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做數學還是做投資，最好的策略往往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泛」，而是「更專」。

文丨夏春

2026年7月23日，中國數學家王虹和鄧煜雙雙摘得菲爾茲獎，這是中國籍數學家首次獲得這一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榮譽。王虹與合作者攻克了困擾學界百年的三維掛谷猜想，鄧煜與合作者破解了提出已有125年的狹義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從微觀牛頓力學推導出介觀的玻爾茲曼方程。

與數學結緣

王虹與鄧煜都是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2007級的學生，曾經在北大數學學院就讀。說來也巧，我在1992年被北大概率與統計系錄取，當時我們系與數學系是相互獨立的。完成一年軍訓後，1993年我們開始第一年學業，基礎數學課《微積分》、《線性代數》與《解析幾何》都是數學系的教授來講，我們和數學系的同學不僅一起上大課，而且同住在32樓一樓。受到南巡講話和中國經濟改革深入的吸引，我在1993年第二學期成功通過了轉系考試，1994年就到了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學習。1995年數學系與概率統計系合併成立了數學學院。

雖然不再從事數學學習與研究，但是數學始終是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01-2008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以下簡稱明大）經濟系讀博，做的是宏觀金融、市場微觀結構（量化交易的基礎）與行為金融的理論研究。2008-2015年我在香港大學金融系任教，也培養了兩位博士畢業生。這麼多年數學界每次出現重大新聞，我都非常關注。

例如，佩雷爾曼因解決龐加萊猜想獲得2006年菲爾茲獎又拒絕領獎的故事，就啓發我挑戰金融學的「過度自信」理論，成為我博士論文的第三章。2013年，同樣畢業於北大數學系的張益唐對孿生素數問題做出突破性貢獻，他的傳奇經歷轟動全世界，影響力遠超數學界之外。這次王虹與鄧煜獲獎我一點也不意外，早在2025年10月我已經知道他們的突破性成果以及獲獎傳言。

7月26日，在菲爾茲獎頒發後三天，我趁着在北京參加財富管理50人論壇的機會，回到北大，到了靜園一院這個原來的數學系所在地，才發現這裏已經改成了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而數學學院早搬到了電教中心後面的智華樓。

這次王虹與鄧煜獲獎，雖然他們的數學成就大家都看不懂，但反而更加激發了大家對數學的嚮往以及對數學家的崇拜。然而，王虹與鄧煜真正觸動我並激發我的回憶的，不是他們的天賦有多高，而是他們做研究的方式——那種「慢下來」的智慧與心無旁騖的專注。我在美國讀書，在香港任教，也一直是這樣的狀態。只不過我的能力有限，未能做出亮眼成果。當我離開大學進入到快節奏的金融市場，經常忙得停不下來的時候，就特別羨慕這份慢下來的從容。

慢能抵達深處，專能穿透紛繁

王虹的數學之路並不平坦。她曾因覺得自己在一衆高手中間如同「小透明」，萌生放棄數學、轉向建築學的念頭。但在麻省理工讀博期間，她遇到了導師拉里•古斯。針對王虹思維發散的特點，古斯鼓勵她把腦子裏「亂七八糟的想法全倒出來」，慢慢梳理、逐步推導。哪怕預判研究方向走不通，古斯也不會喊停，而是放手讓學生嘗試，不否定、不催促。王虹第一次給古斯做報告時講得很亂，古斯也沒聽明白，但他耐心聽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讓王虹慢慢理清思路。古斯不僅不催她做研究，還催她休息——只要王虹說今天去玩了，古斯就特別高興。

正是在這種「不催不趕」的氛圍中，王虹與合作者從2022年開始搭框架、磨工具，到2025年拿出127頁的完整證明，整整用了三年。古斯評價她擁有「慢而深的研究特質」。

鄧煜的路徑看似順暢——高中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金牌，保送北大。但數學家的真正突破，同樣來自漫長的沉澱。本科最後一學期，鄧煜花了一周時間，把一篇85頁的論文從頭到尾覈對了所有細節。這種近乎苛刻的專注，貫穿了他的研究生涯。

王虹和鄧煜的專注，不是短期的衝刺，而是長期的沉浸。他們沒有被外界的喧囂干擾，沒有追逐熱點，而是守住了自己認定的方向。鄧煜說：「數學研究需要專注和深入思考。」

大家都對於王虹的導師古斯對她的關愛與照顧羨慕不已。就我個人當學生和當教授的經歷來說，導師原本就應該是這樣的。在美國，經濟系的導師對待學生基本是放養式的，自己找方向定課題，老師是幫你把關的，告訴你這個課題值不值得做，有哪些前沿文獻和領軍人物可以跟蹤，而不是讓你去做他感興趣的課題。這樣的好處是培養你自己的學術品位與研究能力，對於王虹這類勤奮的學生來說，天賦就可以慢慢被挖掘出來。但壞處是可能疏於管教，但如果學生性格懶惰，這樣的方法也可能過於鬆弛，導致學生一事無成，長期無法畢業。

