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企業不是開故事會,發展才能解釋問題,發展才能解決問題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豔豔
見習編輯|李原編輯|何伊凡
頭圖攝影|鄧攀
在成為世界首富之前,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先打破了一項世界紀錄:社交媒體上最活躍的CEO。從5月6日到5月12日,一周之內,他發了409條抖音、376條視頻號、291條小紅書、393條微博,平均每天12條朋友圈。
這還不包括追覓員工、高管發布的內容,他要求所有員工開通所有社交媒體的賬號,每天至少發3條視頻。
視頻中的俞浩,情緒起伏極大,幾乎每句話都用歎號收尾。有時快意恩仇:「誇我們的人,都長得比較帥!罵我們的人,都長得比較醜!」有時咬牙切齒:「反正誰都不要隨便招惹老子!我有仇必報!十倍還擊!」
轉折發生在5月13日。一篇文章引發廣泛質疑後,他情緒明顯低落。凌晨發視頻,帶了點說氣話的味道,向所有覺得他狂、覺得他瘋的人道歉:「我錯了,你們都是對的,都是我的錯,我打擾大家了。」末了又補一句:「我開始低調無激情帶貨。」自此之後,他的更新數量明顯下降。
在更新最高頻的時段,很多人擔心,俞浩哪有時間管理公司。最不擔心這個問題的,或許是他本人。接受《中國企業家》雜誌採訪時,他將公司管理基石定義為「愛與信任」,假定人是可信的,2000萬以下的事都不需要他簽字。在這個前提下,「一切變得輕鬆了」。
商業史上,創始人性格從來不是腳註,而是正文。4月底,在蘇州追覓中心,我們和俞浩進行了一場5個半小時的長談。

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與《中國企業家》副總編輯何伊凡4月底在蘇州追覓中心對談。攝影:鄧攀
他瘦了,圓臉變成了利落的下頜線,顴骨收斂,雙眼皮明顯,眼型偏圓,鼻樑挺直,鼻頭微翹,嘴角天然上揚,即使不說話,也彷彿在微笑——這種面部構造,讓他在沉默時顯得友善,開口時顯得可信。他習慣注視別人,也習慣被注視,同時對這種注視始終保持着有禮貌的距離感。對所有質疑,他都有嚴密的自我邏輯閉環,看似不合理的事,在他解釋中都是盡在掌握。
我們用很長時間回顧了他的童年,根據他的講述,你可以找到他今天言行的草蛇灰線。
俞浩出生在江蘇南通一個貧寒家庭,初中母親曾帶着他從村頭借到村尾,湊不出50塊錢。高中他拿到物理競賽全國一等獎、保送清華,卻仍被自卑感纏繞。他一度希望所有人都穿校服——因為校服是他最好的衣服。
這段經歷在他生命中至少留下了兩個印記:
1.自己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在資源緊缺的情況下所爭取來的。
2.如果假定世界是不可知的,則權威是可以挑戰的。
但做企業不是開故事會,發展才能解釋問題,也只有發展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聊到了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論大戰略》,該書核心觀點為大戰略是「將無限遠大的抱負與必然有限的能力有效匹配的思維辦法」。俞浩稱「無比認同這句話」。
他還舉了書中狐狸與刺蝟的例子,好戰略既要像刺蝟一樣堅定,又要像狐狸一樣多知,要在兩者之間,找到既不偏離方向,又對變化保持敏感的中線。
可外界觀感恰恰相反,覺得他背離了「抱負與能力相匹配」這條黃金中線。
追覓輻射業務跨度之大令人瞠目:除工業機器人、大家電、手機等勉強算「近緣業務」外,還包括汽車、芯片、算力衛星、固態電池、火鍋、零食、奶茶、國際物流等。一度看起來,追覓的邊界似乎取決於世界上有多少行業。

攝影:鄧攀
俞浩的「理性狂妄」,可拆解為三個層面。
第一,組織上靠風險分散而非風險承擔。通過獨立BU的法律結構,避免單個項目失敗時風險傳導至追覓主體。
第二,管理上靠規律抽象。他號稱能批量生產優秀創業人才,用物理學家的思維方式替代傳統管理經驗。
第三,傳播上信號與操作分離。「狂」是對外信號,用來吸引資本和人才、製造話題、維持生態熱度,「謹慎」纔是對內操作。
但表達上的自圓其說,掩蓋不了常識性挑戰。俞浩面前仍至少橫亙着四道坎。
錢從哪來,能撐多久?
支撐這個故事的是一個多層嵌套的資金結構:主業清潔電器的造血能力、地方國資基金網絡、資本市場獲利。故事能講下去的前提是,市場持續認可「追覓生態」的敘事溢價。
一旦敘事出現裂縫,200餘個BU將同步承壓。它們在法律層面與追覓主體獨立,可當所有BU共享同一個募資管道、同一個品牌形象、同一個供應鏈底座時,股權隔離也無法阻斷風險的系統性傳導。
主業優勢是否會被稀釋?
追覓產品敘事呈現「雙軌並行」:在主業賽道用硬創新建立信譽,在跨界賽道用「發布即存在」維持故事。兩類敘事的混雜,讓外界難以辨別「追覓已經做到的」與「追覓計劃做到的」。
追覓主業清潔電器本是健康業務,但行業增速出現放緩,石頭、科沃斯等對手虎視眈眈,大疆也準備跨界進入。與此同時,主業需要供養的體系卻在不斷膨脹。
俞浩需要至少一個持續增長的「現金牛」,而非紙面上各BU的200%增長。他還要警惕另一種風險:防止當營銷費用以數億計湧出,研發團隊的壓力會從「如何做出更好的產品」,轉向「如何配合營銷節奏交出足夠震撼的PPT」。
如何面對流量反噬的風險?
暴雨不終日,通過極端斷言、主動引戰、強硬反擊、拉黑批評、高頻刷屏、全員視頻動員令等,俞浩將個人流量邏輯推向了組織末端。流量策略的短期效果不可否認,但流量湧入並不等價於信任積累,而個人品牌與企業形象深度綁定會放大風險。
即使延續流量策略,也應該從「傳播創始人語錄」調整為「演示產品功能」,讓用戶從「圍觀豪言」變為「了解品牌」。在5月15日之後,他或許已意識到了這種風險。
是否會出現管理失控?
業務膨脹之下,追覓的組織複雜度已經越來越高。俞浩堅信用物理學家式的「規律抽象」來管理公司。他相信信任和高度透明化能激發人性中最大的善,並蔑視傳統管理工具。
但「高壓+高激勵」的極端組合,容易造成「三高」:用超高激勵吸引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用超高目標篩選執行者,再用高強度流動性維持進化壓力。
「規律抽象」能否管理組織?答案是:簡單系統中可以,在萬人級複雜系統中尚未獲得驗證。
以下為訪談節選,關於這四大類問題,俞浩有自己的看法,未來你可以結合他的「行」,來檢驗他今天的「言」。
評價俞浩和追覓,不應以「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億美金的公司生態」或者「重新發明地球」為參照——這個目標幾乎不可能實現。
更合理的參照是:「一家硬件企業在時代浪潮下究竟應以何種方式、何種速度、何種邊界,去觸碰增長天花板。」
無論成敗,他都已經寫下了最極端、最大膽,或許也最具警示意義的一章。
以下為《中國企業家》與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的訪談實錄(有刪減):

