然主動聊起我寫的科技類報道。大舅關心的是「現在買哪隻股票更有機會」，小姨則替堂妹打聽「文科生畢業後能不能進AI大廠」。那一刻，我一邊受寵若驚，一邊也真切感受到某種情緒的湧動。每個人都在想盡辦法加入到這場科技創新的盛宴當中。

這或許是2026年春晚效應的外溢。這一年春晚可能是有史以來春晚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屆。多傢俱身智能公司，在同一時間窗口，面向14億觀衆，集中展示自己的機器人產品。其實不光具身智能，元寶、千問、豆包掀起的「紅包」大戰，也成為了大家新的談資，進一步加速了AI在下沉市場的普及和應用。

撒錢總是最有效的方式。

比如當時元寶發10億紅包，千問幫你買奶茶，我是實實在在薅了幾十塊的羊毛和兩杯奶茶。中國太大了，不要小看這幾十塊錢的威力，它意味着兩杯奶茶，一頓尚可的餐食，或者幾十張福利彩票。騰訊、阿里、豆包的模型能力屬於技術探討的範疇，可它們在微信中傳播開來，手把手花錢教你用AI，這跟10年前平台花錢教你打網約車沒區別。

當科技以這種方式進入公共文化空間，它便不再只是實驗室裏的突破或資本市場的概念，而成為一種可參與、可討論、可想象的現實。於是，我決定以自己所在的江蘇小縣城為起點，延伸到崑山、義烏等周邊更為發達的縣域，通過親友們的工作與生活軌跡，去觀察具身智能與AI等前沿技術，如何脫去實驗室的光環，真正走入尋常百姓家。

「還是用人划算」

我的家鄉在江蘇省南部，距離中國第一縣級市崑山大約167公里，開車三個小時可達。在我成長的記憶裏，除了上海，蘇州幾乎是身邊親友找工作的「第二選項」。

崑山早在2008年便成立機器人產業園，位於崑山國家高新區內；2012年9月獲批國家火炬計劃崑山機器人特色產業基地。過去兩年，從蘇州走出的機器人明星項目不在少數，許多企業在崑山落地建廠、擴產。

產業集聚帶來的，是一整條從零部件到整機裝配的鏈條，也是一批穩定而體面的就業崗位。我有位高中同學，畢業後進入專科院校學習自動化專業，如今便在崑山一家機器人企業做調試工程師，年薪接近20萬元，已經落戶安家。

去年，《蘇州市支持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發布，從企業增資擴產到市場主體培育，從高能級創業平台到創新產品首試首用，層層鋪設制度性支持。具身智能，成為招商新聞中的「高頻詞」。

但在一些企業看來，真正決定一座城市能否承接具身智能產業的，至少有兩塊硬條件：其一是硬件基礎，工業體系完善、上下游配套成熟；其二是算法與研發能力，比如背靠高校與科研機構，保證持續的人才供給。這兩點缺一不可。沒有產業土壤，單靠政策口號，很難真正長出生態。

問題也正出在這裏。並非所有縣級市都具備崑山這樣的工業底盤。一位在老家銀行負責招商貸款的朋友告訴我，當地也嘗試引入科技創新企業，但在缺乏完整產業鏈支撐的情況下，更多隻能打造一種成本相對可控的「景觀文化」。

於是我們看到，政務大廳裏，人形機器人做導航講解；城市公園中，機器狗承擔巡邏與互動。這些畫面，成為城市展示窗口的一部分，象徵意義往往大於實際產出，用來宣告這座縣城正與全球前沿產業保持同步。

如果把視線從城市門面移向居民家庭，節奏就明顯慢了下來。江浙滬縣城並不缺錢，但社會結構極其務實。一個幹活細緻、手腳麻利的家政阿姨，在這裏擁有極強的性價比。年前我在北京請阿姨做深度保潔，按100元/小時計費，回到老家一說，家人反而覺得「比本地還便宜」。

在這樣的成本對比下，機器人顯得有些尷尬。以目前的功能和售價而言，在長輩看來，「還是用人划算」。不要說機器人養老，就連掃地機器人，也常因頭髮纏繞、導航失靈而被頻頻吐槽，難以真正進入家庭決策清單。

縣城的消費邏輯其實有一條隱性的衡量標準，那就是「有面子」。汽車可以開出去，摺疊屏手機可以在飯桌上隨手把玩，都是可展示的社會符號。但是機器人現在還無法帶來立竿見影的效率提升，又難以在熟人社會中轉化為體面的談資，它在下沉市場的熱度自然很難高起來。

在媒體敘事中，我們經常談論「未來已來」，但在實際落地中，當中還是存在相當遠的距離。真正能得到廣泛應用的技術，可能不是最炫目的那一個，而是最能算清賬、講明白收益的那一個。

我沒問出口的是，人永遠比機器人划算嗎？倒不是說這個問題多難回答，只是我自己覺得有點殘酷，探討下去，他們會發現已經有相當多細分行業的機器人比人划算的多，人在所有社會生產和服務環節被逐漸取代，只是時間問題，而這個時間有多長沒人知道，而轉型必然經歷陣痛，如果他們或者說在有生之年只能經歷陣痛，而享受不到紅利，就挺殘酷的。

