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第八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
2026年5月27日，由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SAGE）、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聯合主辦的「第八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在線上播出。
與會嘉賓包括哈佛大學亞當斯講席教授、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裏克·馬斯金；歷史學家、哲學家、《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經濟科學》主編董志勇；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鄭江淮；東南大學特聘教授、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邱斌；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李濤；內蒙古財經大學副校長張志明；河南師範大學副校長楊玉珍；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樊士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院長、《政府與市場經濟研究》主編李稻葵；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研究所聯席所長劉培林。清華大學副校長王宏偉發表致辭，會議由清華大學ACCEPT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厲克奧博主持。
王宏偉指出，ACCEPT研究院成立八年以來，在建設基於中國經濟實踐並具有國際普遍適用性的自主知識體系方面持續發力，產出一批有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成立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創辦了英文國際學術期刊，2025年創辦的中文期刊，已收錄三位諾貝爾獎學者成果，期刊引用率短時間攀升迅速。他希望研究院把握歷史機遇，以服務國家為使命，堅持開展國際影響力研究、打造國際學術高地、提升國際話語權，成為中國經濟學改革引領者，合力推動清華大學成為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一面旗幟。
李稻葵在會上介紹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學科進展與未來方向。他指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根本任務，是把政府這一現代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納入經濟學分析體系，研究政府行為及其背後的激勵機制，從而真正落實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他特別強調，學科比學派更有生命力。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之所以具有學科意義，是因為它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建構和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能夠把中國經濟實踐中的經驗轉化為具有國際解釋力的理論貢獻，並進一步在國際推廣。在研究方法上，他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應堅持案例、理論和統計「三位一體」的研究範式。
在人工智能時代議題上，李稻葵認為，AI不僅提升了經濟學研究能力，也提出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必須回應的重大問題。人工智能正在逐漸形成「硅基社會」。人類不僅要研究AI如何影響經濟運行，更要研究硅基社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硅基社會內部的行為規則、制度安排和治理機制。基於此，他建議設立兼具發展與治理職能的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委員會，由學者、企業家和政府部門共同參與，並具備明確使命、專業能力和監管權威，以推動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之間形成有效平衡。
埃裏克·馬斯金圍繞人工智能革命的社會影響與治理架構展開論述。他認為，AI相較既往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革命，擴散速度更快、影響範圍更廣，幾乎將觸及所有社會領域與就業部門。一方面，AI能夠替代大量常規性、重複性乃至部分腦力勞動；另一方面，也帶來諸如就業替代、深度僞造、自主性增強後可能失去控制的深度危機。
在治理邏輯上，馬斯金強調，對AI運行機制及其社會影響的研究具有公共品屬性，私人部門可能因收益外溢而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研究資助與制度激勵。他進一步主張，應將機制設計原則應用於AI治理機構建設，通過合理配置權責、專業能力與激勵約束，確保機構既能促進AI發展，又能有效防範技術濫用。相較於高度獨立且目標明確的聯儲局模式，他更傾向於財政部式的專門AI部門。
鄭江淮教授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應用開發為導向的發展階段，到基礎研究導向發展階段。但當下投入結構嚴重失衡，全國研發經費佔比非常低。在區域層面，有科技創新的投入產出錯配問題，東部研發經費佔比下降，發明專利授權佔比上升；西部研發經費投入佔比上升，發明專利授權反而下降。高校作為創新鏈上游部門，基礎研究與供給脫鉤，下游低水平重複競爭，成果轉化率非常低。地方政府偏好於在開發研究上投入更多，因為能帶來GDP和政績。
