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里資產交易平台接連掛出了廣州農商銀行（01551）的兩筆內資股拍賣。

　　這兩筆大額內資股的處置過程並不順利。一筆來自廣州市金宏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金宏利投資」）持有的501萬股，起拍價2272.54萬元；另一筆來自深圳市南彩工貿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南彩工貿」）持有的2830.93萬股，起拍價3261.23萬元。兩筆股權均經歷了首次流拍後降價重新上架。更為嚴峻的是，二者隨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處置困境：南彩工貿的股權被拆分為100萬股的小額標的進入變賣階段，起拍單價從最初的1.8元一路下滑至約0.92元，依然無人接盤；而金宏利投資作為破產清算財產的501萬股，其單價仍停留在4.54元/股，同樣陷入流拍。

　　市場承接力的疲軟，與兩家企業自身的債務問題緊密相關。金宏利投資已深陷多重債務，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並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公開信息顯示，其與廣州農商行之間至少存在三起重大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涉及未償還貸款本金高達9.1億元。南彩工貿同樣因民間借貸糾紛被強制執行，所持大額股權在司法拍賣中反覆折價。

　　4.54元與0.92元的距離

　　同樣是廣州農商行的內資股，在同一平台上的價格表現卻大相徑庭。

　　金宏利投資持有的501萬股，作為破產清算財產處置，二拍單價仍有4.54元/股；而南彩工貿的股權進入變賣階段後，單價已跌到約0.92元/股，兩者價差超過四倍。

　　落差這麼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種處置程序用的評估規則不一樣。司法執行走的是市場法，會參考同類拍賣的真實成交價，把非流通內資股的流動性折價也算進去，更貼近市場當下的真實購買意願。而破產清算程序主要依據資產基礎法，定價錨定廣州農商行每股淨資產（約5.672元），再在此基礎上打折。這種定價方式更看重賬面數字，對資產實際變現的難度考慮得相對少一些，結果就是破產財產反覆流拍，處置周期被拉長，對債權人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不一定有利。

　　市場用價格表達出來的謹慎態度，讓0.92元/股這個極端低價，重新劃出了廣州農商行內資股的價值底線。作為參照，2026年4月廣州金言貿易持有的500萬股該行內資股，一拍起拍價也才1.05元/股。

　　把時間往回撥到2021年12月，廣州農商行為補充核心資本，向廣州地鐵、廣州城更集團、廣州工控等四家市屬國企定向增發了13.38億股內資股。當時參考2020年末每股淨資產6.09元的評估值，定增發行價定在5.89元/股左右，募集資金淨額78.77億元。短短几年，內資股的司法成交底價已從高點大幅回落，甚至低於其H股0.25倍的市淨率，非流通折價幅度讓人很難忽視。

　　當初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入局的國有資本，賬面投資價值已明顯縮水。更麻煩的是，內資股沒法在港股二級市場自由流通變現，這些股東短期內缺乏便捷的退出通道，大概率只能被動長期持有。

　　這種估值體系的重構，不只廣州農商行一家在面對，珠三角乃至全國的中小銀行都繞不開這道坎。從市場數據看，珠三角地區千萬級以上的中小銀行內資股司法拍賣，流拍率相當高，成交價普遍只有每股淨資產的二到三折。

　　廣州農商行自己處置的中捷資源抵債股權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06億股抵債股權對應的債權本息高達57.87億元，最後以2.87億元的底價轉讓出去，單次回收率低得驚人。

　　回過頭看，授信審批時銀行習慣按淨資產五到七折來估股權質押率，對非流通股的流動性風險明顯估計不足。等到信用風險真的爆發，這種風控邏輯上的錯位，就變成了資產負債表裏難以快速消化的壓力。

　　一個老股東，撬走銀行9個億

　　股權拍賣估值持續下行，本質是市場流動性、銀行股權流通屬性等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金宏利投資與南彩工貿相繼爆發債務風險、所持股權進入司法處置，則提供了觀察該行早年擴張階段兩類行業現象的樣本：一是股東依託銀行股權質押獲取授信的孖展模式，二是部分持股主體呈現空殼特徵，由此衍生出關於股權代持的疑問。

　　作為持股超過十年的原始老股東，據公開信息，金宏利投資長期以所持銀行股份作為增信手段開展質押孖展，形成「本地企業入股銀行—質押銀行股權增信—為關聯主體獲取大額集團授信」的典型孖展鏈條。

　　隨着集團資金鍊徹底斷裂，這套依託股東身份搭建的孖展模式集中暴露出大額信用風險，給廣州農商行留下三筆規模突出的關聯不良債權：廣州市金宏利置業有限公司4.96億元貸款、英德市湞陽峽生態旅遊度假有限公司2.10億元貸款、廣東金山油茶投資有限公司約2億元貸款。

　　三份生效判決均判令金宏利投資集團對全部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三案判決本金合計9.06億元；其中金額最高的兩筆貸款，放款主體均為金宏利投資註冊總部屬地對應的廣州農商行花都分行。

　　金宏利投資僅持有該行501萬股股權，但依託股東身份撬動合計近十億元的集團關聯授信。這一現象也讓人疑惑：該行鍼對股東及其上下游關聯企業的關聯交易全流程審批是否嚴格落地？屬地基層分行長期服務本地合作企業的過程中，風控審核能否保持獨立客觀？

