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中信建投期貨研究發展部　　研究員：田亞雄

　　期貨交易諮詢業務資格：證監許可〔2011〕1461號　　本報告完成時間  | 2026年6月12日

　　全球資源民族主義浪潮

　　全球資源民族主義：一股結構性浪潮，地緣博弈升級與綠色轉型需求疊加，驅動中小資源國系統性重構關鍵礦產控制權。這場浪潮並非偶發，而是具備清晰的內生動因與歷史延續性。

　　在地緣博弈升級、貿易保護抬頭的大環境下，中小經濟體政策選擇空間受限，普遍依託關鍵礦產、新能源等核心品類謀求在全球產業鏈裏提升收益分成。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具備內生動因，預計未來5—10年該趨勢仍將延續。

　　地緣博弈升級與綠色轉型需求疊加，驅動中小資源國系統性重構關鍵礦產控制權。這場浪潮並非偶發，而是具備清晰的內生動因與歷史延續性。資源民族主義並非新鮮議題，但本輪浪潮呈現出三個有別於歷史的新特徵：

　　第一，鋰、鈷、鎳、銅等戰略金屬成為新焦點——彼時爭奪的是石油，此刻爭奪的是能源轉型所需的「電池元素」；

　　第二，政策工具更加系統化，從單一出口禁令演進為涵蓋出口管控、強制本地加工、股權稀釋與國家特許權使用費的一攬子體系；

　　第三，各國政策形成示範效應，印尼的礦石禁令被讚比亞、津巴布韋、剛果金相繼模仿，拉美鋰三角國家（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也在同步推進國有化進程。

　　在地緣博弈升級、貿易保護抬頭的大環境下，中小經濟體政策選擇空間受限，普遍依託關鍵礦產、新能源等核心品類謀求在全球產業鏈裏提升收益分成。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具備內生動因，預計未來五至十年該趨勢仍將持續。印尼同時主導鎳、動力煤、棕櫚油、錫四大品類的全球供給格局，對氧化鋁、鋁土礦亦形成重要影響——這種高度集中的供給權，是其政策槓桿的根本來源。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這場浪潮在國家之間具有強烈的示範傳導效應。印尼2014年的禁礦令成功吸引了超過300億美元外資湧入鎳冶煉，使其在不到十年內躍升為全球最大鎳生鐵生產國和不鏽鋼第二大國。這一成功樣板隨即激勵了非洲多國效仿——津巴布韋於2023年頒佈鋰礦加工令，讚比亞同年收緊銅礦出口監管。在拉美，「鋰版OPEC」的構想在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之間反覆被提及。這一趨勢的內生性決定了其難以在短期內被逆轉，5年內出現系統性退潮的概率較低。

　　印尼的戰略供應地位：全球不可繞過的資源樞紐

　　印尼在此浪潮中的特殊地位，來自於其同時主導鎳（全球NPI產量超過50%，動力煤（全球貿易量約45%）、棕櫚油（全球出口超過55%）、錫四大品類的全球供給格局，並對氧化鋁、鋁土礦亦形成重要影響。這種高度集中的供給權，是其政策槓桿的根本來源。印尼資源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歷史積累的「資源詛咒」困境——擁有豐富礦產資源，卻長期扮演原料供應商角色，工業附加值留存較低。蘇哈托時代對外資的高度開放帶來了礦山開發，卻未能留下可持續的本土加工能力。2014年佐科政府上台後，將資源下游化作為國策核心，正式開啓了第一輪系統性資源民族主義政策。

　　印尼資源民族主義：政策演變與時間線

　　印尼資源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歷史積累的「資源詛咒」困境——擁有豐富礦產資源，卻長期扮演原料供應商角色，工業附加值留存較低。蘇哈托時代（1967至1998年）對外資的高度開放帶來了礦山開發，卻未能留下可持續的本土加工能力。2014年佐科政府上台後，將資源下游化作為國策核心，正式開啓了第一輪系統性資源民族主義政策。

　　從結果導向看，印尼已是全球資源民族主義迄今最成功的執行者：2014年原礦禁令落地後，外資被迫在印尼境內投資RKEF高爐和HPAL設施，僅蘇拉威西一省就湧入超過100億美元。到2024年，印尼鎳生鐵（NPI）產量佔全球比重由不足百分之五飆升至逾百分之五十，不鏽鋼年產量突破400萬噸，一躍成為中國之外的全球第二大生產國。

