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聽筒tech
2026年的春天,科技圈的風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
然而,在AI帶來前所未有的效率革命的同時,並沒有給人帶來應有的工作上的「減負」。
相反,在社交平台,不管是普通的打工人,還是那些光鮮的「一人公司」老闆,紛紛表示,「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累了。」
這種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996」的體力透支,更是一種被技術裹挾後的狂奔。
諸如,「一人公司」概念火了。可現實是,不少嘗試者發現,自己扛起了CEO、產品、運營、客服、財務全部角色,「007成了標配」。
再看AI工具本身。
還沒養明白OpenClaw,Hermes Agent就火了;千問Qwen3.6-Plus剛發布,智譜就帶來了GLM-5V-Turbo;緊接着,DeepSeek V4也官宣即將帶着百萬級上下文入場。
AI的迭代速度,正在以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碾碎普通人的學習能力和信心。在社交媒體上,現下最流行的梗不再是「AI幫我摸魚」,而是「還沒學會就過時了」。
更荒誕的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有用,人們開始被迫「刷量」。在一些大廠,Token使用量甚至成了繼工資、獎金、股權之後的「第四種薪酬」。為了證明自己職位的不可替代,打工人不得不親手教AI如何「Skill」自己。
這就像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市場以為自己在駕馭AI,但在績效的指揮棒下,年輕人更像是在為AI打工。
這不僅是一個商業現象,更是一個社會化的情緒問題。《聽筒Tech》和年輕人聊了聊,試圖看到AI浪潮下,2026年真實的個體。
創業者:「一人公司」的光鮮和焦慮
林姐,80後,曾在互聯網大廠做到P7。出於「想去外面闖一闖」,2025年底,她辭職,剛好趕上了「一人公司」的浪潮。
用林姐的話說,她的武器庫很全,Claude、DeepSeek可以寫方案,Midjourney出設計,數字人做直播,一個AI客服團隊24小時在線。
林姐表示,起初,她確實很「爽」。以前需要一個團隊兩周完成的項目策劃,她一個人兩天就能交付。客戶誇她「高效」,朋友羨慕她「自由」。
但到了2026年春天,林姐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瘋狂。
早上7點,她被AI輿情監控叫醒,某平台一條差評需要她以「CEO」身份親自回應。9點,作為「產品經理」,林姐需要調教三個AI模型對比數據。11點,她要切換到「運營」模式,用AI生成短視頻腳本,再修改,因為AI寫的「沒有人味兒」。
下午,林姐要化身「客服總監」,處理AI客服解決不了的複雜投訴。有時,還要作為「財務」,覈對AI自動生成的報表,發現錯誤並修正。晚上,林姐還得當「技術」,調試新接的API接口。
「以前是996,現在是007,而且沒有下班的概念。」林姐苦笑,「因為AI不睡覺,所以我也不能睡。客戶深夜發來一個需求,AI秒回了,我假裝看不見,也不太好。」
更讓林姐焦慮的是,她發現自己正在「碎片化」。
比如,林姐不再有完整的時間,而是在不同的角色之間像走馬燈一樣切換。她的注意力被切成無數個細小的片段,每幾分鐘就要處理一個「AI留下的尾巴」。
「一個人幹出了千軍萬馬的氣勢,最後卻發現,我只是這架龐大效率機器上一顆磨損最快的齒輪。」
林姐坦言,「招人是最快速的解決方式 ,但前期創業,我資金不夠,只能且走且看。先堅持,堅持到自己扛不住為止。」
大廠算法工程師:被Token和Skill「裹挾」
90後李明是某大廠算法工程師。按照他所說,他所在的事業部,從2026年Q1開始試點一項新制度,「Token薪酬包」。
簡單說,每個員工每個月的績效,不僅看你產出什麼,還要看你「調用」了多少AI算力。Token使用量,被內部戲稱為「第四種薪酬」,排在工資、獎金、股權之後。
起初,李明覺得這很合理,「用AI越多,效率越高嘛。」
但很快,味道就變了。事實是,為了證明自己「物有所值」,甚至「不可或缺」,同事們開始了一場Token競賽。
原本一個需求,自己寫代碼200行,調用5000個Token就能搞定。現在,大家開始用AI生成超冗餘的代碼,反覆讓AI優化、註釋、重構,「只為把Token量刷上去。」
