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未看到通脹進一步改善前不會降息，「下一步可能加息」的討論已被提及。他說，伊朗戰爭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尚不能確定，當前通脹回落進展停滯，關稅與油價上漲正形成疊加壓力，並逐步向核心通脹傳導，商品降溫至少需等到年中。他還說，目前宏觀數據未見AI貢獻，短期內反而可能推高中性利率。此外，他確認在調查期間不會離開聯儲局，若繼任者未獲參議院確認，將在任期結束後以臨時主席身份繼續履職。

鮑威爾記者會要點：

1、聯儲局暫不降息，加息可能性重新回到討論範圍：聯儲局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3.5%-3.75%不變。鮑威爾明確表示，在沒有看到通脹進一步改善之前，不會考慮降息；與此同時，委員會內部已經開始討論「下一步是否可能加息」，儘管這仍不是大多數官員假設的基本情景。

2、關稅與能源正在對通脹形成「雙重衝擊」。鮑威爾指出，當前通脹降溫進程已明顯放緩，短期通脹預期近幾周再度上升。關稅帶來的價格壓力仍在向核心通脹傳導，而中東局勢推高的油價也在增加新的上行風險，商品通脹要明顯回落，可能至少要等到今年年中。

3、勞動力市場表面穩定，但下行風險正在累積。鮑威爾承認，就業增長已處於較低水平，在勞動力供給放緩的背景下，就業市場的「平衡」本身就帶有一定脆弱性。與此同時，能源衝擊不僅推高物價，也可能通過壓制消費、擠壓企業成本和擾動運輸鏈條，對就業和整體經濟活動形成負面連鎖反應。

4、能源危機持續升級，國際油價大幅上行。伊朗戰爭導致多處能源設施遇襲，霍爾木茲海峽面臨封鎖威脅，市場對原油供應中斷的擔憂迅速升溫，布油一度漲破107美元。鮑威爾強調，目前仍難判斷這輪衝擊會持續多久、影響有多大，但其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潛在衝擊不容低估。

5、AI尚未在宏觀層面顯著拉動生產率，短期內反而可能推高中性利率。鮑威爾表示，目前看到的生產率改善並不能歸因於生成式AI，因為相關影響還需要多年時間才能被確認。相反，眼下大規模數據中心建設正在推高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既可能增加通脹壓力，也可能抬高中性利率。

6、鮑威爾確認在調查期間不會離開聯儲局，必要時將繼續履職，擔任「臨時主席」。他表示，在調查完成、過程透明且結論明確之前，沒有計劃辭去理事職務；如果主席任期結束時繼任者仍未獲確認，他將依照法律規定以臨時主席身份繼續履職，直到新主席正式到位，以確保聯儲局運作和獨立性不受政治干擾。

3月18日周三，聯儲局公布利率決議，聯儲局如期按兵不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表示，短期通脹預期在最近數周上揚，大多數長期通脹預期與2%這一目標保持一致。

鮑威爾在開場白中表示，目前美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就業市場依然穩健，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但通脹仍然偏高，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立場，有助於推動實現最大就業和2%的通脹目標。他表示，中東局勢的發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仍存在不確定性。

鮑威爾說，

現有指標顯示，經濟活動正以穩健的速度擴張。消費者支出保持韌性，固月供資持續增長。相比之下，住房市場的活動依然疲弱。

在最新的經濟預測摘要（SEP）中，預測中值顯示，今年美國GDP將增長2.4%，明年增長2.3%，略高於去年12月的預測。在勞動力市場方面，2月失業率為4.4%，自去年夏末以來變化不大。

就業方面，鮑威爾表示，美國就業增長有所放緩。過去一年就業增速放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供給增長的下降，這與移民減少和勞動參與率下降有關，同時勞動力需求也有所走弱。其他指標，包括職位空缺、裁員、招聘以及名義工資增長，近幾個月總體變化不大。在SEP中，失業率中值預測為今年年底4.4%，此後將略有下降。

通脹方面，鮑威爾說，美國通脹已從2022年年中的高點回落，但相較於2%的目標仍然偏高。數據顯示，截至2月，整體PCE價格指數按年上漲2.8%，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後，核心PCE上漲3.3%。較高的讀數部分反映了商品領域通脹受到關稅影響而上升。

他表示，近期通脹預期指標在最近幾周有所上升，可能反映了油價擾動的影響，而長期通脹預期仍然與2%的目標大體一致。通脹中值預測為今年2.7%，明年為2.2%，均略高於去年12月的預測。

