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貨幣的國際貿易定價權是一種規則制定權，決定了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的承擔主體。增強國際貿易定價權可以降低本國經濟主體面臨的匯率風險。定價貨幣作為一種規則具有普適性，定價權的影響容易擴散到全球市場，還能提升貨幣作為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國際影響力。在國際貿易定價貨幣選擇的決策中，中間品定價、競爭者定價、交易成本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作為「世界的生產者」，中國產業鏈規模大、鏈條全、韌性強，在中間品要素上具備明顯優勢，但當前中國出口中以人民幣計價的佔比僅約10%，產業鏈優勢未能得到充分體現。
國際貿易雙方面臨三種基本定價選擇：生產者（出口方）貨幣定價（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媒介貨幣定價（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以及當地（進口方）貨幣定價（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 即「你的、我的、他的」貨幣。三個要素決定了三種貨幣定價的選擇，即上游中間品、下游競爭者，以及交易成本。主導貨幣定價（dominant currency pricing, DCP）是VCP的一種主要情況。國際主導貨幣之所以能主導計價，關鍵便在於成為第三方媒介貨幣，比如當前流行的美元定價便大量存在於非美國家之間。我們認為，提升人民幣定價權的路徑是「增加PCP，減少DCP，成為VCP」。
定價貨幣作為一種規則是相對難以改變的，可能需要外部衝擊和內部改革相結合。當前國際宏觀環境的變化為人民幣定價權提升帶來了機遇，若想抓住機會，可能還需要政策的合理應對。第一，充分發揮中國製造優勢來增強PCP，可以通過產業升級增強出口商話語權，採用「直銷」（Direct-to-Consumer，DTC）商業模式繞過進口商談判環節，並推動中國產業領先領域的大宗商品使用人民幣定價。第二，面對美國的「DTC+AI代理支付」發展路徑，中國需要提出自己的發展方案，建立全方位DTC生態，考慮探索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和代幣化存款（tokenized deposit）的應用拓展，縮小PCP與DCP的交易成本差距。第三，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貨幣秩序重構對DCP主導地位產生削弱作用，為提升人民幣VCP佔比提供條件，此時可考慮探索人民幣匯率清潔浮動，提升人民幣和美元在匯率層面的區分度，推動更多的產業鏈夥伴轉向人民幣定價、以人民幣為參考貨幣。
正文
一、國際貿易定價權是一種規則制定權
保羅·克魯格曼總結了貨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六大功能，包括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借貸資金、干預工具、釘住目標、儲備資產（Krugman，1984）。其中，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儲備資產對應着貨幣在經濟體內運行的三大功能，且相對易於量化，是觀測貨幣國際化的主要指標，三者互相影響但特點各異。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是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集中體現，是一種逐步累積的「存量」（stock），國際交易媒介地位（也即結算貨幣地位）是一種「流量」（flow），而國際計價單位則是一種系統化的「規則」，國際貿易中的定價貨幣地位反映了貨幣的「規則制定權」。
所謂「規則」，從定義上講，意味着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和較大的影響範圍。外匯儲備的貨幣選擇是一個國家的選擇，雖然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決策主體只有一個，一個國家的決策並不直接影響另一個國家。相似地，跨境結算貨幣的選擇是交易雙方的共同決策，可能僅適用於特定的交易雙方、甚至只適用於同樣交易雙方之間的一部分交易，需要事先做好相應的約定。而與之相比，國際定價的選擇則是「一對多」，某種產品的定價貨幣通常在其有售的各個經濟體中均相同，多個市場共同影響一次定價決策，定價決策又將反過來輻射多個市場。
而「制定規則的權力」，則意味着利益分配的權力。國際定價貨幣的選擇實際上決定了誰來承擔匯率風險。匯率風險來源於本幣和外幣的相對價值波動：若本幣成為國際定價貨幣，貿易不涉及外幣，企業就幾乎不必考慮匯率風險；而如果本幣與定價貨幣不同，貿易涉及外幣，企業就會面臨更大的匯率風險。因此，一國貨幣獲得定價權意味着有權保護本國主體，而使他國主體來承擔匯率風險。對於生產者或出口方而言，若能在海外使用本幣定價，則可降低收入端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對於消費者或進口方而言，若進口產品使用本國貨幣定價，則可降低支出端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誠然，當匯率長期偏離最初定價時的點位，銷售方可選擇調整定價，但本幣作為國際定價貨幣可以降低波動頻率，且經過協商的價格調整相比匯率的高頻波動更容易事先預期。
規則的普適性決定其影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預測性，體系中的參與者可以在此基礎上儘量控制自己在利益分配中的損益。對私人部門而言，當定價貨幣已經確定，購買方可以選擇匯率對自身更有利的時點集中進行換匯，再根據需要直接使用定價貨幣支付結算，從而引發定價貨幣跨境結算額的提升。對央行而言，當國際定價貨幣相對集中，本國貨幣與定價貨幣的匯率與本國的經濟利益關聯度較高，匯率方面的風險也會集中於本國與定價貨幣之間，因此需要提高定價貨幣的外匯儲備，以備在需要時為市場提供定價貨幣的流動性。由此，貨幣的國際定價地位的提升可以帶動國際交易結算和外匯儲備需求的提升，全方位地提升貨幣的國際地位。
