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TOP創新區研究院 ，作者：創新區研究組，頭圖來自：AI生成

2006年秋天，雅虎出價10億美元，想要買下Facebook。彼得·蒂爾坐在桌子一端，扎克伯格坐在另一端。

蒂爾後來說，那次會議大概只開了十分鐘，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扎克伯格不會賣。

於是，十分鐘之後，Facebook繼續活着。

今天，Meta的市值超過萬億美元。

2006:Mark Zuckerberg's profile

蒂爾講這個故事，是為了引出一個讓歐洲人不舒服的判斷：這種事，在歐洲不會發生。

而他的解釋是：歐洲人怕成功。

無獨有偶，《經濟學人》啱啱出了一篇文章，標題也很直接，叫《歐盟實在是太慢了》（The EU is just too damn slow）。

這幅畫的潛台詞是：歐洲其實自己退出了這場競速，並且還自我安慰說，自己是在「欣賞沿途的風景」。

布魯塞爾那幫官員診斷自身問題的水平絕對是世界一流的，但真到了要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動作卻慢得像是在過暑假。

不過就在幾周前，《金融時報》發了另一篇調子完全相反的報道。

受訪者是紅杉資本的合夥人利克桑德魯（Luciana Lixandru），她也是當年一手幫紅杉建立歐洲版圖的人。

那篇報道的標題叫《歐洲能誕生萬億美元級的科技公司嗎？》

而她的回答非常堅決：能。

利克桑德魯認為，現在是歐洲科技的「第二幕」（Act Two），人工智能（AI）是一次大洗牌，倫敦正在成為歐洲AI復興的中心。

在她看來，歐洲離誕生萬億級巨頭只差了一點膽識和野心。

看到了吧，今天關於歐洲科技的所有爭論，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說：條條框框太多，歐洲慢得根本動彈不得。另一派說：機會就在眼前，歐洲人只是膽子太小不敢上。

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歐洲確實在數據上落後了。

 一、數據 

在今天的全球科技版圖裏，市值超過萬億美元的科技公司有七家，全部在美國。歐洲一個都沒有。

如果把標準降到100億美元，情況稍微好一點，但結果依然不好看。歐洲培育出了48家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科技公司，而美國有206家，差不多是歐洲的四倍。

如果門檻再提高到1000億美元，歐洲就只剩下五個：Arm、ASML、Booking.com、SAP和Spotify——而美國有23家。

為什麼會這樣？

最直接的藉口是「缺錢」。

歐洲每年部署的風險投資和成長資本總額，大概只佔歐盟GDP的0.2%，差不多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但歐洲真的窮嗎？並不是。

歐洲的養老基金手裏攥着大概3.4萬億美元的資產，但他們分給風險投資（VC）的比例只有可憐的0.1%。

而美國養老基金的這個比例是10%，比歐洲高出了一百倍。

也就是說，歐洲人錢是有的，但沒人敢拿去冒險。

這就導致歐洲創業公司面臨一個致命的「B輪死衚衕」。

歐洲挺擅長生孩子的，也就是創辦早期公司。但是到了B輪往後，需要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成長期資金時，歐洲本地的基金就掏不出錢了，或者說，不敢掏錢了。

那這些創始人會怎麼做？他們選擇直接跨過大西洋，去拿美國人的錢。結果就是，公司的研發、高管，並最終連總部和IPO，都跟着錢一起挪到了硅谷。

有人把這叫作「育嬰室效應」：

歐洲辛辛苦苦把孩子養大，卻在最賺錢的黃金期，把他們打包送給了美國。

還有一個原因是，歐洲名義上叫「單一市場」，但其實根本沒有統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經試着量化過歐盟內部的跨國摩擦。結果表明，在歐盟內部跨國賣商品，摩擦成本相當於加了45%的關稅；而對於軟件和服務來說，這個摩擦成本相當於徵收了110%的關稅！

你想想，一個德國的創業公司想往法國和意大利擴張，它得面對27種不同的法律體系、27套稅收協定、27種勞動法。

但一個美國公司從加州做到德州，面對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市場，這也是我們中國為什麼現在在推統一大市場的原因。