　　南彩工貿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圍繞其股權歸屬的猜測始終存在。該公司註冊資本7.6億元且全額實繳，但公開信息顯示其社保參保人數長期為零，註冊地址為深圳福田區證券大廈內的一間辦公室，經營範圍也較為寬泛。與之形成反差的是，這家公司斥資數億元持有超過3800萬股銀行內資股，資產體量與經營實質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從時間線來看，南彩工貿成立於2007年9月，正值廣州農商行2009年股份制改造前後原始股東入股的窗口期。在當時的行業環境下，「職工代持」與「企業代持」並不少見，常被用於規避股東資格的審核。

　　登記信息顯示，南彩工貿持有的全部3812.9萬股廣州農商行內資股，早在2024年4月便已質押給廈門國際銀行珠海分行，質權人依法享有優先受償權。然而，這批股權此番進入司法拍賣程序，起因卻是自然人曾海兵的一筆普通民間借貸糾紛。

　　從法律規則看，普通債權人申請啓動處置程序，與質押權人優先受償並行不悖——拍賣所得將優先清償質押債權，剩餘部分才用於兌付普通債權。

　　但這種由普通債權人推動而非質權人發起的處置方式，在實務中並不典型。有推測認為，這可能是隱名持股背景下，實際出資人資金鍊緊張後試圖通過司法途徑實現「明股實債」的退出，也可能涉及代持關係破裂後的股權回購糾紛。

　　這些歷史風險亂象，很難不令人回想起廣州農商行原董事長王繼康、原行長易雪飛搭檔主政時期的內部治理漏洞。十餘年間，兩名長期共事的高管均被查實將信貸審批職權異化為利益輸送工具，持續侵蝕全行合規與風控體系。

　　根據廣州市檢察院、廣東省紀委《黨風》雜誌公開披露信息，2006年至2019年，王繼康先後執掌廣州農信聯社、廣州農商行，任職期間利用信貸投放、企業授信權限為相關主體謀利，單獨或夥同他人收受款物摺合人民幣2.85億元。辦案披露材料顯示，其受賄資金存在隱蔽跨境流轉安排，行賄方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金，為王繼康親屬購置香港房產，相關資產未登記在涉案人員名下以規避覈查。

　　與王繼康長期搭班的原行長易雪飛，則藉助多層代持架構鑽制度漏洞實施隱性腐敗。經查，他安排親屬代持股權，再指使信貸客戶以該部分股權作質押向本行申請2400萬元經營貸款；經易雪飛協調審批放款後，資金幾經流轉最終轉入其家屬賬戶，成為他對外高息放貸的本金。易雪飛以此為籌碼，對有孖展需求的企業放寬信貸審批條件，再向相關客戶發放年化15%至20%的個人借款，截至案發累計收取高額利息超1800萬元。

　　核心管理層長期突破合規底線、權力尋租常態化，直接瓦解銀行風險管理文化。如今金宏利投資遺留的數十億元鉅額不良債權、南彩工貿大額銀行股權背後難以釐清的代持疑點，均是該歷史階段長期積累、仍需持續消化的治理遺留包袱。

　　萬億農商行，正在為過去買單

　　如今的廣州農商行，正站在"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蓄勢的節點上。以蔡建為代表的新一任管理班子到任後，拉開了一場力度不小的風險出清與資產重構。但對一家資產規模高達1.38萬億元的銀行動這樣的大手術，財務上的陣痛幾乎不可避免。

　　廣州農商行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度業績顯示，集團資產總額1.38萬億元，規模基本穩住了。但翻開利潤表，數字就不那麼好看了：2025年營業收入只有153.90億元，這是自2021年234.8億元高點以來的連續第四年下滑。歸母淨利潤雖然止跌回升到21.2億元，按年微增2%，但這並不是業務內生動能回來了，更多是靠壓降負債成本撐起來的一種"防禦性平衡"。在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銀行主動放緩信貸擴張，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較年初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增利不增收"的局面，恰好說明銀行正在有意控制增量風險，放慢腳步。

　　資產質量是另一道繞不開的坎。截至2025年末，集團不良貸款率升到了1.86%，撥備覆蓋率從184.34%降到161.85%，風險抵補能力在持續承壓。賬面上1.86%的不良率看着還算可控，但這個數字是建立在較大規模資產剝離基礎上的。

　　公開信息顯示，2023年到2025年間，廣州農商行先後啓動了三輪資產轉讓計劃，累計覆蓋債權總額預計高達481.1億元。光2025年一年，就把原值約189.3億元的信貸資產打包，以約122.5億元的對價折讓賣給了獨立第三方資產管理公司。願意承受這麼大差額的損失，足見其清理房地產及相關領域舊債的決心有多大。

　　更值得留意的是資本金的變化和逾期貸款的規模。2025年末，該行資本淨額一下子少了68億元，降幅5.77%，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滑到了9.61%。財務附註裏說，這主要因為手裏的基金、信託等金孖展產公允價值在縮水。

　　資本縮水只是壓力的一個側面，資產質量方面的隱憂同樣不容忽視。截至2025年末，該行逾期貸款高達308.86億元，佔比4.37%，而賬面不良貸款僅130.99億元，不良率1.86%，兩者之間拉開了超過230%的差距。更嚴峻的是，逾期90天以上貸款合計達139.4億元，對比賬面不良餘額，不良貸款偏離度達106.4%，已突破100%的監管警戒線。

　　這組數據折射出一個現實：大量具備較高違約風險的債權並未被及時計入不良，而是暫時停留在正常或關注類貸款中。這種延遲確認客觀上起到了平滑報表的作用，意味着過去積累的信用風險尚未完全反映在1.86%的不良率中。面對數百億逾期貸款的暗流，徹底暴露與有序出清風險，註定是一場持久戰。

（文章來源：財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