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都是機器人送貨，早晚有一天根本不需要快遞員了。但我不希望我們70萬兄弟沒有飯喫、沒有工作。」
這是京東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在6月21日舉辦的2026年APEC工商領導人中國論壇上的公開發言。他透露，京東發起了「涅槃計劃」，把現有的70萬快遞員等藍領工人，送到全國120所簽約學校做技術培訓，以後可以給機器人做維修、做保養。
劉強東的想法體現了他作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但「理想很美好、現實很複雜」，要解決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就業替代問題，單靠一家企業的努力遠遠不夠。
先算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即便每個快遞員都能通過培訓轉型為工程師，機器人也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維保人員。工業設備的維保人員配比通常是1比10到1比50，哪怕機器人以一比一的比例替換快遞員，維保崗位的需求量也最多是快遞員崗位的幾十分之一。
而如果京東放慢自動化的節奏，儘可能保留一線員工崗位，它將始終揹着沉重的勞動力成本，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落於人後。
當前的市場已經出現了分化。多數物流企業採用衆包和加盟的模式，末端配送員非自有員工，無需承擔固定工資和社保，勞動力成本隨業務波動，隨時可以削減。而承諾「被機器取代的員工一個都不開除」的京東，2026年一季度人力資源總支出按年大幅增長，達到了1664億元，當季淨利潤則按年下滑了53%。
京東的戰略選擇值得尊重，但不能指望所有企業都願主動控制AI的潛在風險和衝擊效應。面對幾乎人人可以預見的系統性風險，需要更主動、更前瞻、更有力的頂層手段，儘早干預。
回看歷史，歷史科技躍遷都會產生就業替代問題，並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陣痛與緩衝後，形成新的平衡。這輪AI引領的科技革命亦是如此——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預測，到2030年，全球將有9200萬個工作崗位被替代，但會有1.7億個工作崗位被新創造出來。
只不過，AI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太迅猛了，因而需要多管齊下，儘可能拉長緩衝期。
加強教育培訓是一項基礎性工作。從《「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推動AI教育全面納入地方課程體系，到各院校推進技能培訓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我國近年來的一系列部署舉措，意在幫助人們提高就業的適配性和成功率。
更進一步，有許多經濟學、社會學領域的專家呼籲，對使用機器人、AI替代人工的企業徵稅。韓國已落地相關政策，美國也有議員正在推動相關立法。
「機器人稅」背後的邏輯很明確：AI的這一輪爆發式發展，佔據最大紅利的都是那些大型企業、科技巨頭。徵收「機器人稅」，本質上是避免財富過度集中，是再分配的第一步。
在稅制調節的基礎上，財政資金將一定程度上擴充，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更加積極、更加普惠。
《學習時報》近日一篇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一旦突破臨界點，結構調整的成本急劇上升，這要求政策體系「從被動的事後救濟轉向主動的事前干預與事中調節」。
許多學者都提出過具體路徑。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國務院原副祕書長江小涓提出，推動AI發展的市場力量已經足夠強大，政府與其拿着鉅額財政資金直接下場投資項目，不如把這筆錢用於被AI替代人員的社保兜底。曾任新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李稻葵建議，或可研究UBI（普遍基本收入），並隨着生產力的提升，逐步推開。
然而，和劉強東「留住70萬兄弟」一樣，這些應對措施或許都是「理想很美好、現實很複雜」。
比如，AI對工作崗位的滲透是全方位且持續迭代的，指望通過不斷培訓新技能來「跑贏」AI，只能在短期內起效。
又比如，「機器人稅」在實踐中面臨稅基界定、國際競爭等複雜問題。尤其是後者——如果某國率先開徵「機器人稅」而其他國家按兵不動，則AI和機器人領域的資本、企業、人才將加速從該國流出——這是最現實的政治經濟障礙。
再比如，普惠式、主動式的社會保障，既要解決「錢從哪來」的問題，還可能產生「養懶漢」等隱憂。
但這不是說調控舉措沒有意義。相反，如果能從底線思維着眼，爭取在多方之間形成合力（包括各國、各行業、各主體），儘可能地築牢制度性屏障，仍能起到關鍵的緩衝作用，讓AI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多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在全球AI競爭中處於第一梯隊，有能力也有責任在自身探索和國際合作的基礎上，推動相關工作。
這裏有一個相對更容易實現、卻能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着力點——校準AI發展的方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把AI界定為兩類，分別是增強勞動者能力的「正確的AI」，以及替代勞動者工作的「錯誤的AI」。時下的AI技術，總體上是往「替代人」方向發展的，這是市場在利益導向下的自然選擇，也很難靠市場自身校正。這就更需要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將規制、激勵和勸導機制作用於AI技術的開發者、投資者和使用者，進而作用於技術本身，使其向「賦能人」的正確方向發展。如此，或能使AI的就業創造勝過就業替代，從根本上實現緩衝。
當「技術向善」不再是一句空談，劉強東的「70萬兄弟」，以及千千萬萬的勞動者們，也就不用再擔心AI搶飯碗了。
（文章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