 二、歐洲的窘境 

但你覺得歐洲人自己不知道這些病竈麼？

不，他們太清楚了。

2024年9月，那個當年用「不惜一切代價」拯救了歐元的歐盟委員會前主席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交出了一份長達400頁的歐洲競爭力報告。

德拉吉說，歐洲每年需要額外砸進去8000億歐元的投資，用來統一資本市場、削減條條框框，否則歐洲就會在競爭中出局。

當時所有成員國都鼓掌，表示說得太對了。

但結果呢？

一年多後，一個叫歐洲政策創新中心的機構去核對了一下執行進度。結果是：德拉吉提了383項具體的改革建議，真正全面落實的只有11.2%。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建議根本動都沒動。

德拉吉自己也急了。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布魯塞爾最近推出了一項新政策，叫作「第28個制度」（28th Regime），也就是所謂的「EU Inc.」（歐洲股份公司）方案。

它的初衷是：我們能不能繞過27個國家的繁瑣法律，建立一套直接由歐盟管轄的、數字化的統一公司法？初創企業直接在這裏註冊，就可以在全歐洲自由合規地運營。

聽上去很棒，但這個方案裏有一個最要命的詞，叫作「自願」（Optional）。

因為它是自願的，所以它只是在27套法律之外，多給了你第28個「備選項」。真正涉及到稅收、員工保障、勞工福利這些核心利益的時候，各成員國依然捂着自己的權力，不肯讓步。

這也是一個囚徒困境——對整個歐洲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大家都讓渡權力，建立一個完全打通的單一市場，這樣大家都能分到大蛋糕。

但對每一個具體的國家（比如法國、德國、愛爾蘭）來說，最理性的選擇是在口頭上支持單一市場，但在實際操作中保留自己的小算盤。

比如，愛爾蘭靠低稅率吸引跨國巨頭，它憑什麼要把稅制跟全歐洲統一？法國要保護本國的大銀行，它憑什麼把金融監管權交給布魯塞爾？

這就是，道理大家都懂，但到了要割肉的時候，誰也不想當第一個。

 三、三個案例 

因為這些問題沒有辦法系統性地解決。

於是，這些公司要不就賣給美國人，要不就直接搬去美國。

比如，Skype。

2003年由愛沙尼亞工程師創立。兩年後，2005年，eBay用約26億美元買下它。eBay不會做即時通訊，轉賣給私募基金；2011年微軟以85億美元接手。微軟同樣沒做好這件事。2025年5月5日，Skype正式關閉。

一個歐洲公司，被連續賣給三個不懂它的買家，最終被關掉。

比如，DeepMind。

2010年在倫敦成立，研究通用人工智能。成立四年後，2014年1月，Google以約4億至6.5億美元收購。收購時，DeepMind從外部拿到的孖展大約只有5000萬美元。2024年，DeepMind的研究成果AlphaFold贏得諾貝爾化學獎。

如果它今天還是獨立公司，它可能是歐洲的OpenAI。

美國人的那筆收購，用4到6.5億美元，買走了一個諾貝爾獎級別的團隊，外加歐洲本可以擁有的一個AI時代核心節點。

還有ARM。

這是一家1990年創立於英國劍橋，專注芯片架構設計的公司，今天全球95%以上的智能手機用的是ARM的架構。2016年，軟銀以320億美元買走ARM，2023年，ARM在納斯達克重新上市，市值超過1200億美元——是2016年賣出價的將近四倍。

英國人用320億美元賣掉了一個今天值1200億的東西，而這個東西是英國人自己從零建起來的。

歐洲的每一位創始人都做了在當時約束條件下最理性的選擇。

 四、集聚的競爭 

現代高科技產業的競爭，本質上是關於集聚的競爭。

沒有要素的高度集中，就無法形成創新的正向循環。

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形成的是市場自發型飛輪：硅谷的誕生不是政府規劃的結果。它是冷戰國防採購、斯坦福大學的開放政策、加州不承認競業禁止協議的勞動法，加上風險資本的持續催化，共同引發的一場化學反應。