雖然如此，從演進順序上看，定價權的提升可能滯後於結算和儲備地位，這種情況下與其說是定價權提升了結算和儲備地位，不如說是鞏固。在定價、結算與儲備之中，定價權可能是最難實現突破的一環。定價貨幣是一種規則，也就是體系中各個參與者的共識和預期，一旦某種貨幣成為廣泛接受的計價單位，市場主體便會圍繞這一計價規則進行生產計劃、風險管理和金融安排。因此，定價權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和慣性（inertia），牽涉多方利益，若想改變可能困難重重。定價貨幣的更替可能需要外部衝擊或內部改革的協力，而不僅僅由相對經濟實力變化自發完成，也不一定緊隨交易和儲備地位的變化而變化。
例如，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標誌性事件是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但其國際結算、定價、儲備地位並異步確立，美元定價地位的確立相對滯後。早在1872年美國GDP便已超越英國，1913年美國國際外貿規模也實現超越（Mlikota & Van Robays, 2023; Ehrlich, 2007）。據Eichengreen和Flandreau （2009）估算，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在1920年代中期首次超越了英鎊，不過1933年美元因放棄金本位而貶值，英鎊一度重歸外匯儲備之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可以說是國際儲備貨幣從英鎊變為美元的過渡期。二戰後，美元獲得了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但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英鎊仍具備較強的國際貿易定價權，例如國際原油貿易那時仍舊以英鎊計價。這是因為當時主導國際石油生產、運輸與貿易的「石油七姐妹」中有兩家為英國公司（殼牌與BP），英國用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排擠美國石油公司，限制石油貿易中美元計價的比例，直到1970年代逐步出現變化：一邊，在激進的財政支出計劃和1973年石油危機的衝擊下，英鎊大幅貶值，政府債務壓力陡增，以至於向IMF求援；另一邊，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為穩固美元地位，與沙特達成制度性安排，石油以美元計價，賣石油收入的美元再投資回美國金融市場，形成「石油-美元」循環。此消彼長下，石油計價規則才逐步完成從英鎊向美元的轉換。
當前，美元和歐元是全球主要的定價貨幣，共佔約80%，兩者佔比相當，且自2000年以來基本保持穩定（Boz et al., 2025）。不過，歐元的定價佔比與歐元區進口規模佔比差距較小，反映歐元定價主要適用於歐元區內部，而美元定價佔比與美國進口規模差距較大，反映美元常被非美國家之間用作定價貨幣，即媒介貨幣（後文詳敘）。與此同時，當前人民幣的國際計價佔比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Boz et al. (2025) 收集各國數據倒推估算，截至2023年，中國出口中人民幣計價佔比約為10%，雖然近年來有所上行，但增長相對緩慢。相比之下，近年來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使用佔比提升較快，尤其是在中國直接參與的跨境貿易中。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5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5年上半年，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佔30.6%，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分別佔28.1%和32.3%；2021年這三個比值分別為17.8%、14.8%、25.5%，可見近年人民幣跨境結算地位快速提升，而人民幣計價地位則略顯滯後。雖然從定價權的規則地位和美元獲得定價權的歷史看，定價滯後屬於正常，但在近年來地緣局勢變化和科技發展的背景下，計價權的躍升也成為可能。
在討論當前的局勢變化和如何提升人民幣定價權之前，我們須先了解國際貿易定價貨幣的選擇是如何決定的。
二、國際貿易定價貨幣的選擇框架
中間品、競爭者與交易成本
國際貿易中，企業在簽訂合同和設定出口價格時，往往需要在事前選擇一種定價貨幣，而在合同存續期間，價格難以隨匯率變化而即時調整，這種價格黏性使得「用哪種貨幣定價」成為影響企業利潤波動和競爭地位的關鍵決策。企業會傾向於選擇一種貨幣，使得在該貨幣下最優價格儘量穩定。Mukhin（2022）在其一般均衡模型中指出：由於現代生產高度依賴中間品，且市場競爭導致競品之間價格具有顯著聯動性，一個企業的最優價格不僅取決於自身成本，還取決於上游供應商的定價方式以及下游競爭者的價格水平。Rey（2001）在一個三國多幣種模型中表明，外匯交易存在「厚市場外部性」（thickness），交易量越高，市場越「厚」，交易成本越低，從而導致交易者傾向於選擇交易額更大的貨幣，並可能產生路徑依賴。
將以上要素整合，可以得出國際貿易定價貨幣的選擇框架。在這一框架中，貿易雙方面臨三種基本選擇：生產者（出口方）貨幣定價（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媒介貨幣定價（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以及當地（進口方）貨幣定價（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即「你的、我的、他的」貨幣。此外，有三個要素對這三種貨幣之間的選擇產生影響，即上游中間品、下游競爭者，以及交易成本（如圖表1）。
圖表1：國際貿易定價貨幣選擇框架
資料來源：Mukhin, D. (2022).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2), 650-688. Rey, H. (2001).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rrency ex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2), 443-464.，中金公司研究部
