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這場聽證會上，我覺得有很多可以聊的東西，並不是一個溫吞水的會議。坦率說我覺得很多參議員的問題雖然尖銳直接，指向聯儲獨立性，但也許過幾年去看，也許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凱文沃什看到了聯儲目前的困境和麪臨的結構性問題，他可能真的相信AI是結構性的解決思路，可能不相信但沒有找到更好的說法。這無所謂，我覺得在這個理解下，去嘗試解讀Kevin Warsh的很多做法，大家會有新的感受。

我的直覺是他還沒有一個很好的回答。但我並不苛責這一點，有時候結構性問題的答案是以年為單位去尋找的。

當然，鮑威爾在辦公室的時間還可能被延長，我們並不知道何時凱文可以成為下一任聯儲主席。

回到最基本的邏輯，經濟問題總有自己的周期性和結構性區分。對於一個聯儲主席來說，在一個經濟周期裏面，如果他更看重失業率，那麼他更像是一個鴿派，如果他更看重通脹，那麼他更像是一個鷹派。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說，凱文沃什是一個鷹派，因為他明確表達了對於價格的關注。聯儲有很多工具，凱文沃什並不反對降息，他更看重資產負債表的縮減。這是一個方法問題。但我其實覺得這個不重要。因為聯儲目前面對的問題是結構性的。

什麼是聯儲的結構性問題呢，有很多種解釋方法，政治上，地緣上，經濟上都可以，但比較簡單易懂的說法是：

1980年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蘇聯衰敗之後，全球化進入了新的一輪擴張。這個過程中，以中國為首的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加入了全球供應鏈，提高了供給，降低了價格。等於是在1980年代初期-2019年，全球都處在一個鮑威爾口中「Great Moderation」（大緩和）年代。這個時間裏面，通脹是走低的

比較搞笑的是，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有些時候存在經濟復甦，例如2016-2017年，我們甚至會有一種奇妙的幻像，覺得經濟本來就應該這麼好，低通脹，低失業率。甚至去討論是不是菲律普斯曲線失效了。以及失效的原因。現在事後去看，在2016-2017年大家是多麼不懂得珍惜以及多麼狂妄。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活到下一次參加這個討論。

在這個大環境下，整整40年的新自由主義也好，全球化也好，金融自由化也好，他們都是同一個大環境下，不同的體現形式。那麼聯儲不可避免，其框架也隨着更改。或者用一個更直白的話說，2016年可能是很多行業百年未有之變局的開始，同樣也是聯儲的。

聯儲的改變有很多，但最直白的一個，或者在Kevin Warsh眼中最直白的一個，是資產負債表的增長。我相信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在一個低通脹的大環境下，通脹長期沒有達到2%的目標，然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家開始用QE這種工具，然後上癮，然後資產負債表拼命擴張。

現在到了一個供給不那麼充足或者供應鏈被打斷的年代，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依然在擴張，這個慣性並不是因為現在通脹太低了，而是因為從聯儲到財政部，從政府到金融機構，都已經依賴這種擴張。

比較公平地說，龐大的聯儲資產負債表，是不是導致今天通脹問題的根源，可以討論，存在分歧，支持者會說財政是通脹的助燃劑，反對者會說供給側的擾動和聯儲甚至財政都無關。但首先我支持這個看法，其次退一萬步說。

聯儲的很多做法，尤其是2018-2024年聯儲很多做法，其實和2018年之前區別沒有那麼大，但這個世界已經改變。我覺得凱文沃什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對的可以討論，即便方向是對的，能不能實施是另一個問題，實施了之後有沒有擾動還是一個問題。但他願意去提出結構性的方案，我覺得是值得鼓勵的。他想給這個機構帶來改變，也有野心。

所以簡單來說，我覺得Kevin的政策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 結構性方面，他覺得之前給市場帶來40年低通脹的很多因素都消失了，未來的通脹走低需要AI帶來的技術進步，所以聯儲需要做出相應的改變。例如說沒必要維持一個很大的資產負債表，需要去監管。以及降低利率增加科技進步。這是他比較看重的方面。

