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賽格大道）
賽格特約作者 敘夷
3月1日，德黑蘭北部，隨着美國代號「Operation Epic Fury」（史詩憤怒行動）空襲落下，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
與此同時，在《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這樣描述了美軍藉助了Anthropic這家公司開發的Claude模型，完成了情報評估、目標識別與戰鬥情景模擬，整個過程在機密網絡內閉環完成。
要知道前一天，特朗普剛下令「拉黑」Anthropic，理由是「不聽話」。美國戰爭部同步將Anthropic列為「安全威脅」與「供應鏈風險」，而這一標籤此前僅用於美國的敵對勢力，從未指向本土AI大模型企業。
這樣的描述與敏感的時間節點難以不引人遐想，以至於各種揭祕Claude 如何殺死哈梅內伊——一下子湊齊兩大熱點的「推演」文章、視頻層出不窮，在沒有權威事實的支撐下，大家直接腦補了一場「AI精準擊殺人類」的大戲，逐漸演變成一場技術謠言。
「AI殺死哈梅內伊」的誇張敘事廣泛流傳
硅谷與五角大樓紛爭始末
這不是AI技術第一次出現在美國軍事場景中。
早在2018年，硅谷當時明星公司Google被超過3100名員工聯名寫信抗議，他們抗議的對象是Project Maven——五角大樓2017年啓動的"算法戰爭跨功能小組"，美軍第一個正式的AI項目。
Google最初的任務看上去也很溫和：用機器學習處理無人機拍攝的海量視頻，自動識別目標。但Google的頂尖AI研究員們意識到，這可能是通往自動化殺傷鏈的第一步。
這是硅谷和五角大樓之間的第一次正面衝突，它的結局看起來是好的——Google走了，但合同留了下來。Maven被移交給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至今仍在運行，覆蓋範圍早已超出視頻分析，延伸到軍事目標支持、數據融合與分析師工具。
2022年，五角大樓成立CDAO（首席數字與人工智能辦公室）。2年後，大模型和生成式AI迅速發展，CDAO同時向Anthropic、Google、OpenAI和xAI授予了國防合同，每家合同上限2億美元。
但當時只有Anthropic的核心產品Claude模型獲得了美國聯邦風險和授權管理計劃和美國國防部管理雲服務的評估和授權，能達到在等級4和5環境下保密運行，也是四家供應商裏唯一一個畫了紅線的。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拒絕取消兩條使用限制：不得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不得用於全自主武器。而五角大樓的反應是逐步升級的：先要求取消限制；然後威脅將其定性為"供應鏈風險"。
當時事情正朝不可控制的方向發展，面對將AI用於大規模監控、開發無人干預自動武器的潛在風險，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非常堅決表示——「我們的良知決不允許向這些要求妥協」。於是，Anthropic旗下Claude成為了首個明確拒絕配合向政府的商業大模型公司。
這次Anthropic和白宮的「分道揚鑣」在硅谷贏得了不少支持，往日勁敵OpenAI的奧特曼一面出來「聲援」Anthropic，一面卻和馬斯克的xAI在內的大模型同意五角大樓提出的新的、限制性較小的條款。
這也是五角大樓的「陽謀」，因為五角大樓裏不能沒有機密網絡裏的AI工具，在踢走一個後，要迅速確保替代品。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早就超越Anthropic一家公司的範疇，演變成了整個AI行業的重大議題。
但如果五角大樓開始全面清退Claude的話，也需要三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在機密網絡上恢復同等能力的AI工具。這解釋了為什麼Operation Epic Fury打響時，Claude被媒體報道仍在發揮作用。
AI技術到底改變了戰爭什麼？
在傳統的軍事指揮系統中，情報分析員需要手動對比衛星圖像、通信監聽記錄和開源社交媒體數據。但在這次美國對伊朗的突襲中，除了Anthropic旗下大模型發揮自然語言交互完成情報評估、目標識別與戰鬥情景模擬發揮功能外，被譽為「硅谷教父」的彼得·蒂爾創立Palantir裏技術平台Ontology（本體論）某種程度上纔是扮演的「戰場大腦」角色。
自2020年上市以來，Palantir短短几年，股價暴升逾過1700%，市值一度突破4500億美元，成為S&P 500表現最亮眼的AI成長股之一。Palantir名字取自《指環王》裏「觀星石」，而這家科技公司其核心使命始終是打破情報機構之間的數據孤島。
Palantir核心技術Ontology平台本質上是利用數據庫建模，從語義層、動態層與決策層以每秒一百二十萬條異構數據處理速度運行，號稱是能把雜亂的信息轉化為軍官易於理解的作戰元素，但這模式需要依靠AI、星鏈等技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的確擴大信源的同時提升了效率。
比如在蒐集CIA線人、無人機、衛星、社交媒體等多源情報時，生成特定「人員」「地點」或「發射架」等核心指標，通過傳感器和實時網絡監控在Palantir裏形成共同作戰圖像。
媒體報道，Palantir的AIP曾在帶走委內瑞拉主席尼古拉斯·馬杜羅時發揮了重要的輔助決策作用，系統不再僅僅展示「發生了什麼」，而是開始模擬「可能發生什麼」。比如根據馬杜羅日常行蹤捕捉可能性概率、結合天氣條件適宜且平民傷亡風險最小化的時機等，共同推斷軍方為執行任務最佳時間。
Palantir的AIP整合了低軌衛星影像、通訊截獲，甚至是社交媒體上的細微波動。Palantir正處於從「軟件公司」向「國家安全基礎設施」轉化的巔峯期。
但無論是Anthropic還是Palantir等AI公司技術都還是集中在情報評估環節的預測和提效，真正針對軍事行動的武器精準方面，還是需要一架架祕密盤旋的隱形無人機羣、中情局等祕密行動小組共同蒐集的日常行蹤的情報。
可以作證的是，雖然今年2月美軍在「抓捕」馬杜羅的行動中，Palantir被媒體揭露發揮作用，但要知道的是，早在去年8月，中情局祕密行動小組已悄然潛入委內瑞拉，在馬杜羅身邊的線人是使中情局得以勾勒出他日常行程詳細圖景的重要因素。
把這些內容餵給AI，再在軍事行動準備階段按馬杜羅住所一比一複製的模型內進行演練，這的確可以在低成本下不斷練習以越來越快速度開展抓捕，但做下決策、扣動扳機還是人類。
可以指出的是，現代化軍事依舊必須依賴長期的人力滲透、加密通信破譯以及多重交叉驗證，絕不可能像爽文裏寫的那樣——交給AI，抑或是散佈「AI自主殺人」技術謠言。
要說AI能加快打擊、優化情報，但卻永遠無法決定是否開戰、為誰而戰、何時停戰。因為真正掌握戰爭生死按鈕的，始終是人類自己。不必神話AI，更不必替人類推卸責任——戰爭的始與終，依然還是由人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