其中，VCP指交易雙方並非以任一方本幣，而是以一種第三方貨幣作為計價單位。國際主導貨幣定價（dominant currency pricing，DCP）可以被視為VCP的一種常見情形。由於貨幣的國際定價、結算、儲備地位相互影響、聯動，國際主導貨幣往往在定價中也佔據主導地位，但僅憑其經濟和外貿規模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而是依靠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大量採用主導貨幣定價。全球出口額中，出口到美國的僅約10%，但美元計價的佔比約40%，便是有賴於美元的媒介貨幣地位（Brüggen, et al., 2025）。當然，國際主導貨幣並非一成不變，不同貨幣在VCP中的比重可能隨着時間變化。若某種貨幣越來越多地被作為VCP使用，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也有望逐步提升，若達到一定程度，可能成為新的國際主導貨幣。
► 上游中間品（Intermediates）
中間品要素影響生產者貨幣定價（PCP）和媒介貨幣定價（VCP）之間的選擇。在現代產業鏈高度分工的背景下，企業的成本往往由大量中間品構成。當這些中間品主要以某種貨幣計價時，企業若採用相同貨幣進行定價，便可以有效降低匯率波動對成本的衝擊。如果一個經濟體擁有高度完整、以內循環為主的產業鏈，企業在成本端對本幣的依賴較高，此時更傾向於採用生產者貨幣定價（PCP）,也即本幣定價。反之，若產業鏈高度依賴海外中間品，則企業會傾向於媒介貨幣定價（VCP），在當今背景下即美元定價。例如，許多大宗商品和關鍵工業原材料以美元計價，在其下游產成品的交易中，即便交易雙方均非美國主體，計價也傾向於使用美元。因此，產業鏈全球化程度越高，VCP在國際貿易計價中的地位相應越高。
生產成本中人力成本佔比越低，產業鏈的影響越大。生產者成本中除了實物中間品，還有人力成本。兩者的區別在於，實物中間品可能以非產地貨幣計價，但人力成本多數情況下是以當地貨幣計價的。因此，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更容易受到產業鏈國際化程度、原材料計價貨幣的影響。
► 下游競爭者（Competitors）
競爭者要素影響本地貨幣定價（LCP）和媒介貨幣定價（VCP）之間的選擇。中間品價格影響成本端，而在收入端，企業也關心其價格相對於競爭者的穩定性。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一旦匯率波動導致自身價格相對於競爭者出現偏離，即便成本端未發生變化，也可能迅速喪失市場份額。因此，當某一市場中的主流競爭者普遍採用某種貨幣定價時，單個企業若選擇不同貨幣，其相對價格波動將顯著放大，從而可能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如果進口國本身就是該產品的重要生產國，本土企業在市場中佔據顯著份額，這些競爭對手企業採用本土貨幣計價的概率較高，此時作為海外出口商的企業往往更傾向於採用進口國貨幣定價，即本地貨幣定價（LCP）。若出口商使用外幣定價，其價格相對本地競爭者將直接暴露於匯率波動之下，可能因匯率變化損失市場份額。
另一種情況下，如果進口國本身並非該產品的重要生產國，市場中的主要競爭者來自多個第三方國家時，這些國際競爭對手採用媒介貨幣的概率較高，則其他海外出口商進入這個市場時也更傾向於使用媒介貨幣定價。此時，定價的核心目標並非對沖本幣匯率風險，而是避免在競爭中因匯率波動而產生隨機性的價格劣勢。
市場越接近完全競爭，競爭者要素對於貿易計價貨幣的選擇越重要，計價貨幣選擇越容易受到下游市場、消費市場的影響。當行業競爭接近完全競爭，利潤空間有限時，價格的微小變動都會對銷量產生顯著影響。而當行業處於寡頭競爭中，不同企業的產品的差異性可以一定程度上消化產品之間合理範圍內的價格差距。若某個企業因技術、資源等因素具備壟斷地位，需求端對於價格上漲則更加不敏感。
►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除實體市場所決定的中間品因素和競爭者因素之外，貿易過程中產生的交易成本構成了國際貿易定價貨幣選擇的第三個決定因素。交易成本不僅包括顯性的外匯兌換費用，還包括清算結算效率、對沖工具的可獲得性。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交易成本高度依賴市場規模和使用頻率。Rey（2001）提出「市場厚度」效應，一種貨幣被使用得越廣泛，其交易市場就越深厚，流動性越充足，單位交易成本也就越低。反過來，更低的交易成本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主體使用該貨幣，從而形成典型的網絡效應。因此，交易成本要素的考量更傾向於選擇使用DCP即美元。
美元與人民幣在國際定價中的優劣
在上述框架之下，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美元在國際價格體系中的獨特地位。美元之所以成為主導計價貨幣，不僅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更在於其在成本、競爭與交易網絡三個層面同時佔據優勢。二戰後國際貿易體系在重建過程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與美國跨國企業網絡，大量國際交易在合同簽訂階段便以美元標價，使美元逐步成為跨國價格體系的基石。從中間品要素看，國際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大宗商品及關鍵中間品均以美元計價，包括能源、金屬、農產品等。從競爭者要素看，衆多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美元定價，使企業在競爭中避免相對價格的隨機波動。從交易成本看，美元擁有最深厚的外匯市場、最完善的清算體系以及最豐富的對沖工具，顯著降低了使用成本。此外，大量經濟體的貨幣明確錨定美元或在事實上釘住美元，以美元定價可以直接降低收入和成本兌換為本幣後價值的不確定性。
