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專欄分析師Nir Kaissar指出,市場流行的股債收益率對比法存在缺陷。經合理調整(剔除通脹干擾、採用混合盈利指標)後,標普500的真實風險溢價約為2.3%。該水平雖低於歷史均值,但仍為正值。美股雖偏貴,但尚未觸及危險區間,權益資產相對債券仍提供正向風險補償。
美股估值高企,市場對股票風險溢價的擔憂正持續升溫。然而,彭博專欄指出,當前廣為流傳的測算方式存在方法論缺陷,經合理調整後,美股雖偏貴,但尚未觸及危險區間。
彭博專欄分析師Nir Kaissar指出,標普500股息收益率僅1.1%,遠低於4.5%的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這一懸殊差距讓不少投資者擔憂股票風險溢價已然消失。但作者認為,此類對比本身有失嚴謹——股息收益率無法全面反映企業的真實盈利能力,據此判斷股市風險,結論難免偏頗。
改用更合理的混合盈利指標重新測算後,標普500的股票風險溢價約為2.3%,雖低於歷史均值,但仍在可控範圍內,尚未構成系統性警報。對基於風險溢價進行資產配置的投資者而言,當前水平仍支持股票相對債券的適度超配,且權益資產依然提供正向風險補償。
流行算法存在缺陷,誤導市場判斷
當市場估值高企時,投資者下意識會將股票回報與債券利息做對比。理論上,股票必須提供比債券更高的收益率,作為承擔高波動的「風險補償」;而一旦這層溢價被抹平,市場常將其解讀為警報拉響。
目前最流行的兩種比較方法,其實都存在顯著硬傷。
第一種是「股息率與國債收益率」的直接PK。 拿標普500僅1.1%的股息率,去硬槓4.5%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得出的結論固然嚇人。但問題在於,股息率只截取了企業利潤的「冰山一角」。如今企業更傾向於回購而非派息,股息率早已喪失代表股東總回報的能力,拿它當估值錨點,說服力極其有限。
第二種是改用「盈利收益率」來替代。 但這又陷入了「蘋果比橙子」的窘境——國債收益率是純粹的名義利率,而盈利收益率是內含實際增長預期的指標,且極易受通脹和價格波動干擾。把這兩個不同維度的數字簡單相減,在邏輯上並不嚴謹。
校正通脹因素後,估值壓力明顯緩解
更合理的比較框架,應當將盈利收益率與實際國債收益率對齊。
當前,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普通國債與TIPS利差)約為2.2%,以此折算的實際國債收益率約為2.3%(4.5%名義利率減去2.2%通脹預期),而非表面上的4.5%。基準調整後,股票估值的壓力已顯著緩和。
然而,口徑的偏差解決了,盈利水平的定義纔是真正的難題。同樣一家企業,選擇不同時段的盈利,結論天差地別:
未來12個月預期盈利,對應收益率約5.0%,最貼近當下,但依賴短期外推,容易錯失拐點;
過去12個月實際盈利,對應收益率約4.0%,真實可靠,但年度波動劇烈,噪音干擾明顯;
經周期調整的盈利(CAPE),取10年通脹調整均值,對應收益率僅2.6%,已逼近實際國債收益率(約2.3%),平滑了波動,卻也因盈利長期上行趨勢而系統性低估當前水平。
三種口徑各有適用場景,也各有盲區。選擇哪一種,本質上是在及時性、真實性與穩定性之間做取捨。
周期調整的「失真時刻」
當盈利增速顯著超越歷史中樞時,周期調整盈利(CAPE)對當前實際盈利的低估效應會被急劇放大。耶魯大學教授Robert Shiller的長期追蹤數據顯示,自1881年以來,過去12個月的實際盈利平均僅較CAPE高出約11%;而當前,這一差值已飆升至60%以上。
懸殊差距的根源在於盈利增速的異常飆升。標普500指數盈利自2021年疫後復甦以來,年均複合增長率高達13%——這一數字約為1950年代以來長期均值的兩倍,更是1870年代以來趨勢增速的三倍有餘。
高增長直接體現在前瞻預期與周期均值的巨大鴻溝上。據彭博彙編數據,市場對未來12個月的一致預期盈利為每股365美元,而CAPE僅為每股188美元,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回溯自1990年(分析師預期數據可追溯的最早年份)以來的記錄,當前這一差距已創下歷史之最。
混合方法測算:股市昂貴但未至危險
兩種極端口徑各存偏頗:CAPE因科技巨頭利潤高增而過於保守,前瞻估值則因盈利周期的迴歸規律而可能過於樂觀。
折中方案是以五年曆史盈利加三年預測構建八年均值。據此,標普500標準化盈利為每股333美元,對應收益率4.5%,減去2.2%的盈虧平衡通脹率後,股權風險溢價約2.3個百分點。
該水平低於歷史均值,但偏離有限。結論:估值偏貴,但尚未亮起紅燈——對參考股權風險溢價的投資者而言,股票仍提供正向風險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