談人設:很多人只記得我說了「世界首富」
《中國企業家》:你看起來瘦了很多。現在這個形象,是刻意管理過的嗎?
俞浩:被逼的。去年我們簽了張凌赫代言,他來蘇州一個活動,現場來了數萬人,因為安保風險,我們放了幾千人進來。他坐我邊上,我跟他拍個合影,結果換了五個拍攝角度都不行,因為他的臉只有我一半大。那時候我比現在還重30斤,受了好大的打擊。
我媽非常反對我減肥,她說當老闆就是要胖一點。可能在她那個年代,大家喫不太飽,通常老闆要胖一點。可現在不是了,自律的那個人,纔是最有錢的。瘦是一種自律和對自我要求高的表現。
《中國企業家》:一個人對自己的祝福有很多種。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企業家祝願自己成為世界首富。你為什麼在年會上說要「成為世界首富」?
俞浩:年會是個娛樂環節,有點像脫口秀,逗大家樂一樂,結果很多人只記得「世界首富」。
其次,為什麼我會說「首富」這個詞,是因為在今天,所謂「世界首富」,不再代表他有多少錢。當年洛克菲勒的資產在最巔峯時也就十幾億美元。今天的「首富」,代表的是社會對他的信任,願意把剩餘資源交給他去做更大的科技創新。

俞浩 攝影:鄧攀
那次年會上的話,你可以認為一半是自我吐槽、自我消解。結果很多人只記得「世界首富」,我也講了願景、使命,用科技推動人類社會與文明的進步,但沒人記住。
《中國企業家》:一個偉大的企業,需要不斷拓寬邊界。但你現在切入的汽車、大家電、手機,都是卷得厲害的紅海。既然要拓寬邊界,為什麼偏偏選這些?
俞浩:我喜歡錶達不一樣的思考,這纔有趣,一模一樣的沒啥意思。首先,紅海理論和藍海理論早就過時了。eVTOL(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聽起來是藍海對吧?幾百家公司在做。大家電聽起來是紅海,但真正做的就三五家。我們觀念裏有些知識,是很荒謬好笑的。追覓就像個小孩子,在戳穿「皇帝的新衣」。
我不認為大家電沒有革新機會。人們總想給創新打標籤,什麼顛覆式創新、微創新,好像顛覆式就最高級。錯,這是偷懶。顛覆是由若干個連續創新積累而成的。
馬斯克搞了特斯拉,大家認為是顛覆式創新。那扯淡的,電動汽車早就有了。馬斯克只是把鉛酸電池換成鋰電池,鋰電池又是日本發明的,其實才多大點變化。
追覓就是把「N+X」拆成「N+1」的X次方,重複去做十次、二十次。你把今天的掃地機器人跟10年前的對比,壓根不是一個物種。我認為掃地機器人的革新比電動汽車大多了。今天的掃地機比起2023年,絲毫不亞於蘋果重新發明了手機。我們重新發明了掃地機,絲毫不亞於特斯拉對電動汽車的貢獻。

企業爭議:200個BU與N+1,邏輯是什麼?
《中國企業家》:除了汽車、家電、手機,你還設立了上百個BU,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俞浩:最主要的變化是,AI來了。人類生產力我篤信它會提高100倍。
造模型要花很多錢,而且迭代得很快。我相信用好AI更加重要,所以2021年開始我們變成了「AI驅動製造萬物」。汽車在2021年投入的,我們早就做了,只是沒對外說。
《中國企業家》:看起來,這有點像是「撒網式」投機。
俞浩:我認為是組織架構的問題。我們怎麼支撐這件事?說白了就是把它拆開。我們所有BU之間都要獨立發展,就是為了防止某一塊變成無底洞,把好業務拖垮。我不允許任何業務去拖累其他業務。
我給你算幾筆賬。我們的洗地機在中國市場最多就虧了一個億,現在做到行業第一。還比如個護,2017年成立,每年幾千萬投入,而且一直有營收,我們實際累計投入也就一個億左右,2025年全面盈利。

攝影:鄧攀
《中國企業家》:你所理解的外界對你的「誤判」,為什麼總是在你做新業務初期就會出現?
俞浩:很多人總是出發的時候,就試圖把未來所有場景、路線設想好,我沒有這樣的執着。為什麼大家一提做手機跟做汽車是危險的?因為越是有經驗的人,越要在決定做之前,把怎麼做想好了。可事實上,做手機是持續十年、二十年的過程,你有足夠的時間去想你怎麼取勝。
《中國企業家》:在個別案例中,你這套模型可以成立。但當「N+1」的這個N進入到複雜度更高的領域時,我覺得是很難成立的。
俞浩:完全一樣。
《中國企業家》:造車的複雜度,應該是造掃地機器人的好幾百倍吧。
俞浩:其實沒那麼大差距,今天掃地機大概1000個零件,汽車1萬個零件,差一個數量級而已。我們太容易低估掃地機器人了,你知道我們的掃地機器人打過多少仗?我們有兩個品牌,追覓跟MOVA,都在堅持高端,佔領了全球高端市場超過50%的份額。汽車有幾家能做到這樣的市場佔有率?有幾家是盈利的?
《中國企業家》:但汽車的N比掃地機器人的N大太多了,N越大,想把它提煉出來不就越難嗎?
俞浩:我覺得不會。N不是反映零件數,而是當下全球市場的技術水平、供應鏈水平。今天中國供應鏈之強大,中國各家汽車廠之間有什麼區別?電池都是寧德時代的,核心是「+1」的東西,N只要資源夠就行了。我不擔心汽車。像小米造車,一共花了大概170億就盈利了。
《中國企業家》:你成立一個事業部的標準是什麼?
俞浩:我們想做就成立。如果是團隊發起的,我會幫他判斷一下基本商業邏輯對不對。
大的一些事業部是我自上而下發起的。有些是團隊發起的,比如智能戒指就是他們想做,這些其實我不太感興趣,但他們商業邏輯可以閉環,團隊也有信心,那就支持他們做。