　　從2014年的原礦禁令到2026年的DSI修正方案——印尼資源民族主義經歷了從「被動防禦」到「主動進攻」、從單品種到全品類、從粗放管控到精細化主權運營的三次躍遷。2026年6月的政策轉向，標誌着這一進程進入了「進攻中的戰術調整」新階段——戰略方向不變，但執行強度和方式做出了重要妥協。

　　三階段政策演變：

　　第一階段（2014至2019年）以原礦出口禁令為標誌，核心目標是將外資冶煉產能引入印尼境內，屬於‘被動防禦型’政策。

　　第二階段（2020至2024年）以出口稅級差、HPM基準價機制和RKAB配額制度為代表，政策工具開始精細化，進入‘主動管理型’階段。

　　第三階段（2025年至今）則以DSI單一窗口、B50生物柴油強制令、HBA行政定價和RKAB配額大幅壓縮為特徵。

　　但在2026年6月出現了重要修正——政策從單品種擴展至全品類，從粗放管控轉向精細化主權運營，同時在執行方式上做出了重要妥協，標誌着印尼進入‘體系化進攻型（含戰術調整）’資源民族主義新周期。

　　DSI的成立與影響

　　DSI全稱為PT Danantara Sumberdaya Indonesia，是印尼政府指定的國有專屬出口實體。負責運營自然資源出口的「單一窗口」（Single Gateway）系統，核心目標是將煤炭、粗棕櫚油（CPO）和鐵合金三大戰略資源的海外銷售統一收歸國有實體管控，將「報價權」從分散的私營礦商和種植園向國家平台收攏。

　　印尼政府內部長期存在對私營出口商「低報價格、轉移利潤」的不滿——大量資源以低價出口至關聯貿易商，再通過離岸市場加價轉售，導致國家稅收和外匯收入大量流失。DSI體系的設計初衷，就是通過將出口權收歸國有平台，消除私營出口環節的信息不對稱和利潤轉移空間。印尼總統普拉博沃於5月20日在國會演講中正式宣佈成立國家出口管理局（DSI），由其統一管控關鍵資源出口。十天後的5月31日，經濟事務統籌部長艾爾朗加·哈塔託首次給出了清晰的路線圖：初期，DSI管控將集中於三大戰略出口品類——棕櫚原油（CPO）、動力煤炭和鐵合金。這三類產品在2025年為印尼貢獻了661.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480億元）的出口額。值得注意的是，鎳原礦的出口早在2020年即被全面禁止，禁令至今有效。

　　DSI出口政策將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過渡期（6月1日至12月底），出口商仍可正常出貨，但須通過海關總署的出口服務系統，以電子方式向DSI提交所有出口相關單據，包括出口貨物通知書（PEB）和交易單據等，出口關稅及相關稅費仍由出口商自行承擔。政府將在政策實施後的前三個月內進行評估，重點考察DSI推行質量認證方案的準備情況。第二階段為全面實施期，預計不晚於2027年1月1日啓動。屆時，出口商須將與海外買家的出口合同轉移至DSI，由DSI作為出口代表與外國進口商簽訂合同，並負責從交易、合同、清關、運輸到付款的完整出口流程。不過，Danantara首席執行官羅山·魯斯拉尼在5月21日表示，DSI接管不會影響已簽署的長期合同，但政府將對「明顯低於國際市場指數水平」的合同進行重新評估和審查。

　　印尼宏觀經濟壓力：政策加速的真實動因

　　普拉博沃政府的資源新政，根源在於印尼當前面臨的多重宏觀壓力。匯率貶值、財政缺口、評級下調與資本外流，構成了政策急劇轉向的真實底色。外部衝擊與內部民生壓力形成雙重夾擊，促使印尼政府加速祭出資源主權牌，以關鍵礦產出口管控換取財政彈藥與談判籌碼。當印尼盾貶值、評級受壓、財政空間收窄時，國內政治壓力恰恰為‘提取資源租金’提供了充分的政策合法性。