同時，定價貨幣存在網絡效應。例如，某企業A在經過上述框架決策後選擇了以美元為媒介貨幣的定價方式（DCP），該企業又是企業B的上游、企業C的下游，此時企業A的選擇便擴大了美元在企業B的中間品要素、企業C的競爭者要素中的優勢，推動更多的企業向美元定價集中。當多數企業已經以美元進行定價時，單個企業若偏離這一做法，其相對價格將更易受到匯率波動影響，從而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促使更多企業繼續選擇美元作為計價單位。這種由定價慣例所產生的網絡效應，使得美元在貿易計價領域形成了自我強化的均衡（Gopinath et al., 2010；Gopinath et al., 2020）。此外，更多的企業使用美元定價也會提高美元需求，提升美元流動性，推動美元在交易成本上的優勢進一步擴大。三個要素之間互相加強的機制維護了國際貿易定價體系的穩定。
用同一框架審視人民幣國際定價權，既具備潛在優勢，也面臨現實約束。從中間品要素看，中國產業鏈優勢有助於人民幣提高作為生產者貨幣的定價權。中國製造業體系完善，國內供應鏈覆蓋面廣、配套能力強，大額出口的同時諸多行業中上游是本土企業，中間品的定價貨幣主要為人民幣。依據OECD發布的2022年全球投入產出表計算，中國產業使用的中間品僅6.2%來自海外，在表中80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倒數第三，顯著低於整體均值15.8%。同時，中國中間品出口到海外佔全球所有海外引進中間品的13.1%，在表中所列國家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見，中國國內產業鏈上游主要為本土中間品，中國也為全球產業鏈提供了大量中間品。因此，人民幣有望通過中間品要素擴大作為生產者貨幣的定價權。但從競爭者要素看，中國的產業結構中，可替代性較強的產品佔比仍不小，這些產品的競爭力對匯率風險敏感，因此傾向於隨其他競爭者一同使用媒介貨幣定價（VCP），尤其是主導貨幣美元。從交易成本角度看，資本管制之下，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受限，對沖工具也有待完善，與美元差距較大。
三、如何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定價中的佔比
作為具備「世界的生產者」地位的製造業大國和全球貨物貿易第一齣口大國，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通常扮演生產者與出口方的角色，因此增加生產者貨幣定價（PCP）是人民幣定價提升的主要突破口。然而，若僅僅依靠提升PCP，人民幣定價權的理論上限就是中國出口佔全球總出口的比重，據IMF數據該比重2024年約15%，該比例與美元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也難以形成網絡效應。若人民幣想在未來達到更高的定價地位，還需要更多地成為其他國家之間交易的媒介貨幣（VCP），同時降低美元（DCP）在VCP之中的比重。「增加PCP，減少DCP，成為VCP」，這是人民幣定價權提升的路徑。
近年來，全球宏觀環境在多個層面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圖表2）。第一，中國產業鏈不斷拓展，從上游中間品要素看，有助於人民幣作為生產者貨幣影響力的提升。第二，數字貨幣提高了跨境支付效率，從交易成本要素看，縮小了非主導貨幣和主導貨幣之間交易成本的差距。第三，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重構，全球產業鏈趨向陣營化、區域化導致美元定價網絡效應減弱，美元信用降低導致非美元貨幣需求增加，美元的主導地位出現裂紋。這些變化削弱了美元主導貨幣定價優勢，為人民幣定價權提升帶來新的機遇。及時捕捉並充分利用這些機遇需要適當的政策應對，下文將詳細闡述。
圖表2：提升人民幣國際定價權的路徑
資料來源：Mukhin, D. (2022).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2), 650-688. Rey, H. (2001).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rrency ex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2), 443-464.，中金公司研究部
1、增強人民幣PCP：發揮中國製造優勢
國際貿易中，企業在簽訂合同和設定出口價格時，往往需要在事前選擇一種定價貨幣，而在合同存續期間，價格難以隨匯率變化而即時調整，這種價格黏性使得「用哪種貨幣定價」成為影響企業利潤波動和競爭地位的關鍵決策。企業會傾向於選擇一種貨幣，使得在該貨幣下最優價格儘量穩定。Mukhin（2022）在其一般均衡模型中指出：由於現代生產高度依賴中間品，且市場競爭導致競品之間價格具有顯著聯動性，一個企業的最優價格不僅取決於自身成本，還取決於上游供應商的定價方式以及下游競爭者的價格水平。Rey（2001）在一個三國多幣種模型中表明，外匯交易存在「厚市場外部性」（thickness），交易量越高，市場越「厚」，交易成本越低，從而導致交易者傾向於選擇交易額更大的貨幣，並可能產生路徑依賴。
從中間品角度看，若上游中間品成本更多使用本土貨幣計價，則定價貨幣的選擇上更傾向於PCP，因此本國產業鏈相對更完整的經濟體的貨幣定價權可能更高。隨着中國產業鏈不斷拓展完善，中國本土產業鏈的規模、結構和韌性逐步提升，人民幣在中間品要素上的優勢理論上已經較大。
第一，規模方面，IMF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出口總額佔全球的14.9%，工業增加值佔全球的33.3%，在全球具備領先地位，且具有較強的規模效應優勢。第二，結構方面，中國製造業從產品和技術類型上也日益完整，覆蓋的產業鏈齊全。哈佛大學Growth Lab發布的經濟複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ECI）衡量一個國家出口產品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從1995年到2023年，中國的ECI世界排名從第37名上升至第16名，僅低於美國一名。當前，我國已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第三，韌性方面，在全球地緣局勢變化的背景下，我國企業產業鏈出海增強了風險抗壓能力。受地緣局勢變化、中國勞動力成本提升等因素影響，部分海外企業主張採取「中國+1」（China-Plus-One）策略，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投資設廠，通常在東南亞等地區（Enderwick, 2011），造成了局部產業鏈外遷擔憂。但是，不少中國企業也積極採取「中國+N」策略，強調以中國為核心、輻射全球，保持中國產業鏈的自主權，同時也滿足風險分散、成本控制等需求。隨着中國產業鏈出海，我國產業面對風險的韌性有所增強。