說來也有趣，王虹在北大讀頗感壓抑，遇到古斯就大放異彩，這個和我的經歷倒是很像。我在明大經濟系讀書遇到的挑戰頗大，但到了隔壁卡爾森商學院金融系和會計系讀書就如沐春風。

比如經濟系博弈論這門課的教授是數學博士，他的課幾乎全是數學推導，沒有應用的案例，他的教學提綱裏有一段話：這門課對數學的要求是零基礎，你只需要具備對數學的直覺。這就好比說，要想學好這門課，你得是一個數學天才，只是你之前都沒意識到而已。

相反，我在金融系和會計系才真正體會到研究之美。教授們研究的問題不僅與現實世界息息相關，而且應用的數學理論都非常精美。最難能可貴的是，商學院的教授會把經典論文掰開切碎了教給學生，甚至滿黑板一步一步推導，把論文裏為了簡潔省略的步驟全部補上。在他們眼裏，我們博士生都不過是普通人（就好比他們教的MBA學生基本不懂數學也不懂理論），如果沒有教會，那是他們的責任。而在經濟系，教授們們通常只講解學術發展脈絡和突破性的思路，極少講清細節，如果聽不懂那都是學生自己的問題，老師們只關心能夠跟得上節奏的天才。

我自己的導師楊•維爾納教的金融經濟學也全部是數學，他不僅完全不關心應用，而且對隔壁卡爾森商學院金融系教授的投資研究深表懷疑（儘管金融投資研究至尊尤金•法瑪獲得了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經濟系大部分教授對於他的發現，因為缺乏理論依據而僅僅只是數據挖掘，都不太感興趣）。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感謝他，在二年級有一天上課前，我們得知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以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獲得了諾獎。上課時，維爾納說我們系是最頑固的理性學派，沒有教授會開設行為經濟學的課程，你們只有在我的在這門金融經濟學課上，接觸這些概念（實際上，理性學派希望建立新的效用函數把行為經濟學的觀念納入進來）。我後來做的行為金融研究基本上都是自學的，但維爾納一直是包容的。

金融系博士畢業任教的收入，比經濟系高出很多。但大家可能想不到，會計系博士畢業最好找教職工作而且收入最高。而且，與大家對會計學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會計系研究的都是每天股票市場最熱門的話題。與我同級的一位經濟系白俄羅斯博士就轉系過去。我也曾經考慮轉系，當時明大金融系的張春教授（後任職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就勸我還是留在經濟系，畢竟我們系的學術地位更高，我讀書期間就有兩位教授獲得諾貝爾獎。

慢與專的投資原則

「慢下來」和「專注」其實是一回事——慢，是專注的前提；專注，是慢的體現。沒有慢下來的定力，就無法做到真正的專注；沒有專注的深度，慢就變成了拖延。

王虹的導師古斯深諳此道。他從不直接告知對錯、灌輸思路，而是順着王虹的思考軌跡慢慢推演。這種「慢」的背後，是對學生思維過程的尊重，是對創造力的信任。認知心理學研究證實，過大壓力和過度內卷會遏制創造性思維。

鄧煜在研究遇到障礙時，也曾經考慮過到華爾街工作，但後來卻選擇繼續研究數學，錢雖然不多，但至少樂得清閒。

看到這些故事，我本能地想起卡尼曼在其行為經濟學集大成著作《思考，快與慢》中的洞見：人類的思維有快慢兩套系統，快思考依賴直覺和本能，慢思考則需要深度分析與耐心推敲。在資本市場，每天有無數信息轟炸——宏觀數據、政策變化、股價波動、分析師評級。投資中，多數人恰恰敗給了「快」——追漲殺跌、頻繁交易，被市場的短期噪音牽着鼻子走。而真正的價值發現，需要的恰恰是「慢思考」：花時間去理解一家公司的商業模式，去判斷它的長期競爭力，去等待價格迴歸價值。學會「慢下來」——減少交易頻率、拉長持有周期、給判斷更多時間發酵——恰恰是提高投資勝率的關鍵。

我必須承認，寫下《跟王虹鄧煜學投資》這個標題就是蹭蹭熱點，但蹭得還算有章法，因為我套用了豆瓣評分極高的書《我從達爾文那裏學到的投資知識》的在台灣地區的譯名《跟達爾文學投資》。這本書的作者普拉克•普拉薩德是新加坡那爛陀資本的創始人，專注於投資印度上市公司。目前管理資金規模約50億美元，基金從2007年成立以來，實現了近20%的年化回報率。

普拉薩德取得這份傑出的投資成績，是基於三個簡單的投資原則：第一、避免重大風險。二、以合理價格買進優質企業。三、不要只是懶惰，而是要非常懶惰。非常特別的是，基金在過去這麼多年，只集中在2008年和2020年市場大跌時分別集中買入十隻左右的股票，然後持有至今。而為了解釋這三大投資原則和買入決定，普拉薩德寫出了這本461頁厚的書。這本書把金融學發展至今的大部分與投資相關的學術成果都收錄其中，極具價值。