更荒誕的是「Skill」自己。公司要求每個員工要訓練自己的AI Agent,讓它學會你的技能,以實現數字孿生。於是,李明不得不每天花不少的時間,手把手地教AI如何寫他擅長的那種代碼,如何復現他的調試思路。
「我在教一個東西怎麼替代我。」李明說,「而且公司還將這個‘教學成果’納入考覈,如果Agent不夠像你,說明你知識沉澱不足。」
如今,李明每天的工作變成了,早上教AI幹活,上午用AI產出海量代碼,下午給AI的代碼糾錯,晚上再寫報告,證明自己的Token使用量。
「以前累,是身體累。現在累,是心累。感覺自己在跟一個影子賽跑,而影子的起跑線,永遠在你前面五米之外。」
AI產品經理:還沒學會,應用就過時了
00後陳晨是剛入行兩年的AI產品經理。從上班開始,她就在補AI知識,截至目前,她的書架上有20多本AI相關的書,瀏覽器收藏了數不清的教程鏈接,電腦裏也存着十幾個版本的模型說明文檔。
但陳晨還是覺得「要瘋了」。
2026年開年後的這幾個月,她剛花了半個月時間,將OpenClaw的用法摸清楚,寫了篇內部培訓文檔;這兩天,Hermes Agent又爆火,老闆讓她一周內出一份競品分析。
「另外,這個四月底,DeepSeek V4也官宣要上了,據說上下文窗口大得嚇人。」陳晨坦言,「自己的學習速度,永遠追不上模型的迭代速度。」
實際上,陳晨每天的通勤時間都在聽AI相關的播客,午休時間在刷AI論文摘要,周末還要參加線上研討會。她的微信群列表裏,幾十個AI社群的消息永遠標着紅點。
不過,最讓陳晨崩潰的,是那種「還沒學會就過時了」的無力感。
比如,上周陳晨剛花了一周時間學會了一個AI繪畫的工作流,這周就出了一個新模型,效果更好、速度更快,而且操作邏輯還不同。
「以前學一個軟件能用三年,現在學一個AI技能能用半個月就不錯了。」陳晨說,「感覺自己不是在成長,而是在被AI浪潮裹着跑,停不下來,一停就會被拍死在沙灘上。」
陳晨表示,晚上做夢都是各種模型版本號在打架。她自己也認為,這是「認知過載」,應該減少信息攝入。
「但不攝入,明天就跟不上了。」陳晨表示,這是現實,雖然它很殘忍。
廣告公司職員:效率提升了,加班卻更多了
85後趙姐,任職某廣告公司。她所在的公司很早就擁抱AI,用AI寫策略、出創意、做PPT,效率提升了不少倍。
按照道理,效率高了,應該能早下班了,現實卻恰恰相反。
「因為AI把整個行業的‘期望閾值’拉到了一個離譜的高度。」趙姐坦言。
以前,一個方案做三天,客戶覺得正常。現在,AI十分鐘就能生成一個「看起來像模像樣」的初稿,客戶就覺得「你應該一天出十個方案」。
更要命的是「技術羞辱」和「工作泔水」的循環。
甲方現在也用AI寫Brief,Brief寫得天花亂墜、氣勢磅礴,但仔細一看,全是AI生成的空話套話。
趙姐不得不用AI來分析這個AI寫的Brief,再用AI生成方案,最後用AI檢測方案的「AI率」並手動修改,將「AI率」降到客戶要求的20%以下。
趙姐說,「我們雙方都在用AI生產大量的、無意義的、應付流程的材料。這就像工作泔水,看起來有一大桶,實際上沒什麼營養。」
「AI沒有替代我,它只是把我變成了一個AI校對員,兼Prompt工程師兼流程合規員。」趙姐說。
「我的工資沒漲,但工作變成了給AI打工,就像一條高速公路,修得越好,車流量越大,堵得越死。」
寫在最後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有了AI,我們卻越來越累了?
一個殘酷的答案是,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當技術被用來「提高效率」,而「效率」又被定義為「單位時間內創造更多價值」時,技術就成了加速器。
這也是經濟學中邊際效益的典型表現,它呈現了一個殘酷的曲線, 技術的初期紅利讓人欣喜,但很快被資本抹平,被消耗的是人的時間、精力、創造力以及幸福感。
於行業而言,仍需要外部力量來干預。諸如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已經明確提出,企業引入AI系統時,必須評估對勞動者權益的影響。
也就是說,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應該通過政策、社會保障等分配機制,讓社會共享紅利。
一定意義上,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在迫使市場擬定新的社會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