　　具體而言，印尼面臨四重宏觀壓力。第一重是匯率壓力——印尼盾在2025至2026年間承受顯著貶值壓力，資本外流加速使得央行干預成本持續上升。根據iFinD數據，印尼盾對美元匯率從2024年10月的約15122印尼盾/美元，一路貶值至2026年6月的約18000印尼盾/美元，累計貶值幅度超過百分之十八，創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弱水平。第二重是財政赤字——免費午餐等社會福利項目擴張疊加能源補貼負擔，使財政空間急劇收窄，政府迫切需要新增收入來源。第三重是通脹壓力——部分地區的米價已經上漲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民生壓力倒逼政府必須在資源政策上表現出強硬姿態，向國內選民證明其對資源主權的掌控能力。第四重是信用評級——國際評級機構對印尼的財政紀律和外部平衡發出警告，限制了政府的海外孖展能力，而資源出口收入恰恰是最直接的外匯來源。

　　國際評級機構對印尼財政紀律和外部平衡發出的警告，正在實質性地限制政府的海外孖展能力，而資源出口收入恰恰是最直接的外匯來源。2026年2月，穆迪（Moody‘s）率先給予印尼主權評級負面展望，理由是政策不確定性、治理薄弱和稅收惡化。2026年3月4日，惠譽（Fitch Ratings）緊隨其後，將印尼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但維持其投資級評級在BBB不變。惠譽特別指出，政策不確定性增加與可信度下降是核心原因——在決策權日益集中的背景下，政策組合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受到侵蝕。惠譽預測2026年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2.9%，高於政府設定的2.7%目標，並警告國會計劃審查的《國家財政法》可能放寬3%的赤字上限，這將嚴重削弱政策可信度。

　　DSI對三大商品的影響（煤炭，棕櫚油，鎳）

　　煤炭是印尼出口體量最大的單一品種，2025年出口額約244.8億美元，中國和印度是核心買家。在DSI過渡期啓動後，部分中國煤炭買家已經推遲了6月的採購計劃，等待單一門戶系統的實操細節明確，印度等其他主要買家也可能跟進推遲採購。煤炭的品質差異極大——熱值、硫含量、灰分、水分、開採地、運費等因素均影響定價——如果DSI沒有明確的分品種定價公式就審核價格，買家將額外計入政策風險溢價，進一步壓低採購價格。

　　對棕櫚油而言，DSI與B50生物柴油政策形成了雙重擠出效應。B50通過印尼國內需求吸收棕櫚油，DSI則通過出口渠道管控限制可貿易量。兩者的疊加意味着印尼CPO的出口可得性將面臨來自「需求端」（B50）和「渠道端」（DSI）的雙向擠壓。但由於馬來西亞作為替代供應方始終存在，印尼的出口管控政策力度越大，棕櫚油貿易流向馬來西亞轉移的速度可能越快——這一方面削弱了印尼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會通過國際貿易流的結構性變化抬升全球油脂價格中樞。

　　對鎳而言，DSI的直接影響相對最小，因為印尼鎳產品的出口已經高度集中——NPI和MHP主要由青山、力勤、華友等少數頭部企業主導，出口渠道本就已經相對集中。

　　動力煤：出口主導地位穩固，多重政策成本抬升

　　2025年印尼煤炭產量約8.2億噸，佔全球產量的8.9%，年出口動力煤約4億噸，佔全球海運煤貿易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印尼以褐煤為主，熱值普遍較低。2026年印尼煤炭供應端的核心變化來自年度生產計劃（RKAB）政策的大幅調整，印尼政府將全年煤炭生產目標從2025年約7.9億噸的實際產量下調至約6億噸，降幅接近24%，且此前獲批的2026年配額全部作廢，企業需重新提交申請，首批審批結果已顯示大量礦企的計劃產量被壓縮，部分企業削減幅度超過五成，全年實際獲批配額或僅在6-6.5億噸區間，供應約束顯著收緊。此外，國內市場義務（DMO）政策延續，要求企業優先保障本土電力與工業用煤需求，疊加近期印尼政府將煤炭出口渠道逐步收歸國企統一管理的政策，出口量的實際彈性將進一步受限。

