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ingKey - 執掌聯儲局八載後，鮑威爾的主席任期將於5月15日正式落幕，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的凱文·沃什大概率將在參議院批准後接棒。早在去年12月，鮑威爾就曾公開表達過自己的卸任期許：「我真心希望把一個態勢良好的美國經濟交給繼任者——通脹能受控回落至2%目標，同時勞動力市場保持強勁韌性。」

自2018年掌舵聯儲局以來，平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始終是鮑威爾的核心使命。如今任期將滿，這份交卷時刻的成績單，呈現出極具反差的成色，鮑威爾任內平均失業率在六任主席中最低，同時平均通脹率卻高居第三。

鮑威爾任期始終伴隨着對聯儲局獨立性的捍衛，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持續施壓與法律攻擊，他多次公開強調貨幣政策應遠離政治干擾，並在卸任前給出三點忠告：不涉足民選政治、對國會負責維護監管關係、尊重聯儲局專業人士的獨立工作。

處於通脹陰影下

每一位聯儲局主席都要帶領央行直面時代性的經濟挑戰，而鮑威爾任期內繞不開的最大考驗，無疑是新冠疫情的爆發及其引發的連鎖經濟震盪。

這場疫情徹底改寫了聯儲局的貨幣政策軌跡。2020年之前，聯儲局決策者的核心焦慮是通脹不足，始終致力於將通脹推升至2%的年度目標線。但疫情衝擊下全球供應鏈陷入癱瘓，加上美國政府數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通脹率一路飆升，迫使聯儲局不得不快速調轉政策方向，通過大幅加息來給過熱的經濟降溫。

從數據來看，以PCE物價指數衡量，鮑威爾任內美國平均通脹率達到3%，不僅高於聯儲局設定的2%目標，也超過了耶倫、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幾位前任執掌時期的通脹水平。期間，聯儲局在2021-2022年做出的「通脹只是暫時性現象」的判斷，也在事後飽受業內詬病。

即便到了任期最後一年，聯儲局的抗通脹之路依然阻力重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讓通脹頑固地維持在2%目標之上，而美國與伊朗的衝突則通過推高能源價格，進一步放大了市場的通脹擔憂。

回顧通脹走勢，2020年底美國CPI通脹率僅約1%，到2022年6月卻飆升至9.1%的峯值；2026年初通脹曾短暫回落至接近2%的水平，但受伊朗局勢影響，3月又再度抬頭。

Bankrate金融分析師Stephen Kates指出，鮑威爾任內美國通脹長期高企，尤其是2022年的快速飆升，主要源於「消費者需求強勁疊加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極度寬鬆」。

他同時提到，「事後回看，聯儲局最初應對通脹的行動確實偏遲緩，但不可否認，一旦開啓緊縮周期，聯儲局就採取了史上最激進的加息節奏之一」。

除了需求端的刺激，供應端的混亂也加劇了通脹壓力。瑞銀（UBS）全球財富管理美洲區資產配置主管Jason Draho認為，疫情導致的供應鏈斷裂與失衡是推高通脹的重要因素，而俄烏衝突進一步推高了油價，讓通脹壓力雪上加霜。

聯儲局重點關注的核心PCE物價指數（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從2018年2月的1.6%攀升至2026年2月的約3%，始終高於2%的政策目標。

Draho表示：「過去兩年各類通脹衝擊接連出現，關稅政策、伊朗局勢等事件都在干擾聯儲局的抗通脹進程，政策制定的難度大幅增加，但整體趨勢仍顯示通脹終將回落，這類突發衝擊更多是一次性的。」

失業率整體低位，疫情期曾現驟升

在鮑威爾執掌聯儲局的最初兩年，美國失業率始終維持在低位區間。然而，2020年4月新冠疫情的暴發打破了這一局面，企業停業、大規模裁員和員工休假潮，將失業率推升至14.8%——這是1948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

此後，美國失業率逐步回落，近幾年一直徘徊在4%左右。儘管這一數值仍處於歷史低位，但相較鮑威爾上任初期的水平仍有差距。與此同時，美國勞動力參與率持續走低，今年3月在剔除疫情臨時性因素後，已降至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

鮑威爾任期內，美國就業市場接連遭遇多重挑戰，疫情衝擊、移民流入放緩，以及為遏制通脹而實施的高利率政策，都對就業復甦形成了逆風。

從就業恢復速度來看，美國從疫情導致的就業人數歷史性下滑中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僅用了約兩年時間，這比2008年金融危機後長達六年的恢復期快了三倍。

疫情過後，美國曾出現「大辭職潮」，彼時勞動力市場供需緊張，勞動者紛紛主動離職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但如今這股熱潮已明顯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招聘需求疲軟、僱主用工意願下降，以及員工辭職率持續走低的就業市場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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