基礎研究有雙重外部性。一是「非對稱的橫向空間外部性」，基礎研究知識溢出強度與區域間創新差距呈U型關係，中西部實際創新能力比較弱，即使研發投入佔比上升，創新產出反而被東部地區虹吸了；二是「縱向環節外部性」，上游環節作為基礎研究部門，並不能獲得所有的收益。橫向外部性和縱向外部性的疊加，導致了關鍵核心技術供給不足，最後導致關鍵技術被卡脖子。應對方式在於搞新型舉國體制，該體制應為內生性，就是要克服整個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一是縱向整合，把整個環節外部性內生化。增加對現有的基礎研究主體研發投入，把基礎研究的廣度充分覆蓋，體制上有制度創新，當基礎研究投入足夠多，覆蓋面主體足夠廣，就可以淡化外部性影響；二是橫向統籌，把跨區域和跨主體空間外部性內生化，靠利益協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最主要的是跨地區的成長共擔和收益共享，這對央地體制關係、差別化補貼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
尤瓦爾·諾亞·赫拉利的分享圍繞「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抉擇」展開。他指出，人工智能已不再只是輔助性的工具，它已在越來越多的關鍵領域中參與並影響決策過程。從電網運行到交通系統，從金融交易到醫療服務，人工智能的自主決策正在發揮重要作用，甚至開始取代人類的決策權。他強調，上述決策權轉移的關鍵問題在於算法的「不透明性」：人類將涉及資源分配、機會獲取與風險判斷的各類重要決策權輕率地交給人工智能系統作出，相當於放棄了對決策過程本身的理解與控制，這不僅可能損害社會公平，還可能帶來極大的風險。
基於歷史學家的視角，他認為科技變革毋庸置疑地帶來更大的福祉，變革的負面因素往往並不在於變革本身，而在於人類適應和接納變革的過程。當社會過快地擁抱新的技術和進步，卻又缺乏有效的審查與糾錯機制的制約，就很可能在關鍵時刻釀成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人工智能的發展決不能」先上線，後治理「，要建立能夠約束人工智能系統的制度安排，確保其運行和決策過程可以被覈查、在出現問題時能夠被及時糾正，以及在關鍵領域保留人類的干預能力。
董志勇教授以「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核心視角切入，圍繞「扶貧能扶志嗎 - 從‘懶漢’問題看政府政策和個人抉擇」展開系統演講。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聚焦資源配置中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的協同互補，而貧困治理中的「懶漢」問題，正是該視角下政策設計與市場激勵如何影響個體行為選擇的典型議題，其本質關乎政府扶貧政策的干預邊界、市場機制的激勵效能，以及兩者如何共同破解個體低努力均衡的難題。
演講指出「懶漢」問題自改革開放初期延續至今，可從道德、經濟學、行為科學三個維度界定，明確其核心是個體低參與、低預期、低努力的低水平均衡，繫結構性與個體困境交織的結果，而非單純品德問題。董志勇教授運用預算約束線與無差異曲線模型，分析影響兩者的關鍵因素：前者受收益、風險、機會等變量制約，後者則與即時消費偏好、損失厭惡、社會文化機制等相關。政策應對層面，董志勇教授提出短期與長期雙重路徑：短期通過務工補貼、產業獎補等政策調整預算約束線，提高努力收益、降低參與成本，；長期聚焦「扶貧扶志」，從穩定預期、降低學習參與成本、建立責任約束與獎勵機制三方面，推動無差異曲線外移，激發內生動力。最後，通過關注 「懶漢」問題的長期性、激勵政策的長期成本收益估算、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界定，並提及僱主與僱員對薪酬-投入的預期差異實驗等問題，董志勇為後續從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視角深化該研究指明瞭方向。
在圓桌討論環節，邱斌認為，作為相關研究人員，在從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從「十五五」規劃中領會精神的同時，保持對社會中重大議題的關注同樣十分重要：如南京地鐵及都市圈的擴張、長三角與珠三角的製造業投資差異、文旅經濟、養老金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等熱點。他認為，得未來產業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得00後者得天下。要正視當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下行壓力，但也要反對西方某些觀點對中國經濟以及人口問題的惡意唱衰。
研究方法層面，雖然重回經典仍然重要，但邱斌認為傳統亞當·斯密絕對優勢、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已難以適配當下中國發展，而浙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院長黃先海提出的從中國的自主體系中獲得比較性優勢，集聚某一種要素就能從0做到最好，更能解釋當下相關產業招商引資充滿活力的現象。
李濤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研究對於現代政府治理和市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政府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關鍵參與者，政府行為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經濟運行的質量。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使政府的激勵機制更加合理，以促進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是當代經濟學研究不可忽視的一項核心課題。
在此基礎上，李濤提出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三個理解；首先是學術原創性，應立足中國實踐形成知識、理論、方法；其次是國際認可，避免封閉化發展；最後是以學科建設為核心，涵蓋科學研究、知識創新、人才培養、國際合作與文化傳承等多個維度，其中尤其應當注重對年輕一代研究人才的培養。李濤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在上述三個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是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積極貢獻。