鮑威爾說，

中東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仍存在不確定性。短期來看，能源價格上漲將推高整體通脹，但其對經濟影響的範圍和持續時間仍有待觀察。

在SEP中，FOMC成員根據各自對經濟前景的判斷，給出了適當的聯邦基金利率路徑預測。中值預測顯示，今年年底利率為3.4%，明年年底為3.1%，與去年12月相比基本未變。

鮑威爾表示，一如既往，這些個別預測存在不確定性，並不代表委員會的既定計劃或決定。貨幣政策沒有預設路徑，聯儲局將在每次會議上根據數據作出決策。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鮑威爾表示，此前的一系列衝擊打斷了聯儲局在打擊通脹方面原本取得的進展。他強調，如果沒有看到通脹改善，那麼就不會出現降息。

他表示，目前利率處於限制性和非限制性的臨界點附近，認為維持輕度的利率限制性具有重要意義。聯儲局處於艱難的形勢中，需要平衡各種風險。他還說，下一次行動為加息的可能性的確已經被提及，不過大多數官員並不認為這會是基本假設。

而對於備受關注的去留問題，鮑威爾確認調查期間不離職。他說，若繼任者尚未獲確認，他在主席任期結束後將以臨時主席身份繼續履職，力保聯儲獨立性不受政壇干擾。

以下是鮑威爾記者會問答環節：

Q1：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聯儲局會對中東衝突導致的油價上漲「視而不見」（look through）。在當前這個時點，這樣的做法是否合適？另外，通脹在大約五年時間裏一直高於目標，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委員會的判斷？

鮑威爾：首先，我想說，我們非常清楚過去幾年通脹的表現。一系列衝擊打斷了我們原本取得的進展。最近一次的衝擊來自關稅，現在未來通脹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今年我們真正關注的一點，是通脹能否取得進展，特別是商品通脹的下降。隨着關稅對價格的一次性影響逐步在系統和經濟中消化，我們希望看到這種進展。這是我們當前最主要關注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看到這種進展，才能確認我們確實在取得改善。因為總體來看，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取得進展。如果你看整體核心通脹，大約在3%左右。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在0.5到0.75個百分點，是由關稅造成的，我們正在關注這一部分是否會回落。

至於是否對能源通脹「視而不見」，這個問題在我們確認上述進展之前，其實還談不上。

當然，從傳統經驗來看，面對能源衝擊，通常是會選擇「忽略」的。但這始終取決於通脹預期是否保持穩定。

而你提到的更廣泛背景——通脹長期高於目標——我們必須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

當真正需要決定是否「忽略」能源通脹時，我們不會輕率做出決定，而是會在你所說的這個背景下謹慎處理。

Q2：關於SEP，能否幫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在覈心通脹上調、而增長和失業率預測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大多數官員仍然傾向於降息？換句話說，降息的邏輯基礎是什麼？為什麼有降息的必要？

鮑威爾：一共有19位委員，就會有19種不同的看法、19份各自獨立的預測。

但如果你注意到，中位數其實沒有變化。不過確實有一些調整，而且是朝着「減少降息次數」的方向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

比如，有四到五位委員從原本預計兩次降息，調整為一次降息。每個人背後都有各自的判斷邏輯和理由。

總體來說，核心判斷是，我們的預測是通脹會繼續改善。雖然改善幅度沒有之前預期那麼大，但仍然會有一定進展。這種進展應該會在今年年中開始顯現，主要體現在關稅帶來的影響逐步傳導完成，關稅導致的通脹開始回落。我們應該能夠看到這一點。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利率路徑的預測是以經濟表現為前提的。如果我們沒有看到這種通脹改善，那麼就不會出現降息。

Q3：2026年通脹預測上調，是否完全是由這次油價衝擊造成的，還是還有其他因素？

鮑威爾：這確實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你知道，這不會是核心通脹的主要來源。油價衝擊當然會體現在數據裏，其中一部分也會進入核心通脹。

但不只是這個原因。還有一個因素是，我們在覈心商品通脹方面，還沒有看到之前預期的那種改善，包括關稅以及其他相關因素。

無論如何，人們上調通脹預測，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與中東局勢以及油價變化有關。

同時，這也反映出我們在關稅相關通脹上看到的進展比較緩慢。我們仍然認為這種進展會出現，只是問題在於，這些影響完全傳導到整個經濟中需要多長時間。這本身就是需要時間的過程。

