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出，市場低估了霍爾木茲海峽石油運輸中斷帶來的供應衝擊。此次危機已大幅推高大多數大宗商品價格，而且似乎短期內難以解決。市場原本習慣將其視為暫時的地緣政治事件，如今卻已演變成一場真正的供應衝擊。

此次危機帶來了滯脹風險：推高了總體通脹率，同時抑制了需求，因為家庭在取暖等必需品上的支出增加，而在可自由支配的商品上的支出減少。

這對市場而言是一個有害的組合，增加了債券和股票同時拋售的可能性。對股票而言，這意味着更高的投入成本和更低的成本轉嫁能力，從而導致利潤率壓縮。通脹推動收益率上升，以及央行相應的鷹派立場轉變，加劇了這一局面。美元走強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影響，尤其對能源進口國和新興市場而言更是如此。

為了評估伊朗衝突可能引發的市場波動，一項最新研究分析了過去四次大宗商品供應衝擊期間(1973年石油禁運、1979年伊朗革命、1990年科威特戰爭以及2022年俄烏戰爭)資產價格與大宗商品之間的關係。根據商品指數BCOM目前的走勢，這些貝塔係數表明，市場調整幅度遠大於當前定價。

許多資產的估值差距都相當顯著。相對於BCOM的走勢，美國盈虧平衡收益率、英國收益率和貴金屬的估值似乎過低。除美國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大多數地區的股票價格似乎並未充分反映下行風險，其中新興市場的風險最大。這些區域差異反映了亞洲和歐洲經濟體主要依賴能源進口，而美國和拉丁美洲則依賴能源出口這一事實。

當然，這與之前的幾期事件存在結構性差異。最顯著的是，美國在2019年成為能源淨出口國，扭轉了美元與大宗商品價格的關係。美元現在既受益於避險需求，也受益於貿易條件的改善(然而，表中顯示的平均貝塔值被美國作為能源進口國的前三期事件所掩蓋，導致貝塔值為負)。

更直接地來看俄烏戰爭帶來的衝擊，布倫特原油價格從入侵開始到三個多月後的峯值上漲了約32%。美元現貨指數最初反應滯後，因為市場需要評估其經濟影響，但最終在幾個月後上漲了15%。這一次，自戰爭爆發以來，布倫特原油價格已上漲約56%，但美元指數僅上漲了略高於2%。

區域性因素也至關重要。2022年，由於歐洲股市直接依賴俄羅斯能源，因此對能源價格上漲最為敏感;而在1990年，亞洲受到的影響更為顯著。如今，亞洲更加依賴經由霍爾木茲海峽的商品運輸，因此其下行風險似乎更大。

利率方面，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所有四個時期均有所上升，儘管其貝塔係數差異顯著。現有數據顯示，盈虧平衡收益率往往會隨着通脹的加劇而急劇上升，而實際收益率則反映了經濟增長放緩和政策預期收緊之間的平衡。

政策應對措施也印證了這一點。在這些事件中，聯儲局均未降息;其中三次反而加息，1990年儘管處於寬鬆周期，卻暫停了降息。財政政策或許能在短期內為經濟增長和股市提供一些支撐，但由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已面臨赤字壓力，財政政策很可能伴隨着收益率上升，從而限制其對風險資產的積極影響。

市場似乎不願充分消化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正如Simon White所指出的，或許大宗商品投資者比金孖展產投資者對地緣政治風險更為悲觀。儘管近幾日，由於能源基礎設施成為攻擊目標，市場情緒有所減弱，但遠期曲線仍然反映出市場預期未來能源價格將走低。

這就造成了一種明顯的矛盾。要麼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從而驗證當前定價的合理性;要麼宏觀經濟的影響開始在數據中顯現。在後一種情況下，債券和股票都將面臨風險，無論是由於不利消息導致的劇烈價格調整，還是隨着預期轉變而進行的較為漸進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