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on't see you next time」任期將盡，鮑威爾時代進入倒計時。

2026年4月29日，聯儲局例行新聞發布會的末尾，主席傑羅姆·鮑威爾走下講台前，向在場記者說出了這句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意味深長的話——「非常感謝大家，下次不再見。」隨後，他離開講台，走出會場，結束了自己作為聯儲局主席的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

2026年5月15日，鮑威爾的主席任期將正式畫上句點。這一天，他的繼任者、特朗普提名的凱文·沃什預計將通過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確認投票，接掌這一全球最具權勢的貨幣政策職位。

八年，兩屆任期，橫跨兩任總統、一場百年一遇的全球大疫情、美國四十年來最嚴峻的通脹。鮑威爾留下的，是一份功過交織、爭議並存的歷史賬單：他主導下的聯儲局成功守住了就業底線，將月均失業率壓至4.6%，低於前任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倫；但與此同時，他任內的平均通脹率高達3.09%，遠超聯儲局2%的政策目標，也遠高於前幾任主席的任期均值。

在談及自己的施政遺產時，鮑威爾引用了弗蘭克·辛納屈的名言，他說，他有過一些遺憾，但並不多。這句話，或許是對這八年最恰當的註腳。

非典型央行行長：從普林斯頓文科生到聯儲局掌門人

2017年11月，時任總統特朗普宣佈提名傑羅姆·鮑威爾接替珍妮特·耶倫，出任聯儲局第16任主席。這一任命一經公布，立即在學界引發軒然大波。

原因只有一個：鮑威爾不是經濟學家。

過去三十年，從格林斯潘（1987年）開始，聯儲局的歷任主席均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均是宏觀經濟領域的頂尖學者。而鮑威爾的履歷，在這條精英軌道上，顯得格外另類。

鮑威爾1975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隨後進入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他的職業起步是在紐約做投資銀行家，此後進入財政部，在老布什政府期間擔任財政部官員，處理國內金融、債務和稅務政策。1997年至2005年間，他以合夥人身份供職於華盛頓著名的私募機構凱雷集團，2008年又轉至私募股權公司全球環境基金擔任管理合夥人。

2011年，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名他出任聯儲局理事會成員。此舉在當時被普遍解讀為向共和黨人拋出的橄欖枝。2012年，《華爾街日報》披露，鮑威爾個人資產在2130萬至7220萬美元之間，是當時聯儲局理事會成員中最富有的一位。

然而，華爾街的財富積累，並不能彌補學術背景的缺失。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com首席財務分析師格雷格·麥克布萊德直言："傑羅姆·鮑威爾沒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但他將被賦予引導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重任。讓一個非經濟學家來掌舵聯儲局，這是打破傳統之舉。"

批評者言辭更為尖銳。經濟政策研究所研究總監喬什·拜文斯呼籲保留耶倫，並指出："現在是需要一位真正的宏觀經濟學專家掌舵的時候，而不是一個可能聽命於理事會的人。"

更有評論以"最後一位非經濟學家擔任聯儲局主席"G·威廉·米勒為例，指出米勒在卡特政府時期因對通脹形勢判斷失誤，在任僅17個月便被迫離職，警告歷史可能重演。

然而，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員亞倫·克萊因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鮑威爾在財政部和聯儲局多年積累的實務經驗，完全使其勝任這一職位。更重要的是，其與衆不同的背景，或許恰恰能幫助聯儲局打破長期存在的"群體思維"。

"沒有什麼神奇的祕密配方是經濟學博士專屬的，"克萊因說，"有一位背景不同的主席，可能是一種優勢——前提是他知道何時應該拋開模型、憑藉直覺做判斷。"

這一爭論，在接下來的八年裏，將以最戲劇化的方式得到檢驗。

2018年接棒：承接的是一個佈滿暗礁的爛攤子

2018年2月5日，鮑威爾宣誓就職，正式從耶倫手中接過聯儲局的掌舵權。

從表面上看，他接手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局面：通貨膨脹低於聯儲局2%的政策目標，運行在約1.5%的水平；失業率為4.1%，是17年來的最低點；經濟增長經歷多年低迷後重獲動能，股市屢創歷史新高，特朗普政府的稅改方案也正為經濟注入財政刺激。