Q4：SEP沒有發生變化，能否再解釋一下原因？這更多是因為預期油價衝擊的影響會逐步傳導並消退，還是因為擔心股市下跌帶來的財富效應以及油價上漲，會壓制消費和經濟增長，比如消費者把支出從其他領域轉向汽油？那麼，利率預測沒有變化，是因為你們認為油價衝擊是暫時的，還是因為你們認為經濟增長可能會開始放緩？

鮑威爾：我想強調一點，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經濟影響可能很小，也可能非常大，我們確實不知道。

大家只是根據自己認為合理的情況來做預測，但並沒有很強的把握。

就像你說的，如果油價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在很高水平，那確實會壓制消費、可支配收入以及整體支出。但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也有可能油價向通脹的傳導程度低於預期。

在這次SEP中，有不少人甚至提到，如果要跳過一次SEP，這可能就是一次合適的時機。因為我們確實不確定。

我不會說大家有明確判斷認為這種影響會很快消退，或者不會很快消退。你必須寫出一個預測，但這只是基於當下信息做出的填寫。

我們也不會去爭論這些影響到底會持續多久、規模有多大，因為這些問題本身很難判斷。每個人都需要提交自己的預測。

另外，如果你之前已經寫下一個預測，你通常也不會輕易大幅調整它，因為不確定性太大。當前這種衝擊的方向性本身就非常不清晰。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本身的基本面是比較穩健的，經濟增長依然穩固，通脹的超標主要來自商品和關稅因素。

勞動力市場方面，失業率自去年9月以來幾乎沒有變化。在需求和供給增長都比較有限的情況下，就業市場的平衡點看起來仍然處於較低水平。

整體來看，美國經濟運行得還是相當不錯的。只是我們確實不知道這次衝擊最終會帶來什麼影響。事實上，沒有人知道。

Q5：過去聯儲局曾指出，油價上漲會衝擊消費，但這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被國內能源生產增加所抵消。您能否談談這種動態關係？尤其是，目前美國能源生產的情況大致如何？

鮑威爾：首先，傳統的、長期以來的觀點是，對於能源衝擊，通常會選擇「忽略」（look through）。正如我剛纔提到的，這一前提是通脹預期保持穩定等等因素。

是「抵消效應」（offsets）這個說法是對的。美國現在是能源淨出口國。油價上漲對就業和經濟支出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被油企盈利上升以及更多鑽探活動所抵消。

不過，如果你去問石油公司是否會增加鑽探，他們通常希望看到油價相較於戰前水平出現持續上漲，並且他們需要相信這種上漲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他們不會因為油價啱啱突破每桶70美元就立刻開始大規模鑽探。他們會做出一個更理性的判斷，認為油價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在更高水平。而且這種上漲需要是「顯著更高」的水平。

如果沒有達到這種程度，變化不會太大；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隨着時間推移，還是會有一些增加。

總體來看，這種油價衝擊的淨效應，仍然會對消費和就業產生一定的下行壓力，同時當然也會對通脹產生上行壓力。

Q6：如果聯儲局一方面對關稅引發的通脹「視而不見」，而通脹本身又持續高於目標；另一方面又對油價衝擊選擇「忽略」，你有多擔心這會削弱外界對聯儲局堅持2%通脹目標的信心和公信力？

鮑威爾：我們必須認真做好分析，仔細把這些問題想清楚。當然，這一點始終都在每個人的考慮之中。

我們非常清楚歷史經驗。你不能對此反應過度，但也必須根據事實，儘可能做出最好的判斷。我不認為我們會讓這個問題對決策產生超出適當範圍的影響。

更多的考慮在於，這已經是第五年了。我們經歷了關稅衝擊、疫情衝擊，現在又遇到了某種規模、某種持續時間的能源衝擊。至於這次衝擊最終會有多大、持續多久，我們其實還不知道。

問題在於，這是一連串反覆出現的衝擊。你會擔心，這種反覆發生的事情，可能會給通脹預期帶來麻煩。所以我們對此非常關注。

我們堅定致力於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通脹預期穩定錨定在2%。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極其重要。