從歷史來看，製造業的領先地位、產業鏈的發達一定程度上可以傳導到貨幣的國際定價權上，德國便是一成功案例。1948至1960年代被稱為德國的「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二戰結束時，德國經濟遭受重創，工業設施毀壞，通脹高企，貨幣體系崩潰。1947年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為歐洲復興提供資金支持。1948年，西德採用新貨幣德意志馬克取代已經崩潰的舊馬克，並開始逐步取消配給制和價格限制，推行自由化市場化競爭。在內部改革和外部援助的合力下，20世紀50年代德國經濟快速崛起，10年間GDP年均增長約8%，出口總額佔全球比重從1948年的1.4%提升至1960年的10.7%。製造業是德國這一時期經濟騰飛的核心驅動力，包括鋼鐵、化工、機械、汽車等領域。隨之而來的，德國馬克的國際地位也大幅提升：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建立，德國馬克成為事實上的「錨貨幣」（anchor currency），以規則化體系化的形式確立了德國馬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到1980年，德國出口總額中約82.3%以德國馬克計價（Tavlas, 1997）。
圖表3：德國馬克受益於德國產業發達
資料來源：IMF，Tavlas, G. S. (1997).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he US dollar: 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perspective. World Economy, 20(6).，中金公司研究部
與當時的德國相比，現在的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位置更加重要，2024年中國出口額佔全球比重已達到14.9%，超過德國的歷史最高點13.0%。但人民幣計價佔中國出口的比重僅約10%。中國產業鏈如此顯著的優勢為何未能充分體現在人民幣的國際定價權中？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在價值鏈中的位置相對偏低，出口商在與進口商的價格談判中話語權（bargaining power）較弱，導致定價貨幣的選擇權掌握在下游消費者而非上游生產者手中。
隨着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這一問題正在逐步改善。我們基於UN Comtrade數據計算了我國不同類型出口品的貿易專業化係數（淨出口額與進出口總額比值），來衡量比較優勢，2010年左右我國在高附加值製造業領域開始具備國際貿易比較優勢，且後續繼續保持上行趨勢，高附加值產品貿易專業化係數從1995年的-0.25提升到2024年的0.31。與此同時，低附加值製造業的領先地位也未改變。不過，我國產業升級仍有提升空間，且定價作為一種具有黏性的「規則」，其改變可能相對滯後。
在此背景下，近年來興起的「直銷」（Direct-to-Consumer，DTC）商業模式為「把中國製造力轉化為人民幣定價權」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捷徑。DTC指的是商家品牌直面消費者的經營模式，品牌通常通過社交媒體與消費者互動，消費者則直接在其官網購買，而不經過零售商。部分可以開小店的平台如抖音、小紅書、微店等也被視為DTC，雖然有平台抽佣但仍符合商家自己營銷、直達消費者的定義。傳統進出口商業模式中，存在進口商這一中間環節，出口商需要與進口商談判、通過進口商將商品銷售到出口地。這一模式下，中國出口商或仍存在話語權不足的問題，在與進口商的談判中處於劣勢。然而，DTC模式跳過了進口中間商，出口商家直接面向消費者進行營銷和銷售，本質上是將大額進口商的較大話語權拆成了小額、分散的消費者的較小話語權。在這一模式下，出口商的話語權大於單個消費者，從而更方便使用自己本土的貨幣進行定價。
這個流程與「去中心化談判」（decentralized bargaining or negotiation）有些相似。去中心化談判的常見情形之一是跳過工會直接與員工談薪資，兩者都跳過了中介環節，將集中談判轉化為了點對點交涉。不過，DTC相比去中心化談判更加強調企業的主動權，企業根據市場情況給出價格，消費者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但沒有具體的談判過程，而去中心化談判往往更強調讓企業去關注個體差異。在當代科技的發展下，去中心化交涉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成為挑戰舊機制、建立新秩序的方法之一，下文講到的數字貨幣支付也具有去中心化特徵。
從定價貨幣選擇模型的中間品要素看，除了上游製造者影響貨幣選擇，原料、大宗商品也是出口商成本的一部分，同樣影響貿易定價貨幣選擇。美元在國際貿易中計價佔比約40%，其中約18個百分點直接來自大宗商品計價（Brüggen, et al., 2025），同時大宗商品作為產業鏈最上游也可以輻射下游，影響下游中間品和產成品的定價貨幣選擇，大宗商品為美元帶來的定價優勢比表面上更多。
中國也可以通過探索部分大宗商品的人民幣定價機制來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計價地位。如上文所述，缺乏區分度、容易被替代的商品市場更接近自由競爭，匯率波動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較大，因此計價貨幣決策時更多考慮下游而非上游，選擇的計價貨幣更可能是LCP、DCP，而非PCP。因此，若要從上游大宗商品角度提升人民幣計價、提升PCP，應優先從中國具備獨特優勢的領域入手。當前，中國在多個關鍵礦產領域具備全球主導地位，尤其是精煉能力護城河較強，全球範圍內可替代性較弱，因此理論上生產端相比消費端話語權更強。同時，這些礦產不屬於傳統工業金屬，改變既有規制的阻力或小於石油、鋼鐵等主流商品。人民幣計價大宗商品可以嘗試從這些中國具備主導實力的非主流市場入手。
2、縮小人民幣PCP與DCP的差距：數字貨幣與AI代理支付