　　高低卡價差：供給側鬆緊的前瞻信號

　　低卡煤（3400至4100大卡）與中高卡煤（5300至6322大卡）之間的價差走勢，是判斷印尼國內煤炭供給鬆緊程度的重要前瞻指標。當價差持續放大時，意味着中高卡煤炭在市場上更為搶手、供給更為緊張，而低卡煤可能面臨‘被卡在倒掛區間或內需分流’的壓力。

　　從2024至2026年的數據來看，HBA 6322大卡與3400大卡之間的價差在2025年下半年處於相對穩定區間，但自2026年初以來，隨着RKAB配額收緊和DMO執行強化，價差呈現走闊趨勢。2026年5月，該價差已擴大至約76美元每噸，較2025年同期的約68美元每噸顯著放大，表明中高卡煤的供給緊張狀況在加劇。

　　與RKAB配額並行的是DMO（國內市場義務）政策，要求煤炭企業將產量的25%以限定價格供應國內市場，主要流向 PLN 國有電力公司。未來這一比例可能進一步提升至30%。DMO的實際執行強度是判斷印尼煤炭出口可得性的關鍵高頻指標——當 PLN 庫存偏低或國內電價壓力上升時，DMO執行力度就會加強，出口市場的現貨供應隨之收緊。

　　印尼動力煤參考價（HBA）：2026年6月上半月，HBA四檔報價全線調升：6322大卡每噸121.83美元，5300大卡每噸84.53美元，4100大卡每噸58.81美元，3400大卡每噸40.32美元。中高卡漲幅更大、低卡跟漲有限。此前印尼出口價格主要參照ICI指數和紐卡斯爾指數，由市場供需決定；現在HBA正成為具有行政約束力的底價基準，出口合同不得低於其一定比例，且DSI平台將以此為基礎進行統一定價。這意味着印尼煤炭的FOB價格不再單純由市場供需決定，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行政定價下限，全球海運煤的價格中樞由此被系統性抬升。

　　油氣高價下的煤電替代：全球需求增量的邏輯主線

　　中東衝突的持續與升級正在通過能源替代通道為全球動力煤需求注入額外的邊際增量，這一邏輯已被多家國際權威機構的分析所確認。伍德麥肯茲預計中東能源供應的長期中斷並非通過直接衝擊煤炭運輸通道產生影響——霍爾木茲海峽雖然是全球油氣運輸的核心咽喉，但動力煤貿易直接通過該海峽的規模極小。真正關鍵的傳導機制在於液化天然氣供應的收緊與價格的大幅上漲，這使得價格敏感型的亞洲和歐洲市場加速從天然氣轉向煤炭，煤炭成為能源安全的核心兜底選項。

　　從國別層面的具體應對來看，在東北亞，儘管區域季節性需求偏弱，但受LNG價格上漲支撐，煤電發電量保持堅挺。在印度，LNG和石油焦價格高企使得工業用戶正系統性地迴歸將煤炭作為核心燃料。在歐洲，意大利等國正在考慮重啓煤電產能，以緩解對天然氣的高度依賴。綜合伍德麥肯茲、IEA等機構的判斷，中東衝突導致的LNG供應缺口可能在2026年全球（除中國）動力煤需求中額外增加約兩千萬至三千萬噸的年化需求量（中國的煤炭需求增量或有3000-4000萬噸增量，全球需求增量或達到6000萬噸左右），這有望作為全球煤價的重要支撐。

　　棕櫚油：政策&天氣疊加需求的多重驅動但現實是過剩

　　棕櫚油產地方面，馬棕4月產量雖按年小降，但絕對水平仍處高位，印尼4月以來產量恢復更為強勁。船運機構5月出口預估按月下降，印證了出口增長疲態。印尼方面，3月以來持續累庫，賣壓較高，4月印馬精煉棕櫚油價差走弱明顯。印尼出口新規引發國內CPO價格大幅下跌，精煉出口利潤跳增，刺激出口商賣貨意願，近期6-7月買船積極。

　　印尼B50政策是影響遠期供需的關鍵變量。若B50在2026年下半年實施，印尼棕櫚油工業消費將從2025年的約1437萬噸增至1620萬噸以上，出口相應收縮。但當前B50道路測試尚未完成，能礦部尚未發布正式文件及更新2026年生柴目標分配量，7月1日實施存在不確定性。印尼出口新規方面，6-12月過渡期內出口流程幾乎無變化，DSI不收取費用，但2027年後的商業模式尚未確定。