Q7：如果住房服務通脹持續超標，而不僅僅是商品通脹，同時正如你所說經濟整體表現仍然不錯，那麼是什麼讓你有信心認為通脹能在未來幾年回到目標水平？

鮑威爾：好的。我會這樣說，目前的利率水平，可以被理解為處在「中性利率區間的較高端」，也可以被理解為「略微具有緊縮性」，甚至是「溫和緊縮」。但沒有人能夠非常確定。總體來說，它處在一個臨界位置——介於「具有限制性」和「不具限制性」之間。

要記住，我們所期待的通脹回落，很大一部分來自關稅影響的逐步消退。

關稅實施後，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價格，這些價格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消費者一次性承擔的。我們正在等待這一過程完成。這個過程需要8個月、9個月、10個月，甚至11個月，可能接近一年時間，才能完全在經濟中傳導。

我們正在等待去年年中到年末實施的這些關稅影響逐步傳導完畢。這樣一來，商品通脹就會回到更接近歷史常態的水平。過去很多年，商品通脹其實是負的；在關稅實施前一年，大約是零；而現在大約在2%左右。所以目前商品通脹大約在2%。

這種通脹並不是來自傳統意義上的菲利普斯曲線機制，也不是單純由緊縮政策驅動的結果。它更多是一個一次性衝擊逐步消退的過程。

當然，我們也認為，將政策保持在「略微緊縮」或接近這一水平是很重要的。但也不能過度緊縮，因為勞動力市場存在下行風險。

我們現在是在兩個目標之間做平衡：一方面，勞動力市場面臨下行風險，這通常意味着應該降低利率；另一方面，通脹風險偏向上行，這意味着不應該降息。

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局面。我們認為當前的政策框架要求在兩種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而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大致是在「略偏緊縮」的臨界區間，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位置。

Q8：在住房方面，一些人感覺過去一年通脹並沒有明顯下降。如果工資和勞動力市場已經趨於寬鬆，為什麼住房通脹沒有隨之放緩？

鮑威爾：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確實讓人感到有些沮喪。

非住房服務通脹在過去一年基本是橫盤的，一直維持在差不多的水平。我們原本預期它會下降，但受到一系列個別因素（idiosyncratic factors）的影響。

與此同時，這本來是我們應該看到改善的領域。正如你所說，勞動力市場顯然已經不再是通脹壓力的主要來源。這本應對非住房服務通脹產生影響，但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進展。

對於今年，我們的預期是：住房服務通脹能夠繼續改善；同時，隨着關稅影響逐步消退，商品通脹能夠回落；另外，非住房服務通脹也應當提供一定的下行幫助。這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況。

至於為什麼去年沒有看到太多這樣的進展，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Q9：去年12月我們看到就業數據被下修至減少1.7萬人，之後1月和2月的修正數據也顯示就業出現下降。從目前來看，就業方面是否比通脹更值得擔憂？PCE整體已經有所回落。

鮑威爾：我不會這麼說。我不認為可以明確地說哪一方面的風險更大。

你可以看到失業率是穩定的。在過去一年裏，由於移民政策等因素，勞動力供給和需求都出現了明顯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看新增就業人數，不如看一些比例指標更有意義。比如失業率這個指標，自去年9月以來一直保持穩定。

從通脹角度來看，目前核心通脹大約在3.0%，總體通脹在2.8%左右。這意味着我們已經在一段時間內明顯高於2%的目標，大約高出0.7到1個百分點。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把通脹降到2%以下，並專注於這一目標。儘管我們現在還面臨來自能源的新一輪通脹壓力，但我很難說哪一方面的風險顯然更大。

Q10：請問，如果5月15日之前沒有新的聯儲局主席獲得確認，會發生什麼？您是否會繼續留任？

鮑威爾：如果我的繼任者在我主席任期結束前還沒有獲得確認，我將以「臨時主席」（chair pro tem）的身份繼續履職，直到新主席獲得確認。這是法律的規定。過去在類似情況下（包括我本人）我們也是這麼做的，這次也會按同樣方式處理。

另外，既然提到這個問題，我也回應一下關於調查的事情。關於在調查仍在進行期間我是否會離任，我沒有任何打算在調查完全結束、並且過程透明、結論明確之前離開理事會。關於這一點，我建議你參考聯儲局此前發布的聲明，你們應該都已經看到。我沒有更多補充。