楊玉珍從宏觀治理和區域經驗兩個層面談到了她對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理解。她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問題是經濟治理，而經濟治理的核心命題正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她認為，在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中，不同地方並非簡單呈現「政府強則市場弱」的關係，而可能出現強政府強市場、弱政府弱市場等多種組合，因此地方政府與市場活力之間的關係本身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楊玉珍教授表示，河南師範大學已較早建立政府與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希望依託這一平台，培養懂市場、懂政府、有文化、有道德自覺的學生。她邀請廣大學者到河南、到河南師範大學調研交流，從當地具有充分現實感的經濟現象中挖掘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研究議題。
張志明表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在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大有可為。與市場經濟相對發達、政府幹預相對有效的東部地區相比，邊疆地區很多政府成員對經濟學理解有限，在干預市場過程中有時不符合有為政府的要求，對市場秩序易產生負面作用，導致強政府、弱市場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在邊疆有很大的推廣空間和價值，希望該學科能夠在相關政府和高校間進行更多推廣。
張志明指出，邊疆民族地區對國家有重要意義，邊疆興則中國興，邊疆穩則中國穩，邊疆地區實現現代化，才能保證中國實現整體現代化。但邊疆地區的經濟運作規律與內陸存在差異，在經濟學分析中的前提假設條件也應與東部地區不同。他誠邀請廣大經濟學者到邊疆實地考察，了解該地區經濟運行態勢並指導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使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在該地區更好地應用，為實現現代化發揮更大更多的貢獻。
樊士德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研究高度契合經濟學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最終目標。當下勞動力從農村到城鎮，從欠發達到發達地區的流動規模巨大，趨勢愈發明顯。由於國家的精準扶貧聚焦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現階段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就有可能導致政策扶貧對象遺漏和空間上的偏差，這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考慮政府激勵機制時應重點關注的問題。同時，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城鄉融合時，也需要充分考慮農村由於勞動力外流導致人口結構畸形化所帶來的影響。
樊士德還對李稻葵將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作為學科建設的思路表示讚成，認為此舉有利於該領域的人才培養和研究深度。他同時指出，如果將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作為學科建設，需要對學科的性質、內涵、外延、邊界，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等作出清晰界定。
最後，劉培林重點從研究問題的角度闡釋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獨特性。首先，他提出當前許多年輕學者習慣於研究政府出台某項政策X之後對結果Y產生了什麼影響，實際上，還可以「前移一步」或「跳高維度」，進一步追問政府為何會出台相關政策或有無設計出更好政策的可能。從而更加深入地研究政策形成、政府激勵和制度設計本身。
其次他強調，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不僅要理解「政府」，更要理解「與」字所代表的政府、市場間互動機制。政府出台政策之後，市場主體、地方政府或其他行為者是否響應、如何響應，決定了政策能否真正發揮作用。他以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與印尼學習中國政策的案例作對比，說明同樣的政策設計在不同國家、不同地方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響應，因此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動不能被簡單抽象化處理，必須結合具體情境進行更深入的思考與剖析。
上午日程結束後，主辦方又在學術分會場通過海報展示了來自浙江工商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鄭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科技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民族大學、清華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武漢大學、胡志明開放大學、北京林業大學、長沙理工大學、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天津財經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聊城大學師生們的研究成果。
隨後，會議以「政府與發展」、「 從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和產業的發展」為主題，邀請了來自清華大學、浙江大學、遼寧大學、廈門大學、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東南大學、阿爾巴尼亞地拉那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深圳大學、美國霍華德大學、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河南師範大學、南京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論文作者在現場分享了和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相關的學術話題和焦點問題，並與現場嘉賓和與會師生進行了深入討論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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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