來時路:5萬塊錢、三天沒喫飯和一場生死戰
《中國企業家》:你的表達方式「狂」,跟你小時候的經歷有關嗎?你成長在什麼樣的環境?
俞浩:我家條件非常差,是村裏最窮的。起因是我爸去上海做魚貨生意,他眼光不好,1995年左右虧了5萬塊。一直到我上大學,這筆錢都沒能還上,欠着債,再也借不到錢,他一輩子就只能打零工了。
後來我爸賣豬頭肉。早上4點起床,騎到鎮上批發三個豬頭,回來理毛、劈骨、下鍋,忙到下午再騎車沿街叫賣,到晚上8點。他就一輛自行車,鐵箱子50斤,加上肉100多斤,每天掙100塊,365天幾乎全年無休。我們家還沒有冰箱,因此每天只能賣三個豬頭,否則賣不掉的話沒地方放。
一個冰箱、一輛電瓶車、一個鋪面,這些原始積累的坎,他永遠跨不過去。所以你能理解我為什麼說一個人從0開始,在15年內做到世界首富,纔是社會巨大進步。因為我知道原始積累有多難。
《中國企業家》:你小時候幫家裏幹活嗎?
俞浩:豬頭肉的活兒沒幹,地裏農活會幫,我家有兩畝七分地。我家那時候窮到什麼程度?房子雖然是樓房,但蓋到一半沒錢了,磚瓦是裸露的,牆壁裏全是老鼠,睡覺能聽到它們嗑花生的聲音。下雨漏雨,風一吹窗戶晃,台風來都擔心房子倒掉。
直到小學五年級我家才通上電,我就自己在牆上裝電線,設計了一兩個開關控制電路。後來初中才發現,那叫單刀雙擲開關,而且我的方案比標準答案更省電線。
《中國企業家》:父母對你的性格有什麼影響?
俞浩:我爸性格很直爽,沒什麼真心朋友,全是酒肉朋友。我說這也是個本事,挺好的。我媽就啥事都往心裏想,她就完全沒有酒肉朋友。
我希望他倆結合一下,我跟人相處的時候希望輕鬆一點,酒肉朋友多一點。內裏希望像我媽那樣,考慮長遠的事情。
《中國企業家》:你動手能力這麼強,小時候有什麼愛好?
俞浩:我小時候沒有玩具,我的玩具都是我自己做的。有一次下雪,忽然看到了一個滑雪板,我就自己做滑雪板。上小學時,我又做了四驅車,自己繞線圈,自己造方程式賽車。輪子用最小的直徑,電機是縫紉機的電機。
我沒見過F1的方向盤,就設計成了一個橫的加兩個豎的方杆。我還做電動船,在馬達上繞線圈,還模擬過水泥修路,把蘆葦削成一根一根紮成鋼筋,再把泥土混成混凝土,搭骨架。
我整個小學6年只喫過兩次零食。一次是我爸給我帶了4包「閒趣」牌餅乾,2塊錢一包。規定一天可以喫一包,我拎起一包就要去學校分給同學。還有一次是帶了4個鴨梨,我帶了一把尺,用那個尺把梨分給我隔壁的一個鄰居喫。
但別人問我喫了什麼,我都害羞個半天。但我有大把時間,特別是到了初中,讀了大量人物傳記。我是在福特、愛迪生、萊特兄弟的故事裏長大的,這些人像是我精神上的鄰居,我很嚮往他們的故事。
我性格其實是深度內向的「i人」。不是因為我做這些沒有朋友,是因為我沒有朋友才做這些。我跟村裏的大部分人玩不太到一塊去。

攝影:鄧攀
《中國企業家》:你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吧?
俞浩:我學習非常好,是超越常人的好。我幼兒園只上過一個月,嫌老師教太慢。5歲時算數,就把一個比我大5歲的表兄算哭了。後來我被調到鎮上的中心小學,為了代表鎮裏去市裏參加比賽。
但我性格確實偏內向。到高中,錄取通知書上寫,要帶飯盒和1680元學費。報到那天,我媽都沒準備。又去借,只湊了幾百塊。飯盒也沒有,我也不知道去哪買,外面找了一圈也沒找到。
其實食堂已經有餐盤了,錄取通知書的要求過時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敢問,硬生生在宿舍餓了三天沒喫飯。不是愛面子,就是害羞,有自卑心理。我最希望所有人穿校服,因為校服是我最好的衣服。
《中國企業家》:你後來的保送經歷也很受人關注。
俞浩:我先是被保送到市重點高中,上了實驗班。全市大概兩個班,一共100個人。我剛去時,排班裏第45名。第一次月考,就大概第15名了,到期中考試大概到第5名。到期末考試成了第1名,到畢業都是第1名。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我在所有的環境中,其實資源都很稀缺。我在鎮上的學校接觸不到市裏的教育資源。等我接觸到了,馬上就會考到第1名。所以我創業加入小米生態鏈時,一開始也是最後一名。三年後我就能做到銷售第1名,給我點陽光我就燦爛。
《中國企業家》:保送清華以後,你又做了些什麼?
俞浩:我其實有很長時間,考慮不去清華了,想直接創業。
我們鎮上有大量企業做電刷,就是電機的一個零部件。我就騎自行車去找,給他們打電話說我們要怎麼合作。對方接我電話,也聽不清這是誰要幹什麼,直到見面看到一個人騎着自行車來,特別搞笑。
其實我非常內向,打算創業前,那個電話就擺在那裏,我半個小時都撥不出那個號碼。但我很會逼自己,我會想,是從這個樓上跳下去痛苦,還是打那個電話痛苦?用那個方法倒逼撥通那個電話。
《中國企業家》:到清華以後就如魚得水了嗎?
俞浩:頭一兩年還是非常痛苦,我一直在找生命的意義。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時刻,就是大一末,我騎自行車在學校裏轉,走到朱自清寫《荷塘月色》的湖下面,對着一棵樹。
我好痛苦,我想我要是這棵樹就好了,就不會像人這樣痛苦。
後來我又想,樹沒有能力反抗,它連被砍了都無法反抗。我跟樹最大的區別就是:我有行動能力。從那以後,對一切問題,我都能變成行動。從那以後,我也不玩遊戲了。打遊戲是為了體驗,我要求自己,要獲得現實生活中生命體驗的樂趣,超過在遊戲中的體驗。
所以我大學做了很多事。我本來比較內向,就強行讓自己去競選學院學生會主席,後來還去校會當了副主席。之後,我又創建了「天空工場」,有13個院系的人加入。我們社團門口寫着:你已經進入天空工場,請你忘掉平庸,忘掉低效,進入挑戰極致的世界。