　　厄爾尼諾為遠期供應增添不確定性。NSO月度展望報告顯示，海洋-大氣耦合系統反映了厄爾尼諾現象的形成。厄爾尼諾現象將增強並貫穿2026-27年北半球冬季。在11月至1月期間發生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的概率為63% ，這將使其躋身1950年以來有記錄的最強厄爾尼諾事件之列。11月至明年1月期間，強及超強級別厄爾尼諾發生概率升至2/3。歷史經驗表明，超強厄爾尼諾可使馬來西亞棕櫚油產量按年降12%、單產降13%，印尼產量按年降3%、單產降10%。報告測算的中等厄爾尼諾情景下，印尼2026/27年度產量預估從4670萬噸降至4606萬噸，超強情景下降至4442萬噸。支持棕櫚油的中期看漲觀點。

　　鎳：成本曲線的重構

　　印尼通過行政手段將‘合法供給’變成了一個可調控的政策變量，RKAB配額是這個變量的開關，硫磺成本引申的成本曲線整體上移則構成了價格的長期底部支撐。2026年鎳礦RKAB覈定配額區間為2.5至2.7億噸溼噸，較2025年3.79億噸的核定數降幅超過百分之三十。但關鍵提醒在於：配額並不等於產量。2025年實際產量約2.65億噸，產能利用率約百分之八十一，這意味着2026年的有效供給取決於‘實際批准量乘以礦山實際能實現的產量乘以礦石品位是否繼續下滑’三者乘積。

　　印尼鎳礦成本的抬升來自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HPM基準價的公式修訂——將修正係數和伴生金屬計價往‘抬計稅底價’方向推進。第二個方向、也是更具破壞性的，是硫磺價格的大幅上漲。硫磺是HPAL溼法冶煉的核心耗材，每噸MHP的硫磺消耗量約為8至10噸。硫磺價格受中東衝突影響，從2024年初的約1000元人民幣每噸飆升至2026年中的超過9000元人民幣每噸，漲幅接近九倍。

　　印尼鎳成本曲線的系統性上移，是本輪鎳市場最具結構性意義的變化。在硫磺價格處於低位時，HPAL路線的綜合成本約為每噸11，000美元。隨着硫磺價格飆升至超過9，000元人民幣每噸，以及HPM基準價上調帶來的礦石成本增加，HPAL的綜合成本已被推升至約每噸17，000美元的水平。

　　鎳的下游需求呈現清晰的分化格局。NPI（鎳生鐵）路線綁定不鏽鋼產業鏈，對成本轉嫁高度敏感，利潤空間薄。高鎳MHP和前驅體路線更緊密地綁定新能源汽車電池的需求節奏。鎳處於「供給過剩 + 成本曲線上抬」的矛盾格局中，短期供需平衡表仍顯示約25~30萬噸過剩，但HPM上調和硫磺成本上升已將HPAL綜合成本從約$11，000/噸推升至約$17，000/噸——這在高品位鎳過剩的背景下，形成「價格難以持續低於成本線」的中長期底部支撐。供給側擾動隨時可能觸發空頭回補，但趨勢性牛市需等待需求側的有效提速。

　　未來的潛在定價主題：

　　A． 交易共識型敘事的風險：資源民族主義不是一個新詞，且已經被市場初步定價。即使一個長期邏輯是正確的，短期的高波動率也足以摧毀交易結果——例如「去美元化」敘事與黃金近期的調整即是典型案例。商品不僅要定價供給，更要定價需求，而需求疲軟已成為新的共識，且短期內難以顯著改善，這制約商品走出流暢的牛市。以棕櫚油為例，負基差與當下良好的產量數據，使得即期價格高企難以維繫，反而讓站在行情對立面的空頭邏輯（棕櫚油91反套）大行其道。當所有需求呈現K型分化，增量又高度依賴尚未證明商業化路徑的AI產業時，對高位站崗的風險須保持必要的審慎。