從交易成本角度看，隨着數字貨幣與電子支付快速發展，其他貨幣與DCP美元在交易成本上的差距有望降低。基於區塊鏈的數字貨幣支付大幅降低了國際貿易中跨境支付的成本。區塊鏈具備「點對點」的特性，其加密認證模式可以使「信息流和資金流合一」，因此支付環節相比於SWIFT等傳統渠道大幅縮減，加快了跨境支付速度，降低了因多層環節而產生的手續費等成本。這種新的模式降低了對既有以美國為主導的傳統金融基礎設施的依賴，其他國家可以通過構建基於區塊鏈的替代性支付網絡，在SWIFT系統之外建立新的貨幣流通渠道。在此背景之下，美元的交易成本優勢可能會有所降低。
這一新趨勢對於DTC尤為重要，因此或也有助於促進中國產業鏈優勢的發揮。DTC需要進行大量小額跨境支付，在傳統跨境支付渠道中的總交易成本會大於少量大額轉賬。而基於區塊鏈的數字貨幣支付可以大幅壓縮單筆轉賬成本，有助於促進企業DTC業務的開展。
與此同時，當前支付領域的另一個發展方向是AI代理支付。AI可以根據用戶提出的需求，處理海量商品信息和買家反饋給出商品推薦，OpenAI、Google等公司正在探索讓整個購買流程都在AI中完成，無需跳轉其他網站。這種支付方式的特點在於可編程性（programmable），除了立即購買，用戶還可以提出「降價到某價格再購買」「開售後立即購買」「每周都自動購買」等要求，同為可編程的數字貨幣也常常被認為是AI支付最適配的貨幣類型。
DTC和AI代理支付的結合發展是當前的重要趨勢。當下線上購物高度發達，商品信息衆多，而DTC的商品信息整合度、標準化程度相比於平台購物又更弱，消費者自身難以處理如此龐雜的信息。如果藉助AI來進行信息整合和對比，消費者可以更快找到心儀的商品。與此同時，面對不同品牌頁面設計不同、跨境場景語言不通等障礙，直接由AI進行操作也降低了消費者面對不同界面和語言的學習成本。
理論上而言，AI代理支付的發展有望促進DTC的繁榮，也有利於中國通過產業鏈優勢提高人民幣定價權。但是，目前這條道路同樣由美國和美元主導。當前活躍的AI代理支付協議均為美國公司開發，如OpenAI和Stripe提出的Agentic Commerce Protocol (ACP)，谷歌牽頭開發的Agent Payments Protocol (AP2)，Coinbase開發的x402協議等。可編程的數字貨幣能通過智能合約支持AI支付的自動進行，常被視為AI代理支付最適配的貨幣類型。在美國語境下，穩定幣尤受關注，且美元穩定幣規模佔穩定幣總量的絕對多數。中國需要在DTC業務模式和數字支付工具上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中國需要在DTC業務模式和數字支付工具上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業務模式上，以抖音為代表的全生態模式可能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抖音等平台集內容社區、內置AI、購物功能於一身，形成了一個完整的DTC生態。用戶向AI提出理想的商品需求，AI整合社區內容進行推薦，為用戶列出推薦鏈接，用戶點擊鏈接直接進入品牌的購物模塊進行購買，購買後部分用戶也會發布「紅黑榜」或體驗感受等視頻，為AI提供新的可用信息，形成閉環。當前美國的DTC+AI發展模式中，開發公司普遍偏AI，其AI產品並不同時具備社媒和購物功能，同公司旗下也暫不同時具備較大規模的社媒和購物平台，因此中國在DTC生態建設上或具備一定優勢。
支付工具上，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CBDC）和代幣化存款（tokenized deposits，TD）是數字貨幣賽道上的另外兩個發展方向。兩者均以數字形式存在，同樣可以承擔數字金融和傳統金融之間橋樑的作用。不過，穩定幣以與法幣等值為目標，實際價值會有波動，而CBDC由央行發行，等同於法定貨幣，TD則是商業銀行存款的數字映射，是存款所有權的可轉讓憑證，因此後兩者價值更加穩定。CBDC和TD均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同時由傳統金融機構發行，合規安全性也更優。因此，CBDC和TD能更好地兼顧效率與安全。
中國在CBDC的探索上走在世界前列。中國的CBDC，即數字人民幣（e-CNY），於2014年啓動研發，2018年逐步開啓試點。2026年1月1日起，《關於進一步加強數字人民幣管理服務體系和相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行動方案》正式實施，數字人民幣進入2.0時代，開始付息並優化央行和商行的「雙層架構」。從功能和效率上看，數字人民幣同樣可以藉由智能合約支持自動支付，在跨境場景下可通過區塊鏈上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提高支付效率，縮小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交易成本差距。從安全性上看，數字人民幣的「雙層架構」能有效規避其他數字貨幣面臨的一些風險，包括私人公司發行代幣的信用風險，以及繞過傳統金融體系的合規風險。在數字人民幣「雙層架構」的央行層，央行發行數字人民幣並制定其規則標準，數字人民幣信用直接來源於國家主權，因此信用安全性相比依賴私人公司信用的其他數字貨幣更強。在「雙層架構」的商行層，數字人民幣2.0納入存款保險範疇，由商業銀行進行合規保障工作，限制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行為，合規水平更高。在此框架下，數字人民幣在支付效率提高的同時增強了風險可控性。
代幣化存款（TD）在我國香港和部分海外地區也已經有探索和應用。數字人民幣2.0時代，數字人民幣主要是商業銀行負債，使其與TD更加相似，且相比不同銀行各自發行TD，數字人民幣更具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即更標準化、更利於信息交換和系統對接。不過，兩者的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數字人民幣是「增量」，需要額外推廣，而TD則是基於商業銀行內已有的「存量」存款。當前商業銀行既有體系已經相當成熟，未來數字人民幣若要依靠商業銀行推廣，如何激勵他們在傳統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中選擇增加數字人民幣的推廣，或是一大挑戰。當前數字貨幣仍在探索階段，未來進一步開發和應用都值得持續深入研究。
3、減少DCP、成為VCP：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重構
國際貿易體系重構，主導貨幣網絡效應減弱