清華大學天空工場時期的俞浩。來源:受訪者
我去學了清華很多學科:生物芯片、深度學習、軟件架構,甚至《資本論》。清華的好處是任何學科,都是最頂尖的老師。我還學了跳水,教我們跳水的是教郭晶晶、伏明霞的教練。
我還學了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用物理學去理解生物學。學混沌、分形、湍流。雖然我學的流體學中有湍流科目,我們老師不太重視這個方向,我就自己去學。我去北大找陳飛教授去研究冪次律。冪次律本身是一個流體學概念,對我今天理解社會也有巨大幫助。

談創業試水:四年抑鬱、光膀子搞設計
《中國企業家》:聽說你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創業不太順利?
俞浩:2011年我開始做Colorwork,是一個協同工具,有點像飛書加LinkedIn。賺不到錢。我迷信自己什麼都要會,花了好幾個月,把所有代碼自己寫一遍。後來一想,這不是CEO該乾的事。

俞浩首個創業項目Colorwork產品界面。來源:受訪者
那時候我就認識了字節的人,兩邊工程師坐在一起,我看不上他們,感覺土巴巴的。他們團隊50個人左右,我覺得大家都去做娛樂,我去搞一個工作系統,纔是一個足夠大的事情,是像Google那麼大的事情,要不然我也得去製造汽車、火箭。
《中國企業家》:2011年到2015年,正是移動互聯網大發展,你卻要去做硬件,判斷邏輯是什麼?
俞浩:第一,我本身更擅長做硬科技和硬件。第二,移動互聯網已經被加了「移動」兩個字,算一個細分品類。那時候我還總想着做特別大的事情,不願意開發任何App。
我覺得我們受清華教育,要入主流、上大舞台、做大事,做個比蘋果更小的公司那怎麼行?一個App不就是在蘋果手機上給人開發個軟件嗎?那怎麼行呢?
《中國企業家》:你沒想過去大廠上班嗎?
俞浩:有過一秒鐘吧,但一秒被否定掉了,雖然心裏有點恐慌。因為一旦選擇創業了,意味着從那以後開始,我不可能在某一項技術上搞得絕對尖端。創業也有可能會讓我丟掉飯碗,有一點點恐慌。
《中國企業家》:你當時那麼小一個團隊,怎麼攻克10萬轉電機的?
俞浩:當時戴森已經做到10萬轉,國內大部分公司只能做到2萬轉。主要有三點。
第一是團隊構成。原來傳統電機團隊大部分是和製造相關的人才。我們組建的團隊一半是清華的,一半是有行業經驗的。當時電機已經是一個模組,不是單獨的機械問題,有結構、電子、算法、流道風道模擬,是個複雜系統。
第二,我小時候的物理直覺起了非常大的幫助。有40個方案的時候,我可以迅速不需要做實驗,排除掉38個方案,只驗證那兩個就可以了。如果我做工程師,我依然可以是個頂級工程師。
第三,中國供應鏈產業鏈在那時已經做好了準備,但其他人沒意識到。我們是率先把電機這條高精度加工供應鏈跑通的。日本跟德國軸承精度高,而我們率先在中國做起了軸承線。所以,也是我們的工業基礎到了。
《中國企業家》:剛創業的時候你也有過一段光膀子幹活的經歷?
俞浩:2015年5月,我們開始在嘉定做硬件,有個供應鏈朋友給了我一間廠房。廠房沒空調,夏天39度,廠房被曬得更熱。大家就光着膀子幹活,光着膀子搞設計。我朋友罵我:見過各種考驗團隊的辦法,沒見過用高溫考驗的。
那幾年我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原來是想着一定要做出比蘋果更偉大的項目,後來想的是,為了能活,做什麼都行,給代駕的滑板車都做過。因為代駕每個城市有個群,你在群裏做銷售就行,不需要花營銷費。我也會接外面的研發項目掙錢,這兩年,我們用剩餘的錢養出了高速數字馬達。
但從2013年到2017年,我有接近四年的抑鬱狀態。自測中度抑鬱,去醫院開了藥,喫了一片,醒的時候昏昏沉沉,就再也沒喫了,後來全靠硬扛。但硬扛對我的智力應該造成了物理性損傷,不然我會反應更敏銳一些。
那是最苦的時候,但也是真正打基礎的時候。從高中開始,我就強行給自己規定,每周必須想出一個新的想法出來。不管它對不對,每周要有一個發明。那時候還沒有工具可以檢驗這事有沒有前人發明過,但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就一直在不停地訓練自己這樣的思維。