　　B． 印尼政策的效力可信嗎？ 圍繞印尼DSI、RKAB、B50等政策的實際效力，市場存在顯著分歧。問題不僅在於產業尚未做好準備，更在於國家的進出口與海外系統同樣存在準備不足的短板——一個660億美元的大盤子，DSI未必能有效管控。事實上，印尼主權財富基金丹塔拉旗下新設的DSI，已與頭部出口商和貿易商商討大範圍豁免方案；RKAB亦有放寬跡象。這意味着，政策對價格的支撐邏輯，可能從「行政收緊供給」轉變為「防止低價報關、動態調節」。普拉博沃政府的政策風格以「高調宣佈、相機調整」著稱，未來RKAB配額更可能成為可動態調節的管理工具，而非剛性的壓縮目標，但「政策反覆」的風險仍不容忽視，價格回擺的概率不能低估。

　　C． 長周期供給脆弱性。 印尼正在成為拉美和非洲資源型國家的樣板，其供給側新政已進入新周期：從加稅、配額收縮、打擊非法開採，到管控出口端，一系列一脈相承的措施正成為全球商品供給脆弱性的新來源。供給擾動的頻繁出現，以及供應成本曲線的整體上調（中東地緣風險、硫磺等輔料價格上漲），正在系統性抬升商品的價格中樞。值得注意的是，印尼的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這一結構性特徵放大了外部成本衝擊向國內產業鏈的傳導，使得價格中樞的上移更具剛性。

　　尾聲：

　　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本質上是在「大國競爭—供應鏈安全—綠色轉型」三重敘事疊加的背景下，中小資源型國家的政策選擇空間被顯著壓縮：它們既無法像核心大國那樣通過貨幣、技術或軍事霸權來轉嫁調整成本，也難以在「去全球化」的逆風中維持純粹的自由貿易立場。進而依託本土關鍵礦產（鋰、鈷、稀土、鎳、銅等）和新能源載體（生物燃料等），以行政手段提升本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收益分成，便成為一種看似理性的應激性策略，特徵是：試圖用主權權力改寫跨國資本主導的「資源—加工—貿易」分配秩序。

　　但政策理念的有效性面臨約束。首先是國家能力的非對稱性：資源民族主義要求政府具備高度的產業政策執行力、監管穿透力和腐敗遏制能力，而現實中多數資源國恰恰在這些維度上存在短板。印尼的鎳下游化雖有成效，但配套基礎設施滯後、環境合規爭議頻發、地方與中央利益博弈激烈，暴露出「有資源、缺治理」的典型困境。其次是既得利益的套利慣性：在長期依賴外資與特許權體系的經濟體中，圍繞資源開採已形成牢固的利益網絡，包括跨國公司、本地精英、官僚階層乃至武裝團體。任何試圖重新分配租金的改革，都可能遭遇「制度俘獲」式的抵抗——表面上接受政策，實則通過轉移定價、殼公司、出口瞞報等方式繼續套利，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第三是資本市場的「負反饋」機制：資源民族主義往往伴隨政策不確定性的急劇上升，而國際資本市場對主權風險的定價極為敏感。一旦外資感知到徵收風險、合同違約風險或匯率管制風險，便會迅速撤離或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導致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資本外流與貨幣貶值形成負向螺旋。智利2022年鋰礦國有化草案公布後比索貶值壓力驟升、印尼在2026年諸多政令後印尼盾貶值至近年新低。

　　更進一步看，資源民族主義存在深層悖論：它試圖通過「切斷對舊體系的依賴」來獲得議價權，卻在技術上和市場渠道上仍然高度依賴舊體系。大多數資源國缺乏獨立的冶煉、加工和終端市場能力，其資源只有嵌入由西方或中國企業主導的全球供應鏈才能實現價值變現。因此，政策轉向越激進，短期內的「變現成本」越高——出口收入下降、財政赤字擴大、匯率承壓，最終迫使政府在「主權控制」與「資本合作調節」之間搖擺，而搖擺本身又會進一步削弱政策可信度，形成「政策不確定性→資本撤退→經濟壓力→政策回調→信用受損」的惡性循環。從這一角度看，資源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成熟的戰略選擇，不如說是一種「被擠壓下的政策實驗」。

　　研究員：田亞雄

　　期貨交易諮詢從業信息：Z0012209

責任編輯：李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