至於我的主席任期結束、調查結束之後，是否會繼續以理事身份留任，我目前還沒有做出決定。我會根據什麼對機構最有利、對我們所服務的公衆最有利來做出這個決定。

我猜你們可能還會繼續追問這個話題，不過我就不再對此多作評論了。

Q11：有一些人把當前情況與歷史進行對比，比如過去也出現過油價衝擊。那麼，聯儲局在應對增長風險方面的反應，是否可以類比歷史經驗？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這種比較？又在哪些方面現在的情況是不同的？

鮑威爾：在看到實際情況之前，很難下結論。

在某些情況下，這種類比可能是合適的。比如說，如果我們確實看到我剛纔提到的那種由關稅因素帶來的通脹回落進展，那麼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但總體來說，很難一概而論。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格所受到影響的規模和持續時間。同時，也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在通脹預期方面看到的變化。

Q12：再追問一個關於剛纔提到的勞工統計局（BLS）報告的問題。從你們今天的預測以及你剛纔關於失業率的評論來看，似乎你對勞動力市場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於供給端的變化，並沒有因為2月份就業數據轉負而發生明顯改變。這樣的理解是否準確？另外，在會議中是否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2月份的就業報告值得擔憂？

鮑威爾：我認為需要把1月和2月的數據放在一起看。從某種意義上說，1月的數據是一個正面的意外，而2月的數據是一個負面的意外。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看，大致是一箇中間水平的結果。

同時你也需要考慮一些因素，比如罷工、天氣等。這些因素大約解釋了2月就業數據中8萬人的負面影響。撇開這些因素，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有不少指標都顯示出勞動力市場具備一定的穩定性。

不過，委員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確實關注一個問題，那就是就業增長水平非常低。

如果你看過去六個月的就業增長趨勢，並根據我們工作人員認為的「統計高估」（overcounting）進行調整，那麼實際上私人部門的淨就業增長几乎為零。

而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恰恰是當前經濟所需要的狀態，因為勞動力供給幾乎沒有增長。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因此，你會看到一種「就業零增長的均衡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平衡。但坦率講，這種平衡帶有一定的下行風險，並不是一種讓人特別安心的狀態。我們確實在關注這一點，也理解這個邏輯。大家都明白這個算術關係。你可以說「盈虧平衡點」（break-even）大約就是零。

但即便如此，這仍然是我們密切關注、也有所擔憂的情況。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為政策選擇的結果，主要是移民政策變化帶來的影響，這是其中最大的因素。不過，不管怎樣，這是我們會持續密切關注的一個問題。

Q13：過去幾年，美國經濟經歷了一系列供給衝擊，包括疫情、關稅，以及兩次油價衝擊。你認為這是「運氣不好」，還是世界發生了某種變化，使得供給衝擊變得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央行是否需要把供給衝擊當作一個更常見的問題來應對？

鮑威爾：我們曾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時期，那時主要面對的都是需求衝擊。而在過去四到五年裏，我們確實積累了很多關於供給衝擊的應對經驗。

供給衝擊要複雜得多。它會立刻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在我們「雙重使命」的兩個目標之間產生張力。至於世界是否已經發生了變化——疫情是一次性的事件，對吧？

這次能源供給衝擊也是一次性的。我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某種更廣泛的趨勢。烏克蘭引發的油價衝擊，本質上也是軍事行動的結果。

我不確定世界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從而導致未來會出現更多供給衝擊。確實有不少人寫過論文、做過演講，試圖證明這種觀點。

但有一點是事實：在過去五年裏，我們經歷的供給衝擊，確實比此前很多年都要多。

Q14：你去年曾表示，聯儲局正在評估溝通策略，包括SEP，作為政策框架評估的一部分。這件事後來進展如何？如果有機會，你會對溝通方式做出哪些改變？

鮑威爾：關於這個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太多進展。我可以解釋一下原因。

我們確實認真評估了SEP以及整體溝通方式的多個方面。但並沒有任何一個方案在委員會內部獲得廣泛支持。

而在溝通策略上，你不應該在沒有委員會廣泛支持的情況下做出改變。因此，我們並沒有在這方面做出實質性調整。

我個人原本希望推進一些改動，但這些想法並沒有獲得足夠廣泛的支持。我們已經完成了對政策框架本身的調整，這纔是最關鍵的事情。

所以最終我們沒有推進溝通方面的改變。坦率說，我是希望當時能夠做一些調整的，但沒有實現。也許下一任主席會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我相信他會的。

Q15：有一些委員希望在政策指引中加入「雙向指引」（two-sided guidance），這在今天的會議上是否有討論？在通脹預期上升的背景下，對這種「雙向政策警示」的支持程度如何？