談米鏈生存法:「你們抱怨什麼?讓我進去猥瑣發育」
《中國企業家》:後來加入了雷軍的小米生態鏈,你跟雷軍接觸的多嗎?
俞浩:不多,我其實一共只見過雷總一次,但我無數次說感謝他,比他們以為的更感謝。他真的治好了我的抑鬱症。
小米投資我們以前,高速數字馬達已經做出來了。小米問我估值,我說我要一個億。小米、順為一起投。其中有個非常好的投資人叫高雪,他說我認為你值這個錢,但小米內部有個規定,100萬美金以下的投資我可以做決定。1億估值要投資100萬以上,就要通過小米高管委員會,要見到雷軍。
我說不要,那估值就7000萬吧。小米、順為就各投了100萬美金,佔20%的股份。為什麼我不見雷總?不是不想見,因為這是我的生死錢,我不想為此增加不確定性。
我到現在還記得,接起那個電話的時候,我在上海,外面在下雨。投資人怕我不接受,但我一秒就同意了,沒帶一絲猶豫。
但從小米說要投,到真正合同簽訂的一刻,又過了半年時間,這半年是我最難熬的。不是賬上沒錢,是我沒有發展。一個每年1000萬收入的公司,跟我的理想隔了十萬八千里。它只能養活團隊,再這麼做下去團隊會散掉,大家來到這裏不是為了那點工資。
晚上我一個人開着車,在上海的外環兜圈,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入口。硬件的原始啓動需要的資金很大,我不可能融到那麼多錢。
所以加入小米之後,我好羨慕小米的那些生態公司,他只要做出好的產品就不愁賣了。對我來說,做好產品太簡單了,可我不知道怎麼賣,也沒有錢生產出來。所以小米給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我內心無比感謝。
《中國企業家》:你對小米生態鏈怎麼評價?
俞浩:我們非常向往小米生態,它就像一個大棚,是幫助成長的。裏面100多家生態公司,有點像大棚蔬菜。它只要把簾子稍微掀開一點點,讓大家競爭。
那時候很多小米生態公司抱怨小米,說你怎麼讓我們競爭?我覺得你們都幸福成這樣了,都在大棚裏,還抱怨什麼呢?什麼時候把我移植到大棚裏,我就「猥瑣」發育。
《中國企業家》:進去之後你對這種生態怎麼適應的?
俞浩:剛進去時,我們一個米家項目都沒有。前面的品類都被人做完了,我們第一款吸塵器只能上自主品牌,799元,續航一小時。結果是,小米第一次出現了生態鏈品牌賣不過自主品牌的情況。後來他們說,要不你也給米家做一款。

我一邊把爆款給米家,一邊自己趕緊研發下一代。我那時候假定,所有追覓都爆款,幾個月之後都得送給米家,這樣逼着自己往前跑。2019年我們做了5個億,米家2.5億,追覓自有品牌2.5億。
其實真正的故事比這更復雜。我還做過一款更便宜的降配版。降配版只減少20元成本,售價減少200元,結果賣不掉。但從799元往上做到1399元,增加成本可能100元,售價能增加五六百元,卻賣得很好。從那以後,我只允許往上迭代,不再允許往下迭代。人們對科技產品總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強。
《中國企業家》:當年在米鏈裏,你跟其他生態鏈企業關係怎麼樣?
俞浩:還是存在不少競爭的。因為我們做完吸塵器,小米一看,掃地機是不是也可以看看?我們馬上就做好準備了。2019年,我們拿了第一款掃地機器人的業務。後來又拿了吹風機、無葉風扇、智能垃圾桶。然後開始做滑板車,肯定影響到別人了。

攝影:鄧攀
這導致有半年時間,我立不了米家的項。
後來五源資本劉芹要投資我們,我請他幫我約一下雷總。見雷總的時候,團隊特別緊張,怕我去告狀。結果我跟雷總從第3分鐘起,全程聊高速電機、流體力學。他工程師的興奮勁兒起來了,說我們可以一起開一個以流體力學為核心的發布會。
之後半年時間裏,小米高管輪流到我們公司來。雷總在內部大會小會都提追覓,以至於每個人都覺得我跟雷總關係很好。其實我就見了那一次。因為我臉皮挺薄,不好意思老去耽誤人家。
《中國企業家》:聽說那時你要刻意保持低調?
俞浩:可以說非常低調。一群新加入小米的企業要開大會,做自我介紹。每個企業自我介紹的時候都說自己各種牛。我會說,我們就是做電機的,多的什麼都不說。
我30歲的生日,是跟昌敬(石頭科技董事長)一起過的,但他不知道。那天我去北京見小米,說石頭創始人有點時間,你可以去見一下,我立即改簽了機票。那天晚上月亮特別好,我跟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其實內心焦慮得要死。
昌敬是個很好的人,石頭也是很好的公司。但我得生存。他那時候已經三四百人,有幾十億收入了,在小米生態鏈各方面排第一。他如果想阻止我,我相信有很多辦法。
其實我倆私人關係還是不錯的,後面雖然聯繫不多。小米說讓石頭投我們一點,投500萬,佔幾個點。我怎麼可能要?這是未來的競爭對手。
我們內部開了一整晚的討論會,覺得沒辦法,小米實在讓要,就要吧。後來石頭看完說不投,我反而鬆了一口氣。
2019年,小米邀請我們去參加生態會,我也不想去。那天昌敬遲到了大概40分鐘。正好所有人自我介紹,快到我這裏時,我悄悄走掉了,我不想讓大家發現。

談「授權」:2000萬以下不審批
《中國企業家》:你之前微博、抖音都不怎麼發,為什麼這一年出現瞭如此陡峭的表達曲線?
俞浩:開始發視頻其實是我自己的一種探索。我4月17日才發了抖音第一條自拍。因為打開一看,抖音美顏這麼好看,我原來擔心自己拍太醜了。微博也是,一個周末早上9點多起來我突然開始寫。
我自己發微博,主要是為了解釋百萬億美金到底是啥。人類財富每隔20年,最高市值的公司就會提高一個數量級。我們那時剛從CES回來,我就很高興地把「追覓要成百萬億美金」發到了公司大群和朋友圈裏,結果引發了很多討論。
《中國企業家》:所以你認為自己不是刻意高調,是在被動解釋?
俞浩:也有主動的部分。我認為企業到了一個階段,影響面已經超越自身,你的合作伙伴、社會需要理解你。走到今天,追覓和我,都需要對整個社會負責,對整個社會進行交代。
《中國企業家》:追覓為什麼要到硅谷開4天的發布會?(4月27日至30日,追覓在美國硅谷舊金山藝術宮舉辦了名為DREAME NEXT的全球發布會周)
俞浩:追覓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公司,海外,包括北美,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市場。我們之前也在德國、法國、新加坡等海外很多國家開發布會,但這次在硅谷規模比較大。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國內的朋友去美國,所以被很多人拿來放大解讀。