老師「用AI出題，再用AI解題」

硬件形態的機器人尚未真正進入家庭，但以大模型為核心的軟件AI，已經通過「寄生」在短視頻與社交平台的入口之中，悄然改寫了縣城人的使用習慣。

對AI，家鄉的父老鄉親其實並不陌生。在義烏做生意的朋友告訴我，AI早已成為他們的「隱形員工」。直播帶貨不再需要反覆打磨話術，幾秒鐘就能生成一套結構完整、情緒飽滿的腳本；英語並不流利的老闆娘們，也可以藉助數字人分身，在TikTok上輸出多語種視頻，把生意推向海外。AI在這裏不是概念，而是效率工具，是實打實能轉化為訂單的生產力。

但在更下沉的縣域生活場景中，AI的角色又發生了變化。它未必被當作生產力工具，而更多被異化為「加強版搜索」或「平替版專家」。不少朋友已經習慣「有事就問豆包」，把AI的回答視為一種接近權威的存在。判斷、建議甚至情緒安慰，都開始外包給算法。

不過，大家漸漸發現，意外也是存在的。

還在讀初二的小侄女告訴我，老師現在已經習慣用AI批改作業，同學們遇到不會的題目直接問AI。大家似乎默認，AI給出的答案就是標準答案。有一次，她在家庭作業中遇到一道題，按照AI的解法完成，卻被爸爸指出思路有問題。她最終採納了父親的意見，結果到學校後卻被判錯。她說，班上還有另外五個同學都是如此。

她回家「質問」爸爸，爸爸卻堅持認為AI錯了，還專門與老師溝通。後來才發現，老師是用AI出題，再用AI解題，於是把系統生成的答案視為唯一標準。那一刻，小侄女第一次意識到：原來AI也會犯錯，而且錯誤會在閉環中被放大。

這件事帶來的影響，倒沒有讓她從此排斥AI，而是開始不再盲信某一個產品。她學會了交叉驗證，也學會了保留懷疑。我認為，這是一種樸素卻重要的認知升級。

越是基層，越容易形成崇拜，這是信息不對稱、生存環境以及權力結構共同塑造的結果。當上級開始使用AI作為決策工具時，下級為了合規，不得不去「崇拜」和追隨那個可能出錯的結果。如果這一點得不到及時糾正，很有可能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地盲從，而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信號。

我一位親戚也聊到了AI的幻覺問題，不過他進一步斷言，AI會讓大部分人失去思考能力，我倒沒這麼悲觀，只是在想，如果AI未來逐漸解決幻覺的問題，那更多的「小侄女」們發現AI出錯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過年期間我看過一篇實驗報道，大概是將一羣人分成三撥寫東西，A組純手打，B組可以用google，C組用AI，結果是A組大腦皮層極其活躍，B組稍次之，C組則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進入了「省電模式」，並且記不住自己剛寫了什麼。實驗的結論之一是，長期依賴AI導致的認知依賴，可能是不可逆的。

「現在該買哪支股票？」

我們這行，風口、熱點避不開，約投資人聊天、參加行業會議，聊的雖然是具體問題，但離自己不近，這次回縣城過春節，親戚們參與這場科技盛宴的方式，更直接：

「加倉」！

江浙滬一帶的金融啓蒙普遍較早。民營經濟活躍、民間資本充沛，使得股票、基金幾乎是家庭理財的「標配」。無論男女老少，對金融話題都頗為敏感。

來自杭州的「超級散戶」章建平，便是江浙資金性格的一種象徵。圍繞他的故事在市場中流傳甚廣：早年以數萬元起家，幾經牛熊，滾雪球般放大資產規模。關於其發家路徑的諸多傳言，從未得到本人確認。

有報道提到，他背後或存在家庭持股團隊，家族成員共同參與投資；除股市外，也佈局不動產與商業物業。無論細節如何，這種「重倉出擊、順勢而為」的投資風格，早已成為江浙資金的一種集體想象。

事實上，這類散戶畫像在江浙滬並不罕見。一項多年前的媒體調研數據顯示，從地域分佈看，廣東股民數量佔比居前，而江浙滬地區的居民參與證券投資比例同樣處於全國高位。股票討論，在這裏既是理財行為，也是日常社交的一部分。

春節飯桌上，討論度最高的話題就是看了春晚以後，哪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可以買？哪個上市公司給機器人供貨最多？買了能漲多少？如果說應用層面的AI是對生活的「潛移默化」，那麼在老家的飯局中，AI則更像一場圍繞財富機會的集體投射，它未必被真正理解，卻已被提前定價；未必真的需要改變生活方式，卻可以重塑風險想象。

抽象一點說，除開技術與資本，這個春節的假期體驗讓我看到，科技發展並不是線性推進的進步敘事，而是在不同社會空間中，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從而重新理解人與未來之間的距離。更直白一點，無論身處北上廣深還是江浙滬縣城，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這場盛宴，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裹挾，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