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見聞
高盛認為，沃什試圖通過工作組推動削減前瞻指引、大幅縮表及基於AI通縮論實施寬鬆等激進變革，但這些主張與FOMC制度慣性衝突，難以獲多數支持。聯儲局政策不會發生激進轉向，最終大概率僅落地「表面滿足沃什，實質影響有限」的折中妥協方案。
高盛認為，聯儲局「五大工作組」的建議對FOMC不具約束力，聯儲主席沃什（Kevin Warsh）在多個領域的激進立場——包括削減前瞻指引、壓縮資產負債表、以AI通縮論為由推動寬鬆——在FOMC內部均難以獲得多數支持。最終結果將是一系列「對沃什而言看似重大、對其他官員而言影響有限」的妥協性變化。
據追風交易台消息，聯儲局主席沃什近期宣佈成立「五大推進貨幣政策工作組」，試圖在溝通機制、資產負債表、數據採集、AI與生產力、以及通脹框架五個維度重塑聯儲局。然而，高盛在7月20日研報中給出了冷峻的現實檢驗：如果投資者押注沃什能夠利用「AI具有結構性通縮作用」的敘事來推動當前的「降息」（鴿派貨幣政策），他們註定會失望。
高盛指出，儘管沃什作為主席在新聞發布會等溝通渠道上擁有巨大權力，但他的激進主張（如大幅縮表、基於AI預期制定鴿派政策）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制度慣性存在顯著衝突。
因此，該行認為，聯儲局的政策路徑不會發生激進轉向。FOMC極難同意基於對未來生產力的預測而在今天採取寬鬆政策；在資產負債表和前瞻性指引上，最終的落地大概率是「表面上滿足沃什，實質上影響有限」的折中方案（例如停止公布點陣圖的中位數，或微調資產購買構成）。財政部也會通過調整發債策略來抵消聯儲局資產結構變化帶來的市場衝擊。
高盛維持聯邦基金利率預測，2026年全年目標區間維持在3.50%-3.75%，2027年逐步降至3.00%-3.25%。
工作組一：溝通機制——「點陣圖」或被邊緣化，但不會消失
沃什的立場：主張大幅削減前瞻指引，迄今甚至對自身經濟判斷也鮮有表態。
工作組領導人：經濟學家彼得·費舍爾（Peter Fisher，華盛頓大學）、前巴西央行行長阿爾米尼奧·弗拉加（Arminio Fraga）、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三人的共同立場是：央行應清晰闡明其反應函數，同時坦承預測的不確定性。
核心爭議焦點：是否修改「經濟預測摘要」（SEP），尤其是俗稱「點陣圖」的利率預測部分。
高盛指出，FOMC去年已就溝通改革進行討論，但未能達成共識，短期內再次推動重大變革的難度更大。沃什已暗示點陣圖可能被取消，少數FOMC委員也對現行做法持保留態度，但高盛認為，完全取消點陣圖對多數官員而言是透明度倒退的過大一步。
最可能的妥協方案：採納前副主席唐·科恩（Don Kohn）的建議——停止在SEP中公布中位數預測，以避免外界將其解讀為FOMC的官方背書。這一改動對沃什而言象徵意義重大，但投資者仍可自行計算中位數，實際信息損失有限。
此外，高盛提出兩種可增強反應函數透明度的方案：一是將各委員的經濟預測與利率預測掛鉤；二是公布聯儲工作人員的情景分析。目前SEP後附的八頁不確定性量化材料在市場上幾乎無人關注。
工作組二：資產負債表——「充裕準備金」框架難以撼動
沃什的立場：長期批評量化寬鬆（QE）和聯儲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呼籲審查「充裕準備金」機制及資產持有結構。但他近期也承認，「我並不天真地認為我們能回到2006年我加入聯儲時的狀態」。
工作組領導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卡倫·戴南（Karen Dynan）、芝加哥大學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前印度央行行長）、哈佛大學教授傑里米·斯坦（Jeremy Stein，前聯儲理事）。
三人觀點存在分歧：斯坦在傑克遜霍爾會議論文中論證，龐大的資產負債表有助於金融穩定，因為充裕的準備金降低了金融中介依賴短期可擠兌孖展的動機；拉詹則警告，資產負債表擴張存在「棘輪效應」——QE期間銀行存款增加導致商業模式演變，縮表時難以完全逆轉。
高盛判斷：FOMC內部幾乎沒有放棄充裕準備金框架的支持，通過監管手段壓縮銀行準備金需求、進而縮減資產負債表的空間也極為有限。棘輪效應更多被視為提高QE門檻的理由，而非當前的重大問題。
真正懸而未決的問題：聯儲長期應持有何種資產？兩個選項分別是：按財政部發行比例購買國債（尊重財政部的債務管理職能），或主要持有短期國庫券（匹配資產負債久期、降低利潤波動性）。高盛認為，無論聯儲選擇哪種方案，財政部均可調整發行策略加以對沖，對利率的淨影響有限。