攝影:李豔豔
你要知道,我們在過去幾年,辦發布會的成本是從5萬一場,逐漸升到20萬一場、50萬一場、100萬一場,逐步積累了做大規模發布會的能力,現在才能做硅谷發布會。而且我們哪怕在5萬元一場的時候,內部的要求也是ROI>10,這是我們成長必經的過程和結果。
至於硅谷發布會為什麼要開四天?很簡單,因為追覓旗下的BU比較多,而且我們希望可以給每一個品類足夠的時間展示。就像小米發布會越來越長,講汽車的話,留給手機、大家電的時間很少。追覓要求每個事業部的展示時間不得減少,把大家並在一起開,也是為了減少差旅費。
如果非得說貼硅谷標籤,是因為大家相信硅谷敘事。我們的技術與產品,已經成為行業裏最好的,可以選擇一個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場合面向全球發布,僅此而已。
《中國企業家》:你有一個觀念叫「用試錯來代替規劃」。到現在為止,你成本最大的試錯是什麼?
俞浩:我們從不讓一個業務無底線地燒錢。內部有個原則叫「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不同階段,我會規定不同的錯誤上限。最早單次不超過20萬,現在單次不超過2000萬。
《中國企業家》:意思是2000萬元以下的事你可以不審批嗎?
俞浩:追覓成立至今,沒有一個流程必須經過我簽字完才能推行下去。但團隊慢慢形成一個默契:越是這樣的,他們越把這個錢當成自己的。
有時候經常我說花花花,他們心裏沒底,問我這筆錢到底該花5000萬還是一個億。我會跟他們一起分析,但真正需要我審批的事,沒有。
比如我什麼時候知道張凌赫是我們代言人的,是在朋友圈裏。我說我們怎麼又多了個代言人,這誰啊?小夥子不錯。
《中國企業家》:2000萬這個數字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俞浩:因為我在思考企業家精力問題。為什麼很多企業到了後面一把手累得要死,團隊又沒有作為。一把手想放手,放手又一團亂?請問邊界在哪裏?很好解答,規定一個數就好了,這個數隨着發展去變化。
2019年,追覓吹風機的每一條輪廓線都是我自己定的。因為那時候我只有幾百萬,我就盯到2000塊。一條線影響我們賣不好了,可能就會決定生死。後來我們有幾十億了,我就把2000塊錢變成了20萬。到今天,我得假定我已經有幾千億了,那我能夠看到2000萬的事,已經很厲害了,對不對?
但大部分CEO沒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數字,什麼都要簽字,一年裏有半年都在簽字,公司他也弄不明白。
《中國企業家》:企業家要籤很多字,本身沒有對錯,還是看公司發展情況怎麼樣。
俞浩:他們決策過於集中,假如你有2000億,事實上需要你決策、你能管的大方向不超過10個。比如做電池是新能源未來10年的大方向,好多有2000億的老闆,就一股腦地撲向了電池。因為能容納2000億的賽道,就那麼幾個。
追覓是建立了一套分級授權機制,這纔是為什麼假定我有幾千億,我依然能管到2000萬。這個模型的參數一直在調整,因此我們能發現無數細分的品類。
《中國企業家》:但你還沒有幾千億,就追覓這個規模來說,2000萬還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風險是你能承受的嗎?正常的財務流程,你還是要過手吧?
俞浩:不經過我。我怎麼能浪費時間在流程上呢?不可能。我覺得我至少承擔十個億、幾十個億風險,都不是事。但我是非常保守的人,我依然把2000萬作為條件。
《中國企業家》:那到底什麼事,才一定需要你來簽字呢?
俞浩:法律法規需要。首先你要假定,你的團隊是可以相信還是不可以相信的,這是一個基礎哲學。我假定每個人是可信的,它有幾個前提。第一,追覓對所有的貪腐極嚴,一旦發現任何苗頭的貪腐,國家法律怎麼規定就怎麼處理。
第二,我要保證追覓的核心成員過得好,這樣他們貪腐的概率就會很低。但如果碰了,就別指望我念舊情。在這樣的系統下,我認為內部的人都是可信的。
基於可信之下,我一切就都變得很輕鬆了。他對這筆錢花得有沒有信心?有就通過。他們會更多把我當成一個導師、教練,而不是讓我變成運動員。

談管理:如何管理5萬人?
《中國企業家》:追覓現在有多少人了?2022年的時候,你們員工應該有過一次激增。
俞浩:追覓有超過5萬名員工,其中研發和管理超過2.3萬人。我們幾乎每年人數都會翻一番。我們2025年從1萬人變為2萬人。2026年會增長得稍微多一點,員工規模會跟收入增長相匹配。
《中國企業家》:這樣的團隊激增,對你來說管理上會有什麼挑戰?
俞浩:沒有挑戰,越來越輕鬆。
《中國企業家》:這一點我覺得你過於理想化了,員工有什麼事纔會找你?
俞浩:是我去騷擾他們,要不然我躺那睡一個月,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他們自己決策,他們是主人啊。
《中國企業家》:但在股權上,他們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主人」,和創業者還是有差別的。
俞浩:最重要的是,事能不能做成,成功了老闆會不會虧待大家,就這兩條。
《中國企業家》:從法律風險上BU可以隔離,但敘事上BU要共享追覓和你的IP,完全意義上的隔離是做不到的。
俞浩:所以我們追求最大限度的隔離。我們採用多品牌,BU也有獨立品牌。品牌一定程度上也是隔離的,但的確像你說的,做不到完全。
《中國企業家》:用這種方式來管理一個幾萬人的公司真的可以嗎?我比較懷疑。
俞浩:太可以了。因為我有200多個公司,那些CEO比我負責多了,他們把着事呢。我今天員工要發福利,發的錢還是各個BU自己賺的錢。
《中國企業家》:是否有員工不認同你的管理方式?
俞浩:有的話我心裏還安全一點,但我不會為此去改變策略。
《中國企業家》:你把公司管理基石定義為「愛與信任」,這聽起來很理想主義。
俞浩:好多年前,有個人問,你媽媽是怎麼培養你的?我頓時愣住了。她沒培養我,但她就是無條件相信我。
高中的時候,我有一次犯錯誤,老師叫媽媽過來。一般媽媽見完之後,肯定會想揍死他吧。我媽媽還擔心我,說你沒嚇着吧?這好像是個不合格的家長,但這件事激勵了我,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我一定要上清華。
後來,我發現愛與信任是非常大的動力,從那以後,我就把公司管理基石定義為愛與信任。
《中國企業家》:你發黃金、發紅包、請全員喫夜宵,都是臨時起意嗎?
俞浩:有一次晚上,11點多了,忽然好想喫夜宵。我就在群裏說,請大家喫夜宵吧,花了500萬請全員喫夜宵,完全憑感覺。
我可能那一天感覺員工做得很好,就想給他漲2萬。有一天我心情挺好,拉了接近10個、20個群,給員工漲薪。拉完一數,10分鐘,又給我花出去幾千萬。但末位10%的淘汰還是要做的,這是冷酷的數學部分。