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的主導地位有賴於其作為媒介貨幣（VCP）的比重較大，在全球供應鏈中形成了網絡效應。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在產業鏈內計價均使用美元的情況下，自己同樣使用美元是納什均衡式的選擇。如果全球產業鏈出現一定程度分離和切割導致不同市場之間的關聯度減弱，這種網絡效應就會受損。
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敘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成為廣泛討論的話題，在近年地緣局勢變化下關注度持續提升。不過，2008年至2024年全球出口額佔全球GDP比重基本保持在26%-31%區間，雖然相比此前20年這一比重不再快速提升，但也未見明顯下降。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變化趨勢與其說是「逆全球化」不如說是「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不是規模性的收縮，而是結構性的重構。各國產業鏈仍互相融合，全球跨境貿易金額仍保持高位，但產業鏈和貿易流的組織形式發生了改變。這個過程中包含舊結構的削弱和新結構的建立，因而是一種「再全球化」。全球產業鏈建設不再將成本和效率作為唯一考量，而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和韌性，尋找更可靠的「貿易走廊」（trade corridors），即產業鏈和貿易流的鋪設路徑（Hanley, 2026; Estevadeordal et al., 2025）。例如，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中美之間貿易額縮減，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作為「連接國」（connector countries）成為新的產業鏈節點和貿易路徑（Schulze & Xin, 2024）。
貿易路徑的「可靠」很大程度上由地緣關係決定，因此再全球化的方向也與地緣關係息息相關，全球貿易體系正變得更加陣營化、區域化。全球產業鏈開始走向一種「雙軌」模式：一邊將對安全性需求較高的關鍵產業鏈本地化或近岸、友岸化，如半導體、國防科技等，一邊建立更多的區域性產業鏈樞紐分散風險（Hanley, 2026）。
貿易的陣營化對於俄羅斯尤為明顯。俄烏衝突以來，俄羅斯與美國、歐洲之間的貿易聯繫大幅縮減：2022年第一季度至2025年第三季度期間，歐盟對俄羅斯出口下降61%、自俄羅斯進口下降89%；美國自俄羅斯的貨物進口額從2021年的約297億美元急劇下降至2024年的約35億美元，降幅約90%。隨着國際貿易體系重構，部分國家集團之間的貿易聯繫減弱，美國在這些貿易網絡上的影響力有所降低。若多個貿易伙伴之間達成脫離美元的共識，就可能打破原本網絡效應形成的納什均衡，從而降低美元作為媒介貨幣的定價權。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可能迎來提升媒介貨幣地位的新機遇。
目前，美元DCP和人民幣VCP之間此消彼長已有初步跡象。Boz et al. (2025) 採用聯合國大會票型衡量國家之間的地緣關係距離，發現自2010年代以來，與美國地緣關係較遠的地區的美元計價比重有所降低，人民幣計價比重則有所提升，且這一趨勢在2022年後有所加速。俄烏衝突以來，由於使用美元和歐元結算渠道受限，俄羅斯需要尋找新的VCP，用其他貨幣來完成跨境交易。俄羅斯央行發布的數據顯示，從2022年1月到2025年11月，俄羅斯貨物和服務出口結算額中，美國、歐盟等對俄「不友好」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佔比從86.9%下降至10.7%，同時其他貨幣的比重則從0.9%增長至35%，尤其是出口到亞洲的部分，其他貨幣佔比從2.1%上升至40.4%。進口額的結算貨幣佔比也有相似的變化。這期間，人民幣作為VCP開始出現在俄羅斯與第三國貿易中，尤其是活躍於支付摩擦尤為顯著、交易規模較大的領域，例如能源貨物貿易以及大型項目等。部分涉及巴基斯坦的俄羅斯原油貿易、孟加拉國盧普爾核電站項目大額付款已出現人民幣結算實例，印度與俄羅斯的部分石油貿易也已提出使用人民幣的要求。
隨着國際貿易體系重構，貨幣選擇行為或也將隨着產業鏈一道變得更陣營化、區域化，即使美元仍保持全球主導地位，區域性的去美元化也可能逐步形成。在此機遇下，可以考慮提升人民幣在中國影響力較大的貿易和地緣區域內的VCP地位，逐步改變全球計價結構。
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美元主導地位下降
削弱美元VCP地位的第二股力量，來自正在發生的全球貨幣秩序重構，即美元計價資產以往所具備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正面臨更大挑戰。這也為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資產重估帶來了機遇。
在既有國際貨幣秩序下，美元價值相對穩定，非美主體相比其他貨幣更願意持有美元，從而也更多地使用美元進行結算和定價，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三個功能互相聯繫、彼此加強。然而，隨着美國資產負債表風險和政策不確定性抬升，美元資產波動率提升，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企業對美元信用的認可出現動搖，持有美元的風險也有所加大，導致全球對非美元貨幣的需求隨之提升，這一趨勢可能從減少美元持有傳導到減少美元結算和定價。美元的主導地位或許仍將持續，但單一主導貨幣所享有的結構性優勢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絕對強勢，這為區域性定價、多幣種計價等制度安排創造了空間。
然而，國際貨幣秩序的重構並不會自動轉化為人民幣VCP份額的提升，還需要適當的政策應對。美元定價佔全球出口額約39%，即便排除歐元區也僅58%左右，而在與中國產業鏈深度綁定的亞洲卻高達86%（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4; Boz et al., 2025）。與之相比，深受美國產業鏈影響的拉美地區美元計價出口額佔94%，顯著高於非歐元區平均水平，緣何中國的產業鏈優勢未能在區域定價中得到體現？究其原因，可能是匯率的浮動程度制約了產業鏈和區位優勢的發揮。在當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相對穩定，導致人民幣兌第三方貨幣的匯率可能隨美元同向波動。人民幣與美元缺乏區分度，中國產業鏈上的海外企業通過美元定價就可以控制對人民幣的匯率波動，從美元計價轉向人民幣計價的動力不足（Rogoff, 2025）。