- 周期性方面，他看中通脹，但認為科技是降低通脹的方法，所以降低利率，降低資產負債表規模，去金融監管是合乎邏輯周期性的思路。

我覺得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我自己對於科技降低通脹的信心沒有那麼足，我對於降低資產負債表或者縮減財政的可信性也有擔憂，但我不是科技的專家，也不是利率市場的專家。所以我可以等幾天看看這方面的專家怎麼說。

但有一點我能感受到：

凱文想要幹一筆大的，他想在這個機構做結構性改革。去面對目前聯儲和經濟眼前的結構性風險。

其實寫到這裏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但我想加上一個蛇足。之前我不記得是在公衆號還是播客裏面說過，凱文沃什這個人的背景，如果你去看看，你會感受到他絕對有意願去做一些結構性改革。

我覺得他身上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保守主義者，第二個是證明自己。有一些看法會說凱文沃什類似一個機會主義者。我覺得合理，因為一個渴望證明自己的保守主義者其實類似機會主義者。

保守主義體現在他相信技術進步帶來通脹走低，放鬆監管帶來經濟增長，過多政府幹預沒有意義。在經濟方面，我們在播客裏面討論過，DSGE模型的確沒有太多應對目前世界波動的能力，前瞻指引在現在這個波動率環境意義不大，這方面我都可以理解沃什的做法，我覺得是合理的。

結構性方面，我其實有一種感覺，就像前面說的，技術進步到底能不能降低通脹，對於在聯儲主席上的沃什來說，是一個說法，也可能是一個信仰，但如果你去問胡佛研究所的沃什，技術進步也是美國保守主義者認為保衛美國的重中之重。這點看法其實中美區別並不大。美國在二戰中以一個劃時代的武器加快戰爭結束的歷史，對於太平洋兩岸的人來說都是借鑑的歷史。

所以降低利率，提振科技，在凱文沃什的發言裏面，是他覺得未來可以結構性降低通脹的路徑。但其實也是大國競爭的必經之路。這兩點孰輕孰重不好說。

而如果為了這一點，貨幣寬鬆帶來的通脹效應，是需要通過另外的方法去對沖的，無論是資產負債表的收縮，還是財政的穩健。

這裏面的核心區別，是認為科技進步到底產生於市場自發行為，還是政府投資。對於來自胡佛研究所，雅詩蘭黛家族的沃什來說，這個選擇是不會有任何猶豫的。

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有改革帶來的機會和動盪，但我總是想起2025年夏天，Jamie Dimon在加州的一次發言，他說美國需要囤積子彈和坦克而不是比特幣。包括他最近說的，如果對伊朗的強硬會帶來金融市場的動盪，so be it。美國目前的割裂和分化讓他們的決策流程非常慢，也存在很多遲疑。但我的感覺是，隨着時間推移，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受到了世界的變化，嘗試去做出一些結構性的改革。聯儲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在人類歷史上，當文明遇到挑戰的時候，經常會從歷史制度裏面找到很多靈感去改革。

- 中國的王安石變法

- 日本的王政復古

- 華盛頓一堆仿照羅馬的建築

我本來想舉Ti的例子，前兩把搞耍打着玩，最後一把決勝局老老實實回到原來的打法。但覺得太不吉利。用足球的例子，強隊陷入低谷的復甦，往往都是從底蘊最好的位置補強做起。巴塞羅那就是喜歡10號位的個人英雄主義，小羅和梅西開啓的復興。皇馬就是喜歡邊路快馬，C羅和貝爾開啓的王朝。

所以在未來我覺得中美的競爭裏面，外交上面也許我們會看到中國的朝貢制度，美國的孤立主義在新時代的演繹，在內政上中國的財稅改革和美國的自由市場也會有新的表現。

這其實不是壞事情，這是真正意義上文明的競爭，強者和強者的博弈，對人類文明都是個好事請，我很喜歡這種拳拳到肉的競爭。不是那種每天坐在家裏面期待對手自己崩盤，或者比爛race to bottom。無論輸贏，這都是對人類的貢獻。

本文來源：培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