2024年5月27日23:07,俞浩在公司群裏說想請大家喫夜宵。來源:受訪者
《中國企業家》:你說過,一秒鐘可以把股份全部分給員工。你真的這麼想?
俞浩:等有一天我想明白了,一秒鐘可以全部分給員工。胖東來不是把40億分給大家了嗎?我非常認可,我也一定會這麼做。
我腦子已經無數次腦補過,回家種地的場景。我羨慕華盛頓解甲歸田,回到自己的莊園去騎馬。我覺得我最後一定是過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然錢是一個累贅。

談「資金來源」:我們有比較多的危機感
《中國企業家》:那我們就來談談錢吧,你現在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哪裏?
俞浩:自有資金、經營利潤,還有基金。
《中國企業家》:基金應該更像CVC吧?
俞浩:跟一般的CVC不一樣。追覓實際上是作為產業方,與新銳管理機構以及各地政府合作,設立了多個產業基金。
我們自己作為產業方,在產業鏈深度上比較有優勢。我們在合作的產業基金投資的一些領域,上游軟硬件、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等方向上,有完整的產業認知和項目儲備。
《中國企業家》:你們在產能落地上具體是怎麼佈局的?
俞浩:我們的項目落地能力很成熟。在高速增長、已經成熟的業務,如掃地機、洗地機等,也是有新增產能落地需求的,比如與紹興合作的掃地機器人生產基地。同時,那些孵化的項目,也有生產製造落地需求,比如我們的割草機項目,是和蘇州吳中在合作。這些與地方政府產業鏈補強的招商訴求,是高度契合的。

追覓掃地機器人紹興生產基地內,工人正在組裝產品。來源:受訪者
《中國企業家》:你似乎一直對孖展比較擅長,這方面是如何思考和決策的?
俞浩:因為我們有比較多的危機感。2021年,資本市場特別好,海外需求激增,我們的估值被拉高。但我覺得不對,還是準備過冬吧。我5月份啓動孖展,見了12家機構,9月30號完成打款,10月15號二級市場就開始轉冷,晚一周可能都交付不了。

談創新:天天把第一性原理掛在嘴邊的,多數是掛羊頭賣狗肉
《中國企業家》:你說過「大部分人考慮的是現象,我思考的是規律」。能否展開講一下?
俞浩:追覓走到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戰略選擇能力。
我小時候給我媽出主意。那時候村裏種棉花還是種大豆,我跟我媽說,反着種就行。別人家種棉花,我們就種大豆,別人家種大豆,我們就種棉花。本質是稀缺性,你應該種更稀缺那個。我媽照做了,果然有效果。
創業也要反着來,不然你的策略收益就很低。大部分人討論的是現象,我們每每討論的是規律。
《中國企業家》:你總愛講第一性原理,你理解的第一性原理是什麼?
俞浩:那些天天掛在嘴邊的「第一性原理」,大多是掛羊頭賣狗肉。馬斯克說人是靠視覺的,所以汽車只用視覺,這叫第一性原理?放屁。他創業時雷達幾十萬美元一個,他用不起。他要是有禾賽的能力,他一定會說雷達是第一性原理。
他沒意識到雷達能從幾十萬降到2000塊,然後覺得這是第一性原理,這不搞笑嗎?
所以我們2017年做掃地機器人時,雷達和視覺一起做。一顆雷達大概120塊錢,一個攝像頭芯片30塊。可處理視覺所需要的處理器規模更大,處理器和內存上要多增加200塊。在掃地機上用視覺不僅不便宜,而且更貴。但視覺是被動信號,雷達是主動信號,數據要精準得多。

在追覓科技園區測試的追覓割草機器人。攝影:鄧攀
《中國企業家》:沿着這個問題說,那你對創新本質的理解是什麼?
俞浩:我2019年去過舊金山的禪修中心,就是喬布斯去過的那個。走進去看到:一個日式建築讓我們做禪修,出來一個住持是個老外,那個寺的名字是個中文名字。那一刻,我覺得荒謬極了。
但我也開始意識到,創新其實就是把東西mix到一起。你看喬布斯做iPhone,把歐洲的設計、日本的工匠精神、高精度工藝,和美國的創新科技結合在一起。他很早就做禪修,從日本的索尼獲得了很多經驗。
當時在硅谷往山上開車的時候,發現手機逐漸沒信號了。你就立刻理解了為什麼馬斯克要做星鏈,因為他在南非出生,大學在加拿大,地廣人稀,那可不就覺得星鏈是第一性原理嗎。
但馬斯克缺少精細加工的品位。你去看他的經歷,沒有日本、歐洲的東西,所以他的車糙得一塌糊塗。大家認為蘋果代表手機,特斯拉代表汽車,我認為特斯拉代表不了。如果我們能把精細加工這部分做好,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中國企業家》:創新mix的尺度該怎麼把握,怎麼定義是mix還是大雜燴?
俞浩:規律是可知的,mix的規律是確定的。但你到底mix了什麼,消費者要認。
這也是為什麼我從去年開始,車一直在上測試。我可以冒着被說「抄襲布加迪」的風險,本質是因為他現在看到的和最後生產的那輛,根本不是一輛車。但通過這種方式,我能看到消費者的反饋,理解他們到底喜歡什麼。我們會不斷調整,直到他們都覺得好看、厲害、有點真東西。代價是我得提前開放信息,但這就是「世界不可知」的落地方法。
《中國企業家》:創新太非主流了,風險也會增加吧?
俞浩:所以我們經常兩種方案都做。沒有哪種是絕對好的,要看工程問題怎麼解決。
但這個思辨過程,讓我們不迷信世界上只有硅谷的唯一答案。我也不覺得我是唯一答案,我也有可能錯,所以我們都做。那些盲目相信馬斯克一定對的人,纔是狂妄的。
《中國企業家》:所以你欣賞什麼樣的企業家?
俞浩:之前我就說過,山姆·阿爾特曼不如馬斯克,馬斯克不如喬布斯。
最直觀的表現是經營。馬斯克的這些業務,我懷疑加起來也沒掙過錢。SpaceX去年大概虧了200億美元。特斯拉歷史上沒掙多少錢,利潤還在下滑。我們總是給他找很多理由,說他想做人形機器人,要做芯片,不做汽車了。都是扯淡,競爭得過,他一定會繼續做的,就是競爭不過。
《中國企業家》:我發現你對有願景但是掙不到錢的公司,總是心存懷疑的。
俞浩:是的。市場有兩種投票,市值是對未來的投票,掙錢是對企業交付產品對不對的投票。如果不掙錢,就表明你是錯的。掙錢能力是一種交付,是這個組織經營結果的表現。