然而，暗礁已在水面之下悄然聚集。

資深觀察人士David Wessel在當時就指出，耶倫留給鮑威爾的，遠不止一份亮麗的成績單，更是一系列棘手的難題：如何在通脹壓力升溫之前把握好加息節奏？如何評估大規模減稅對已接近滿負荷運轉的經濟的影響？何時、又以何種方式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應對下一輪衰退？

另一些批評者則更為悲觀。他們認為，耶倫的寬鬆政策維持時間過長，任由美國股市估值攀升至過去百年來僅出現過三次的高位，全球政府債券收益率也降至歷史低點，信用風險被系統性低估——這一切，都將成為留給鮑威爾的定時炸彈。

更棘手的是政治層面的變量。鮑威爾上任僅五個月，特朗普便公開在CNBC節目中炮轟："我不喜歡我們在經濟上付出這麼多努力，然後眼睜睜看着利率上漲。"

鮑威爾選擇無視。但這場與特朗普長達數年的政治角力，才啱啱拉開序幕。

2018年秋季，鮑威爾在一次採訪中表示，聯儲局距離利率的中性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隨即引發市場大幅波動。當年12月，他又因一句資產負債表縮減"在自動駕駛軌道上"進行的表述，引發新一輪市場恐慌。特朗普一度考慮將其解職。

這兩次輿論風波，讓鮑威爾深刻領悟到了一個道理：身為聯儲局主席，每一個字，都具有撼動市場的力量。

疫情衝擊：危機中的"越線者"

如果說接棒之初的政策磨合期只是一次熱身，那麼2020年春天，纔是鮑威爾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場大考。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美國經濟在短短數周內急速墜入懸崖。2020年4月，美國失業率飆升至14.8%，創下1948年有現代失業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在一夜之間失去工作。

面對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鮑威爾的反應之迅速、力度之激進，令華爾街咋舌。聯儲局在極短時間內將基準利率緊急降至近零水平，同時重啓並大幅擴大量化寬鬆規模，在數周內購入數萬億美元的債券；與此同時，鮑威爾還聯手財政部，推出了一系列遠超傳統央行業務邊界的緊急信貸工具。

他事後坦承，這些行動已遠遠超出了常規貨幣政策的疆域。

"我們越過了很多紅線，"2020年5月，鮑威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次活動上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先做了這件事，然後事後再想辦法解決。"

這場豪賭，最終奏效。美國經濟成功避免了第二次大蕭條，就業市場在約兩年內完成了從疫情重創到基本復原的歷程——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一過程整整用了六年。鮑威爾也因此贏得了廣泛讚譽，被視為在危機關頭展現出沃爾克式果敢的領導人。

然而，「事後再想辦法解決」這句話，也為接下來的政策失誤埋下了伏筆。

高通脹時代：從「暫時性」的傲慢到「沃爾克式」的鐵腕

疫情救市的代價，在2021年開始集中兌現。

隨着天量財政刺激資金涌入市場，消費需求爆發式反彈，而全球供應鏈的修復卻遠比預期遲緩；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供給持續偏緊，能源、租金、工資等成本輪番上漲。需求端和供給端的雙重失衡，以及此後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價格暴漲，共同將美國通貨膨脹推向失控邊緣。

2021年8月，面對通脹壓力已顯著升溫的現實，鮑威爾在一年一度的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上，做出了日後令他悔恨不已的那個判斷——他稱當前通脹為"暫時性的（transitory）"，認為供應鏈擾動終將消退，價格終將回歸正軌。

這一判斷，成為他任內最大的政策失誤。

事實證明，通脹不僅沒有"暫時性"地自行消退，反而持續加速。截至2022年2月，美國核心CPI按年漲幅已攀升至6.4%，創下四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同年6月，綜合CPI按年漲幅進一步衝高至9.1%的峯值。這不僅是聯儲局的判斷失誤，也是鮑威爾本人歷史評價中一道難以抹去的污點。

在國會聽證會上，參議員直接追問：為何聯儲局對通脹形勢出現如此嚴重的誤判？鮑威爾承認，這一波通脹在2021年中期之後突然快速攀升，超出了幾乎所有主流宏觀經濟學家的預期；供應鏈的修復速度也遠慢於預期，這是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的情況。他承認，"我們本應該更早採取行動。"