因此，若要借美元信用下降的機遇提升人民幣VCP地位，還需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實現人民幣匯率清潔浮動。若允許人民幣更自由地兌美元浮動，部分供應鏈夥伴可能更願意與人民幣協同波動，並逐漸將其視為區域生產網絡的參考貨幣（Rogoff, 2025），從而增強其作為計價單位的可行性，使中國的產業鏈優勢充分釋放。歷史經驗表明，匯率制度調整在美元下行期通常更可行，因外部條件約束較小，投機壓力非單向集中，因此當前的美元下行周期內可能是做出調整的合適時機。
總結而言，中國產業鏈擴張與再全球化體現國際貿易體系變遷，數字貨幣和AI代理支付引領國際支付體系迭代，美元信用下降引發國際貨幣體系重構，三大體系均面臨重大變局。在此背景下，美元作為主導貨幣的定價權優勢減弱，為人民幣提升PCP和VCP份額帶來了機遇。然而，目前貨幣體系的變化落後於貿易體系，國際貿易已經呈現分散化趨勢，而貨幣體系仍為美元單一主導。兩者的匹配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完成，但這種錯位會逐漸累積摩擦，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貿易定價規則的重塑。
總結
本文首先點明瞭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國際貿易定價權是一種規則制定權，可以降低本國經濟主體的匯率風險；定價貨幣作為一種規則具有普適性，定價權的影響容易擴散到全球市場，還能提升貨幣作為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國際影響力。當前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定價佔比僅約10%，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但定價貨幣作為一種規則是較難改變的，需要外部衝擊和內部改革相結合。國際宏觀環境的變化為人民幣定價權提升帶來了機遇，若想抓住機會，需要政策的合理應對。
為了探索在國際貿易中提升人民幣定價權的途徑，首先需了解國際貿易定價貨幣的選擇框架。企業面臨生產者貨幣定價（PCP）、媒介貨幣定價（VCP，大部分情況下是主導貨幣定價，即DCP）、當地貨幣定價（LCP）三種選擇。決策過程主要受三大因素驅動：其一是上游中間品的計價貨幣；其二是下游競爭者的計價貨幣；其三是交易成本方面，國際主導貨幣往往更具優勢。美元憑藉在這三個維度上的全面優勢，形成了強大的網絡效應與穩固的支配地位。人民幣的核心優勢在於中國完整、強韌的製造業產業鏈，有利於推動生產者貨幣定價；但劣勢在於部分出口品可替代性較強，下游進口方的定價話語權較大，從而傾向於美元定價，同時人民幣在交易成本方面與美元仍有顯著差距。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提出提升人民幣定價權的關鍵在於「增強PCP，減少DCP，成為VCP」，並沿着三大方向系統闡述了路徑與機遇：
首先，從擴大PCP角度看，應充分發揮中國製造優勢，通過產業升級增強出口商話語權。DTC「直銷」商業模式可以繞過進口商，將大型進口商的較大話語權轉換為分散消費者的較小話語權，從而提高中國出口商的定價能力，更方便使用本國貨幣進行定價。此外，還可以探索中國產業和技術領先的相關領域的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機制，將產業優勢轉化為定價權。
第二，數字貨幣與AI代理支付的興起有助於縮小PCP與DCP的交易成本差距。基於區塊鏈的數字貨幣大幅降低了跨境支付的成本，對於DTC尤為重要。不過，當前美國正在主導DTC+AI代理支付的體系建設，中國需要在DTC業務模式和支付工具上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以抖音為代表的集內容社區、內置AI、購物於一身的完整DTC生態可能在未來發展中具備優勢。數字人民幣和代幣化存款既可以提高支付效率，又可以規避其他數字貨幣面臨的一些主要風險，或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第三，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貨幣秩序重構對美元計價產生削弱作用，適當的政策可以幫助人民幣更好地抓住機遇，推動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媒介貨幣（VCP）。國際貿易體系重構背景下，美元在產業鏈中的網絡效應減弱。貨幣秩序重構則降低了美元的穩定性，為人民幣通過產業鏈優勢提升定價權提供了條件。但是，在當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和美元缺乏區分度，海外企業缺乏足夠動力轉向人民幣計價。如果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清潔浮動，部分供應鏈夥伴可能更願意與人民幣協同波動，並逐漸將其視為區域生產網絡的參考貨幣，從而增強其作為計價單位的可行性。
綜上所述，提升人民幣國際貿易定價權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綜合運用產業、金融科技與宏觀政策工具，在發揮自身製造業根基優勢的同時，抓住全球貿易與貨幣格局變革中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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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來自中金公司2026年3月3日已經發布的《提升人民幣計價貨幣地位：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定價」》，報告分析師：繆延亮、張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