鮑威爾：這個問題今天確實提到了。關於「下一步政策可能是加息」的可能性，在這次會議上被討論了，在上一次會議上也討論過。不過，絕大多數與會者並不把這作為他們的基準情形（base case）。

我們不會把任何選項排除在外。你剛纔的描述是準確的——正如會議紀要所反映的，有幾位委員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也確實發生過這樣的討論。

Q16：除了油價之外，這場貿易衝擊中還有很多其他商品受到影響，供應鏈也在出現紊亂。你有多擔心這會成為一個超出油價本身的通脹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貨幣政策的侷限性，聯儲局是否有能力或會採取措施應對？

鮑威爾：你確實可以去擔心其他大宗商品，也可以擔心能源在製造業中的各種傳導渠道。

但事實是，這些情況完全不在我們的控制之中。和其他人一樣，我們只能等待事態的發展。關鍵在於當前局勢會持續多久，以及它會對價格產生怎樣的影響，消費者又會如何反應。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觀察的。我不會對此做過多推測。除了觀察和等待之外，我們其實沒有太多可以做的。

Q17：你剛纔提到，長期通脹預期的變化關係到公衆對通脹回到2%目標的信心。一些同事也指出，家庭、服務業以及企業的通脹預期分歧正在擴大，這可能意味着通脹預期不像過去那樣穩定。我想問，這次會議中是否就此進行了討論？委員會如何看待當前通脹預期的階段，以及油價上漲帶來的風險？

鮑威爾：在這次會議上，有不少人提到，工作人員也做了彙報，短期通脹預期已經明顯上升，這背後的原因我們是比較清楚的。

至於長期通脹預期，你總能找到某個指標，或者某個細分部分，看起來有些令人擔憂。

但總體來看，在整個這一階段，我們所觀察的大多數指標——包括市場指標、公衆調查以及專業預測——都顯示，長期通脹預期依然相當穩固，基本保持在與2%目標一致的水平。

目前仍然是這樣的情況。關於這一點，會議中並沒有進行太多討論。

但我認為大家都一致認為，我們會非常密切地關注這些指標，尤其是在衝突導致的價格上漲逐步傳導的過程中。

Q18：在本次會議之前，委員會內部是否討論過「經濟增長放緩但通脹仍然高企」的風險？目前來看，大多數委員似乎並沒有在預測中體現出明顯的增長放緩。那麼，在當前階段，是否有關於「滯脹風險」的討論？

鮑威爾：有些委員把增長預測上調了大約0.1個百分點。這可能反映出大家對生產率的信心有所增強。

對於滯脹風險，目前確實存在兩個目標之間的張力：一方面是通脹存在上行風險，另一方面是就業存在下行風險。這讓我們處在一個比較特殊的環境中。

不過，當我們使用「滯脹」這個詞時，我必須指出，這原本是一個用於描述1970年代的術語。當時的情況是失業率達到兩位數，同時通脹也非常高，「痛苦指數」居高不下。

而現在並不是這種情況。當前的失業率非常接近長期正常水平，而通脹大約高出目標1個百分點。用「滯脹」來形容現在的情況，我認為並不合適。我會把「滯脹」這個詞保留給更加嚴重的情形。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兩個目標之間存在一定張力。我們正在努力在這種環境下進行平衡。這確實是一個困難的局面，但完全無法與1970年代相比。我個人會把「滯脹」這個詞留給那個時期，當然這也只是我的看法。

Q19：特朗普表示，一旦戰爭結束，物價會迅速下降。你同意這個說法嗎？從美國家庭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承受了多年的高物價，現在汽油價格又上漲了接近每加侖1美元。你有多擔心低收入家庭更難承受這些價格上漲？同時，一些人也在為食品價格上漲做準備。

鮑威爾：我對這個說法沒有做出預測。

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影響會有多大。當然，人們已經在感受到汽油價格上漲，接近每加侖上漲1美元。我們希望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長時間。毫無疑問，人們會感受到這種壓力。

但我不想去推測這會帶來什麼具體影響。坦率講，如果我去推測，就好像我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一樣。我們需要觀察事態的發展。我就先說到這裏。

Q20：我想問一下，為下次會議做準備，在這段時間內中東戰爭的發展，將如何影響你們的決策思路？如果在下次會議之前，油價一直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這會改變你們當前的政策立場嗎？什麼情況下你們會採取行動？你們現在是否會無限期按兵不動？