工作組三：數據質量——私人數據是補充，而非替代
沃什的立場：批評「老式調查方法」和官方統計數據易受修訂的缺陷，呼籲聯儲和統計機構更多使用私人數據，尤其是通脹的新測量方式。
工作組領導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Kevin Murphy、前沃爾瑪CEO Doug McMillon。Chetty在疫情期間通過其「機會洞察」實驗室，率先系統性地利用信用卡處理商、薪資服務商等私人數據實時追蹤就業和消費。
高盛的評估：利用私人數據的努力已在聯儲和統計機構推進多年，方向上無爭議，但面臨日益嚴峻的預算約束。
關鍵挑戰在於，私人數據往往難以滿足高質量經濟統計的三項核心要求：代表性、準確的季節性調整、持續可用性。以「機會洞察」就業數據為例，其與非農就業數據的偏差已相當顯著。更嚴重的是，部分疫情期間開始提供數據的企業後來停止供應，而官方統計序列必須跨越數十年保持連續可比。
高盛判斷：私人數據更可能作為官方數據的補充而非替代，且原始數據仍需經聯儲工作人員或統計機構加工處理後方可用於政策判斷。
工作組四：AI與生產率——「未來通縮論」不足以支撐當前降息
沃什的立場：認為AI將產生「結構性通縮」效應，其影響可能與以往技術進步「不在同一量級」。
工作組領導人：Andreessen Horowitz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微軟Xbox CEO阿莎·夏爾馬（Asha Sharma）、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查爾斯·瓊斯（Charles Jones，目前在Anthropic休假）。
瓊斯在近期NBER工作論文中得出結論：AI最終將大幅提升生產率，但由於仍需人工參與的環節將成為生產瓶頸，全面影響的到來需要相當時間，這也給勞動力市場留出了調整窗口。
高盛的歷史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加速時期，平均而言會帶來略高的職業替代和失業率、略低的通脹，從而允許聯儲適度降息以支撐勞動力市場過渡。
但高盛明確指出，這一邏輯不足以支持當前的鴿派立場，原因有二：第一，生產率預測歷史上極難準確，即便在上一輪經濟周期末期，預測也相當悲觀；第二，多位FOMC委員已強調AI需求帶來的近期通脹壓力，與沃什的淡化態度形成對立。
高盛結論：大多數FOMC委員將對「以未來AI生產率收益為由、支持當前寬鬆政策」的論點持懷疑態度。沃什援引格林斯潘時代先例——在強勁生產率增長伴隨下不因GDP強勁而加息——或許能獲認可，但以未來生產率預期為由推動當前降息，將難以獲得支持。
工作組五：通脹框架——貨幣主義回潮有限，供給衝擊應對成共識
工作組領導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D． Howe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前國際清算銀行經濟顧問）。
三大議題的高盛研判：
①通脹目標表述：沃什和曼昆均主張將通脹目標視為「2%」而非「2.0%」，避免對小幅偏差過度自我批評。高盛認為這一觀點在當前環境下無爭議。
②貨幣總量：沃什主張重新關注貨幣供應量指標，但在國會聽證中明確表示「我不是貨幣主義者」。曼昆也表示「忽視貨幣總量的做法或許到了重新審視的時候」。高盛在經濟預測中使用基於價格的金融條件指標而非M2等數量指標，聯儲工作人員可能對傳統貨幣總量的實用性持懷疑態度，但對探索Divisia指數等替代貨幣供應量指標是否能改善通脹預測模型持開放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沃什已將M2納入最新《貨幣政策報告》，但聯儲工作人員附加了溫和的免責聲明：「在現代經濟中，貨幣存量難以精確衡量」。
③供給衝擊應對：2020年以來供給衝擊頻率顯著上升。沃什的立場——確保初始價格衝擊「不擴散蔓延」——預計將獲得其他聯儲官員的廣泛認同。高盛通過追蹤通脹廣度指標來評估這一風險，但指出供給衝擊持續時間的判斷仍是核心難題，經濟學理論和工作組均無法提供簡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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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