核心機制是一個自發運轉的財富與人才循環飛輪：

仙童、英特爾、甲骨文釋放人才和資本；這些人創辦了PayPal、Google、Amazon；PayPal離職的人創辦了Tesla、YouTube、LinkedIn、Palantir；新一代巨頭再釋放年輕的百萬富翁，去資助下一波AI或機器人公司。

飛輪越轉越快，沒有人設計它，也沒有人能停下它。

還有一種集聚方式是中國路徑，與美國等待生態自發湧現不同，中國採用工程化路徑：通過國家意志，在特定地理區域內人為製造高密度的要素集聚。

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中關村、張江、深圳高新區）在特定物理邊界內提供低制度摩擦、稅收減免、配套基礎設施，以及由國家產業引導基金和地方國資構築的耐心資本流。

更關鍵的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對齊，確保一個新興產業——新能源汽車、商業航天、低空經濟——在誕生之初，就能在數公里半徑內集齊從原材料、芯片到應用開發、場景落地的完整閉環。

現在看歐洲。

歐洲既沒有美國那套自發運轉的財富循環飛輪，也無法推行中國那套容忍局部地區優先發展的政策邏輯。

歐盟在政治結構上旨在抑制過度集中，所以歐盟的公共創新資金大多遵循"地理回報原則"（Juste Retour）——資金分配必須與各成員國的出資比例和地理位置保持均衡，於是歐洲的創新資金就像撒胡椒麪一樣分散在27個國家，無法在任何一處形成高密度突擊。

所以即使歐洲擁有不亞於美中的創新輸入要素——優秀的工程師、充足的初級資本——卻因為政治和體制設計，被迫將這些要素離散。

 五、比特與原子的融合 

既然如此，那麼歐洲的「萬億科技巨頭」夢，真的徹底破滅了嗎？

技術在不斷迭代，有人會設想，如果AI時代以及接下來要發生的技術洗牌，是一條完全不同的S曲線呢？這條新的S曲線，可能不再是關於在手機螢幕上搶奪消費者的注意力，而是關於「原子與比特的融合」——也就是人工智能與具體產業、物理工程、國防、先進製造的深度結合呢？

如果真是這樣，就踩中了歐洲最深厚的家底。

最典型的就是荷蘭的ASML。全球所有最先進的芯片，不買它的光刻機就做不出來。

還有德國那些數以千計的「隱形冠軍」企業們，它們手裏攥着的，是這個地球上最精準、最龐大的工業物理數據。

所以，歐洲未來的萬億美元公司，大概率是一個「AI時代的ASML」——一個把硬核物理工程、高精度製造和大模型死死結合在一起的工業巨獸。

但問題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如果底層邏輯不變，這樣的成功大概率帶有「美式內核」：誕生於倫敦或巴黎，但在需要向萬億美金髮起衝鋒時，依然選擇在紐約上市、把決策重心向硅谷傾斜、大股東列表裏充滿美國機構投資者。

這種「紙面上的歐洲巨頭」，無法解決歐洲真正的生產力危機，也無法讓歐洲擁有「技術主權」（EuroStack），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系統。

回到經濟學人的那輛露營車。

這輛車之所以開得慢，其實是車主主動選擇的結果。

車主想要享受長假，想要每周只工作35小時，想要確保每一個工人都不會因為算法而輕易失業，想要保護自己的隱私不被大公司隨意倒賣。這是一次非常體面的、文明的選擇。

在人均壽命、社會福利和貧富差距這些指標上，歐洲依然是這個世界上最讓人羨慕的地方。

但現在的問題是，科技競爭變成一場關乎生存的資源爭奪戰，別人不僅在速度上超過了你，還在重新制定遊戲規則。

如果你還要繼續當你的露營車，死守住隱私、福利、主權和那份體面，那麼就要接受在科技上徹底淪為美中的殖民地，並且在未來的地緣博弈中徹底交出自己的命運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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