鮑威爾：我們必須等待觀察。

正如我們一貫所說，到下次會議之前我們會獲得更多信息，而且通常確實如此。而這一次，我們將會獲得很多新的信息。距離下次會議還有整整六周時間。

中東局勢的發展，將對經濟表現以及經濟前景的變化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這是一個關鍵因素。到時候我們會更清楚情況。但目前我並不知道它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我確實不知道。

我們在會議中確實討論過一些不同的情景，但我不打算在這裏展開討論。這方面的不確定性非常高。

我想強調，我們現在並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我們不應該假設事情會朝某一個方向發展。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Q21：這是不是意味着，你們既不知道局勢本身會如何發展，還是說即便局勢維持現狀，經濟依然可能保持韌性？

鮑威爾：這一點也確實如此。美國經濟已經……經歷了很多挑戰，但整體表現一直很強。

如果你回看2022年和2023年，當時我們大幅加息。幾乎有接近100%的經濟學家都預測會出現衰退，但結果並沒有發生。2023年實際上是非常強勁的一年。

所以，美國經濟在經歷了這麼多重大變化之後，整體表現一直相當不錯。看到這一點確實令人驚訝。

我不知道在下一次會議之間的這段時間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中東局勢會如何發展。我不想做任何猜測。

Q22：是什麼讓您認為，與關稅相關的價格上漲只是一次性的影響？我想我們自最高法院就關稅作出裁決之後，還沒有見過您。對於關稅被推翻會帶來多大的衝擊，其實沒有人知道。是什麼讓您認為關稅只是一次性的價格影響？

鮑威爾：我不會用「確定」這個詞來描述我的看法。我並不確定，我是存在不確定性的。

如果你從本質上看，關稅就是某種商品價格的一次性上漲，對吧？而通脹指的是價格在今年、明年、後年持續不斷地上漲。這纔是通脹。它不是一次性的價格上漲。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但公衆往往不會關注這一點。這就是關鍵區別。

從理論上講，關稅應該是一次性的影響。除非它讓人們開始預期，明年還會有更多關稅，後年還會有更多關稅，否則它就應該是典型的一次性衝擊。傳統上，人們也會用同樣的邏輯來看待能源價格的上漲。

通常來說，價格會上升，然後再回落。等到貨幣政策開始產生作用時，這一輪衝擊往往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對這一點並沒有很高的把握。我認為理論是成立的。但一如既往，這種影響在整個經濟中傳導需要多長時間，是非常不確定的。我們在疫情之後就看到了這一點。通脹確實回落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當初判斷的那些原因，但它比我們預期的多花了兩年時間。

因此，對於關稅影響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傳導到經濟中，我們必須保持謙遜。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我們的工作人員一直在做相關研究，這其實很有意思。一開始只能基於估算，因為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

隨着對關稅如何傳導到價格中的歷史觀察不斷積累，現在已經形成了一條比較清晰的路徑。對於大多數關稅，我們可以說，我們對「關稅帶來的通脹會逐步回落」這件事的信心略有增強。注意，是通脹回落，而不是價格回落。也就是說，不會繼續上漲。我們預計在今年年中階段會越來越明顯地看到這一點。

你說得對，在最高法院裁決之後，關稅水平確實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但政府已經表示，會逐步把關稅水平提高回原來的水平。因此，我們的假設是，他們會隨着時間把關稅恢復上去。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判斷方式。

Q23：您剛纔提到了SEP的侷限性，我想再補充問一點，尤其是在過渡期之前。對於公衆來說，了解其他聯儲局官員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今年剩餘時間以及未來仍將留任的官員——是否仍然有價值？另外，這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您的繼任者形成約束？比如說，整個委員會都表達了各自的觀點，這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鎖定」他們今年的政策路徑？

鮑威爾：不會，絕對不會。SEP裏每個人都完全可以隨時調整自己的「點陣圖」。這些預測沒有任何約束力。它只是某一個時點的個人判斷，而這個判斷會隨着事件變化，有時甚至會非常快地改變。

它從來不會把人「鎖死」。大家也都很願意被證明是對的或者錯的，無論是哪個方向。

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該繼續發布這些內容。正如我剛纔提到的，現在這個階段確實比較困難。疫情期間，我們好像有一次會議沒有發布SEP。但我們其實並不願意這麼做，因為確實很難，但我們還是應該堅持發布。