談理想與現實:小王子、星空與墓誌銘
《中國企業家》:很長一段日子,你的微信頭像都是小王子。這是為什麼?
俞浩:小王子是我內心非常純粹的一個追求。我抗拒虛僞,無論主觀虛僞,還是人人虛僞而不自知。我希望尋找世界的真相,可能這也是很多人猜測我是「富二代」的理由之一。我的內心沒有對世界的仇恨。
我伯父家裏曾經也很窮。但我很小的時候就跟他說,「總有太陽從我們家門前經過的時候。」我上初中的時候還有同學給我家實名捐過款,一般這會讓孩子有自卑心理,但我沒有。同學們都非常喜歡我,非常寵我。上初三的時候,還有同學幫我洗衣服,你可以用「寵愛」來理解。
後來再難,也難不過小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現在的努力,對不起當時的自己。如果我當時是那個小孩,我想好好疼愛他。
《中國企業家》:你是個容易動情的人嗎?什麼時候你會哭?
俞浩:基本都是被感動的。比如我們的汽車項目叫「星空計劃」,其實在2011年就定下來了。那時候中國有霧霾,我們想,每造一輛新能源車就命名天上一個星座。等把星星造完了,天氣應該好了。

俞浩在清華大學期間研究自動駕駛汽車,項目名稱是「skyMove(星空計劃)」。來源:受訪者
還有一個叫「星野」,跨越山海,為你而來。有段時間有點委屈,但你想到翻山越嶺、穿過隧道,天上掛滿星星,微風和煦,陽光撲面……你知道就是為了那一刻。
通常等到了那一刻的時候,我已經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了。摩西最終也沒到達應許之地,他想象帶大家到那裏,已經是最大的犒賞。等真到了,他就該跟衆人告別了。
《中國企業家》:你說要把股份都給員工,所以你欣賞胖東來的於東來嗎?
俞浩:你猜?我去年唯一一次去許昌,就是為了胖東來。我們跟胖東來的很多東西,表面上用詞相反,內裏確實高度一致。胖東來的員工是以一線銷服為主,我們主要是研發人員為主。
《中國企業家》:你是因為認同他「快樂做事」的觀念?
俞浩:我認同的是企業。首先,企業賺到錢分給員工,包括他退休了要把公司的錢分給員工,這個我非常認可。第二,要對用戶、客戶好。
第三,他對員工有很多教育,但他跟追覓不一樣,追覓更偏啓發式。胖東來內部要學習胖東來語錄,我們不能這樣。動不動往牆上貼語錄,員工會反感。追覓的教育都是我在漫不經心地分享朋友圈,有點像TED。
另外講個細節,是我到現場才感受到的,別人買魚擔心裏面有激素,但胖東來所有的魚進貨回來後,先在外面一個池子養14天。14天之後,體內的添加劑就排掉了。魚會稍微瘦一點點,但賣得比外面貴10%。也就是說,他加了一個「排出添加劑」的動作,多賣10%。追覓N+1乾的就是這個事,只不過我們是加在科技參數上。
《中國企業家》:你現在最恐懼的是什麼?
俞浩:有段時間我甚至猶豫要不要讓員工成長慢一點。但兩周之後,猛然驚醒。我給朋友打電話,講着講着都有點要哭了。
我說我最擔心的是自己變了。如果我變成不是那個我了,那纔是可怕的。兩周後,我把思維切換過來,我要培養更多的人。善良是一種選擇。
《中國企業家》:你在年會上說希望大家財務自由,這是場面話嗎?
俞浩:我在年會上說「希望若干年後能成為世界首富」,後來還有第二句:追覓的同學們和朋友們都能財務自由。我永遠不會忘了他們。
《中國企業家》:你在社交媒體上愛罵人,看起來情緒很飽滿,是在刻意打造「活人感」的人設嗎?
俞浩:哪有什麼人設,我只是為了讓自己不累。我做這麼多項目,今天討論算法,明天討論發動機,都隔着老遠。如果每一個形象都要包裝和演,我得累成什麼樣?但是我發現,只要去接觸別人,他們接觸到我真實的一面,都是喜歡我的,那我就更不需要演了。
如果我假裝溫良恭儉讓,哪天內部批評員工的視頻傳出去,大家發現,哦,原來他是個這樣的人,那纔是人設崩塌。經常讓自己「小崩」一下挺好的,不會出現大的系統風險。你不犯錯,怎麼知道邊界在哪裏?
《中國企業家》:你的朋友圈和微博,特別愛用感嘆號,幾乎每句話都用。是有什麼用意嗎?
俞浩:我一不小心就會控制不住passion,這其實是會消耗我自己的。但我為什麼經常凌晨一點、兩點,想到了就發?因為你到第二天就寫不出那個句子了。只有那個點情緒最濃烈,濃烈了就要發。
當你管理一個企業時,你渾身每個毛孔都在傳達你到底在意什麼,所以你要珍惜這樣的情緒。那些結尾是「句號」的句子我也不用發,太婆婆媽媽了。一定是感情非常濃烈到打歎號的,我纔會發。
《中國企業家》: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一個「狂妄」的人?
俞浩:我到現在都在跟所有人不停解釋,追覓是什麼、要做什麼,所以表現出來可能有點高調。網絡上很多人只是通過一些剪輯、片段來知道我,從而評價我。
《中國企業家》:你一直對生死有很多考慮。你想過離開的時候,墓誌銘上寫什麼嗎?
俞浩:上大學時我就想得很清楚:這裏留下了一串探索者的足跡。
我想象如果人類真的有天堂,我希望天堂裏有一個鄉村花園,裏面住着愛迪生、牛頓、福特、愛因斯坦這些人。我能跟他們成為鄰居,也不需要幹啥,就在路上一起散個步,這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追求。
責任編輯: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