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APP獲悉,中金發布研報稱,近期伊朗局勢進一步升級,原油價格再度上漲,歐美經濟的滯脹擔憂繼續升溫。上周正值「超級央行周」,聯儲局、歐央行、英格蘭央行集中釋放鷹派信號,引發投資者大幅上調貨幣政策路徑預期,期貨市場隱含的聯儲局降息時點已推遲至2027年下半年,2026年甚至存在一定加息預期,歐央行與英格蘭央行降息預期也逆轉為加息預期。油價衝擊下的央行政策選擇是當前全球資產定價的核心問題,該行認為市場定價或存在明顯預期差。
中金主要觀點如下:
本輪油價衝擊對聯儲局決策的重要性或更多源於金融市場脆弱性,而非滯脹風險
雖然油價對宏觀經濟的衝擊已經結構性減弱,當前歐美通脹預期也沒有明顯失控,但地緣風險的不確定性仍然會降低市場流動性和風險偏好,造成金融條件明顯緊縮。根據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論,金融市場條件惡化可能對經濟產生明顯負面影響。當下尤其需要關注美國AI軟件和私募信貸的風險共振,造成雙重打擊(Double whammy)。
美債是傳統的避險資產,地緣衝突後美債收益率本來應該下跌,但美債十年期收益率在伊朗衝突後不僅沒有下跌,反而上升至4.3%,反映美債的「安全資產」屬性已經明顯下降。
此外,地緣衝突還會打壓風險偏好,可能進一步放大高估值美國金孖展產的脆弱性。過去兩年,美股個股層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結構變化,但美股的指數波動率(VIX)卻維持低位,背後是AI革命下新企業對傳統公司的「創造性破壞」。2026年以來,AI「顛覆式創新」敘事進一步強化,市場開始重新審視美股AI軟件的商業模式。而AI軟件又和美國私募信貸行業高度綁定,美國私募信貸中商業發展公司(BDC)直接貸款中接近三成投向科技行業。若此時政策轉向緊縮,美國AI軟件行業可能面臨現金流和估值的雙重壓力,對AI泡沫和私募信貸行業造成較大沖擊。從這個角度看,油價大幅上漲即使未必會對宏觀經濟造成明顯衝擊,但風險偏好下降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依然是聯儲局政策制定時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今年中美歐央行貨幣政策或最終趨於寬鬆,但寬鬆程度可能有所分化
地緣問題導致供給衝擊,通脹上行與增長下行同時出現,央行面臨「穩增長」與「控通脹」的兩難選擇。考慮到貨幣政策的作用具有滯後性,若供給衝擊僅在短期推高價格水平而不改變長期通脹中樞,過早或過度反應反而可能加劇宏觀波動。
應對供給衝擊,貨幣政策的成敗究竟取決於什麼因素?關鍵或在於油價上漲是否會引發「二次效應」(second round effect)。油價上升導致消費者籃子中的能源品價格上升,是一次效應。二次效應則是在一次效應之外,油價變動導致非能源商品、服務和工資等核心價格上升。二次效應的強弱受地緣衝突烈度和持續時長、通脹狀態、通脹預期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因素影響。在央行已經建立信譽之後,只要油價沒有導致明顯的二次效應,就可以採取「縮減原則」(Attenuation Principle),對短期的油價波動「不予理會」。只有當油價波動影響到了工資、服務等其它價格時,貨幣政策才需要在穩通脹與穩產出之間做出權衡。
目前中國、美國、歐洲通脹預期均未明顯失控、經濟供需相對平衡,二次效應的風險仍然有限。若地緣局勢不再進一步升級,該行預計中美歐貨幣政策或最終趨於寬鬆,全球央行普遍加息的概率較低。
中國的供應鏈相對更有優勢,能源結構多元化,且戰略儲備充足,對原油價格上漲的應對能力相對較強。低通脹環境和低通脹預期下,內需不足仍是主要矛盾。在居民和企業收入預算約束偏緊時,油價上行衝擊會抬升能源支出,擠壓非能源支出,類似於「加稅」。此時,貨幣政策不宜僅因油價上漲而被動收緊,更應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協同配合,起到類似「減稅」的對沖作用。當前,全球能源價格波動帶來的外部供給衝擊,客觀上為提振通脹預期提供了窗口。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能夠協調配合、順勢而為,不僅有助於打破「低通脹」負向循環,更可藉此機會將成本推動型的輸入性通脹轉化為需求支撐下的溫和再通脹。考慮到我國通脹絕對水平仍處於相對低位,實行逆周期調節政策面臨的約束較少,操作空間更充裕,可考慮結合內外部形勢變化,適時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更好推動預期修復和內需改善。
油價走高或導致美國「暫時性滯脹」風險增加,但由於美國從2019年開始轉為原油淨出口國,當前美國名義CPI按年2.4%,已經降至政策目標附近,因此油價衝擊對美國的核心風險不在增長,甚至也不在通脹。真正的風險或在金融市場。因此,該行預期聯儲局貨幣政策大幅收緊的門檻較高。若衝突不再明顯升級,下半年聯儲局仍可能重啓降息,貨幣政策取向或相對偏鴿。
歐洲雖然在俄烏衝突後展現出了一定的能源韌性,但嚴重損傷了歐洲的凝聚力(Cohesion)、加重了貧富分化等結構性問題,對長期一體化進程不利。目前歐洲增長仍然偏弱,通脹在政策目標附近,基本面不支持大幅加息。考慮到歐洲總體對外能源依存度仍然較高,「暫時性滯脹」風險或高於美國。歐央行在單一通脹目標下,可能相對偏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