不過我也要說，這一次的預測不確定性比平時更高。對於這些預測結果，需要謹慎看待，不要過度解讀。

Q24：您剛纔提到，您非常清楚通脹長期高於目標的歷史。這似乎也反映在普通民衆的感受上。考慮到消費者是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驅動力，這是否正在影響他們的心理？

鮑威爾：我不太確定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不過我可以說說我們從調查中看到的情況。

人們確實經歷了大幅的價格上漲。而且不只是美國，這是全球性的現象。世界各國在疫情之後基本都經歷了類似的通脹上升。

大約在過去三年裏，各地的實際工資其實一直在增長。但人們目前還沒有真正「感覺變好」。我們認為，需要再經歷幾年實際收入持續增長，人們纔會重新感到更有信心。

你說得對，當你和普通人交流時，他們確實會感到壓力很大。現在仍然有一些領域的價格在上漲，比如保險，各類保險費用都在變得越來越貴。這其實是在消化之前通脹帶來的滯後影響，這類價格往往需要一段時間纔會完全體現出來。

我們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一點。我們絕不會忽視這種感受。從人們的實際生活體驗來看，這是非常真實的。

對我們來說，這反而讓我們更加堅定（如果還能更堅定的話），要把通脹持續穩定地降回到2%的目標水平。

Q25：聯儲局的獨立性在「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問題中起到什麼作用？

鮑威爾：獨立性使我們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穩定價格是我們使命的一半，另一半是實現最大就業。擁有這種獨立性至關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採取必要的措施來維護價格穩定。這也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標準做法。

我認為這一點得到了廣泛支持，尤其是在國會——我們的監督機構就在國會。無論是衆議院還是參議院，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對這一點給予支持。

Q26：油價以及更廣泛的通脹需要上升到什麼程度、並持續多久，纔會讓委員會考慮加息？另外，柴油價格上漲的速度快於汽油價格。您有多擔心這會進一步推高通脹？您有多擔心這會推高食品以及其他依賴運輸的商品成本？

鮑威爾：對於第一個問題，我不會給出具體的情景或標準。我們已經準備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但我不想去假設具體會在什麼情況下觸發。

至於柴油價格的問題，柴油價格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運輸，包括石油以及其他各種商品的運輸。而且它還會通過衍生品影響到很多領域。

它對總體通脹（headline inflation）會產生較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也可能逐步傳導到核心通脹中。這些影響是實質性的。我們正在密切關注。

目前我們還處在這個過程的初期階段。你現在還無法判斷它的影響會有多大、持續多久。它也可能不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我們需要繼續觀察。

Q27：如果稍微往未來看一下，我注意到SEP中的長期預測發生了變化。增長預期從1.8%上調到2%，長期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也有所上升。這是因為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鮑威爾：這主要是生產率的因素。大約在四五年前，我們開始看到生產率出現明顯提升。

但這並不是因為生成式AI。我們還需要很多年時間，才能真正知道這一變化的原因。它可能與疫情期間企業和個人為了節約成本、提高效率所做的調整有關，也可能與當時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有關，從而迫使企業提升生產率。

我認為，經濟預測通常對「高生產率時期」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這種情況非常少見，而且往往後來會被修正掉。對很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從未想過會看到這麼多年持續的高生產率，並且還被認為會延續下去。

而且我們其實還沒有真正看到生成式AI的影響。這一因素未來當然有可能帶來進一步的生產率提升。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相當不尋常的。而生產率的提高，是長期推動收入增長的關鍵因素。因此，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Q28：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如果生產率提升（比如來自AI），最終可能會壓低利率的長期水平。您是否認同這種看法？還是認為不應該這樣來理解利率走勢？

鮑威爾：對此需要保持謹慎，尤其是在討論生成式AI的時候。

要記住，在短期內，實際發生的是我們正在各地大規模建設數據中心。這會對建設這些設施所需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產生需求壓力。從邊際上看，這反而可能推高通脹。

同時，這也可能會抬高中性利率。所以在短期內，這並不是一個會立即帶來更低利率、或者壓低通脹的因素。

但從長期來看，當然有可能。如果它確實在提升潛在產出——也就是生產率所帶來的效果——那麼它確實可能產生這樣的影響。

但我認為，這本質上是一個需要通過數據來驗證的問題。關鍵在於，需求增長是快於供給，還是慢於供給。對於這一點，我們事先是無法確定的。我們只能邊走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