遲到的糾偏，力度空前。

2022年3月，聯儲局正式開啓本輪加息周期。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鮑威爾主導的連續激進加息令市場震驚——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基準利率從接近零的水平累計上調了500多個點子，加息速度之快，在現代聯儲局歷史上極為罕見。

與2020年的危機救市形成強烈對比，這一次，鮑威爾引用的精神偶像從凱恩斯變成了沃爾克。他在2022年的傑克遜霍爾年會上明確警告，將價格穩定"帶回來"將給就業和增長帶來"一些痛苦"，並喊出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價格穩定"，以此向市場傳遞鐵腕治通脹的決心。

批評者指出，這是一次遲到的轉變，聯儲局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在此期間承受了購買力的大幅縮水。但也有經濟學家為鮑威爾辯護，認為這波通脹的主因是疫情與地緣政治衝擊帶來的供給側擾動，並非貨幣政策單獨能夠左右的結果。

而最令外界意外的結局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激進加息，並未觸發廣泛預期的經濟衰退。

到2024年底，美國經濟年增長率仍維持在2.5%，通脹在未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大幅回落，勞動力市場保持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幾乎整個經濟學界都曾預言的衰退，始終未曾到來。

鮑威爾本人在哈佛大學經濟學課堂上坦言，幾乎被認為不可能的"軟着陸"，是他認為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一。

遺產與爭議並存：獨立性纔是最大的遺產

歷史對鮑威爾的終極評價，或許不會落在任何一項具體的經濟指標上，而是落在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上：他守住了聯儲局的獨立性。

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已頻繁抨擊鮑威爾不肯降息，一度考慮將其解職。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後，這場政治施壓升級為正面衝突——白宮授意司法部以聯邦儲備委員會總部大樓翻新工程造價超支為由，對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在聯儲局112年歷史上幾乎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場調查的真實動機，是迫使聯儲局降息以配合特朗普的政治議程。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鮑威爾於2026年1月發布視頻聲明公開還擊，將其定性為"聯儲局根據對公衆最有利的判斷設定利率，而非順從總統偏好的後果"。這段視頻迅速在金融圈廣泛流傳，為他贏得了兩黨的國會支持，也讓他得以在任期屆滿之際，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歷史性的謝幕。

聯儲局歷史上，上一次有主席面臨如此強烈的政治壓力，還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尼克松曾向時任主席亞瑟·伯恩斯施壓，要求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最終釀成那個時代通脹失控。相較之下，鮑威爾的頂住壓力、拒絕妥協，使他在歷史上的位置，顯然要比那位就範的前輩高出許多。

充分就業，是鮑威爾另一項為人稱道的遺產。

鮑威爾任內月均失業率4.6%，低於格林斯潘（5.5%）、伯南克（7.3%）和耶倫（5.1%）。這份數字背後是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低失業率不對稱地惠及了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群體——2019年至2024年間，收入處於底部10%的工人實際工資累計漲幅達15.3%；黑人失業率於2023年降至4.8%，創下歷史新低。研究者迪恩·貝克寫道，鮑威爾對充分就業目標的認真執行，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本可失業的情況下依然持有工作，數以千萬計的人獲得了本不會有的工資漲幅。

鮑威爾的批評者同樣不乏理由。

在監管層面，2023年硅谷銀行的驟然倒閉，暴露出聯儲局在銀行監管上的鬆弛。貝克直言："他在監管方面存在嚴重缺陷，讓局面走到了不得不救助硅谷銀行的地步。"

在通脹問題上，鮑威爾任內平均通脹率3.09%，較聯儲局2%的目標高出逾一個百分點，也高於格林斯潘（2.5%）、伯南克（1.84%）和耶倫（1.17%）時代。卸任時，聯儲局資產負債表仍高達約6.7萬億美元，較上任時翻了不止一番，繼任者凱文·沃什已將這一"遺留包袱"列為首要整治對象。

低失業率與高通脹，構成他向歷史遞交的這份雙面成績單的兩面。

他自己用一句話定位了這份工作的本質："我們是在建堤壩，而不是在預防颶風。"

這既是對聯儲局職能邊界的自謙表述，也是他對這八年的自我註解——不是說他預見了一切，更不是說他從未失誤，而是說，在最動盪的時代，他試圖將這個機構建得足夠堅固，使其不被政治的狂風、疫情的暴雨和通脹的洪流徹底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