明眼人很快看到，「以合理價格買進優質企業」正是巴菲特的投資原則，雖然過去幾十年巴菲特一直通過給股東的信來解釋這個投資原則，但絕大部分投資人還是無法理解和運用這個原則。而普拉薩德這本書之所以這麼厚，就是清清楚楚地解釋了這一原則。最特別的是，他解釋巴菲特投資原則的理論，全部來自於達爾文開創的生物進化學極其最新研究成果。每章開篇摘錄達爾文日記與巴菲特語錄，背後的道理驚人地一致。

普拉薩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抗當今市場浮躁風氣的有力框架。他將投資定義為一場「資本叢林的生存遊戲」，而非預測未來的賭博。他鼓勵我們借鑑經過億萬年驗證的生物進化原理，學會慢下來，等待最佳時機才入手；而買入後，則要保持「懶惰」，幾乎不賣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隻海膽從受精卵發育為成體，其形態變化翻天覆地。然而，驅動這一發育過程的核心基因卻極度保守——歷經數億年幾乎未曾改變。因為這些基因編碼的是生命最基礎、最核心的功能，任何對它們的"篡改"都是致命的。普拉薩德由此悟出：一家偉大的企業，必須擁有牢不可破的"內在基因"——健康的資產負債表（零債務或極低負債）、難以逾越的護城河、穩定的資本回報率，以及穿越周期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基因"不能為了短期利益而"突變"。

但光有穩健基因還不夠，一家卓越的企業，必須像生物體適應環境一樣，具備"表型可塑性"：在守護內核不變的前提下，外在的業務模式、組織形態、服務方式必須隨商業生態的進化而靈活調整。書裏以普拉薩德曾經工作過的麥肯錫為例來說明這一點。這家全球頂級諮詢公司的業務外表相比過去已經面目全非，服務的行業領域天翻地覆。 然而，驅動麥肯錫持續成功的"核心代碼"始終未變：以客戶為中心，提供最頂尖、最客觀的戰略建議。

同時滿足這兩條的企業，在普拉薩德看來，就值得買入並永久持有。因為擁有"穩健基因"和"進化能力"的企業，在變化的生態中不僅有最高的生存概率，更能享受複利時間帶來的驚人回報。

經濟學理論如何解釋投資因子？

如果大家想知道普拉薩德是如何用財務指標來捕捉「穩健基因」和「進化能力」這兩個投資因子，就一定要買來這本書仔細閱讀。說來也巧，當年我們在明大金融系讀書，最前沿的研究就是如何解釋已經發現的有效的投資因子（例如企業規模、估值、質量、動量等等）。前面說過，法瑪通過數據挖掘成為因子的集大成者，後來拿了諾貝爾獎。後來有學者用六個因子解釋了巴菲特的投資祕密。

但這些研究都沒有理論基礎，也就是說，這些因子都無法從主流的理性宏觀金融模型裏推導出來（這就好比在鄧煜之前，沒人能夠從微觀牛頓力學推導出介觀玻爾茲曼方程）。按照經典金融理論，投資收益來源於對投資風險的補償，巴菲特投資收益高是因為承擔了高風險，但沒人說得清楚為什麼規模、估值、質量和動量代表着不同的風險。

更加讓人意外的是，我的兩位大學同學張曉燕，邢宇航與合作者還發現，低風險的股票投資回報更高，而高風險的股票回報更低。誰能率先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就會成為明星教授。

在主流理論缺乏的時候，行為金融學提出了一套以心理和認知偏差為基礎的解釋，認為投資收益不是來自於承擔風險，而是因為不理性的投資者錯誤交易導致了錯誤的定價。巴菲特之所以收益高，是因為他抓住了其他人的錯誤。

2005年，張櫓石破天驚地在主流宏觀金融模型里加入了一個合理的資本調整非對稱成本的假設，在合理參數下獲得了與股市表現多個維度幾乎完全匹配的結果，近乎完美地解釋了為什麼價值投資有效。理性學派為之歡呼，論文獲得金融學領域的Smith-Breeden獎，就好比王虹與鄧煜攻克各自領域的難題而獲獎。

但奇怪地是，金融危機之後，價值投資就完全失靈了，成長股成為最大的贏家，而且股票的收益更是遠遠高出債券（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已經誕生了好幾個諾獎，但他們的解釋都不完美）。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就成為學術界新的挑戰。

值得慶幸的是，理性學派和行為學派都各自發展出新的解釋，我當年在明大經濟系和金融系的同學林曉驥和艾恒傑與合作者就針對這些謎題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成為明星教授。我個人更加偏愛理性學派的模型構造與漂亮結果，將來再撰文詳細解釋。

最近我在檢索這些新成果時，第一反應就是，成就很大，但來得也很慢。但我也知道，這就是學術的常態。王虹解決的三維掛谷猜想和鄧煜解決的狹義希爾伯特第六問題都已經懸空了超過100年，慢慢完成證明很正常。

結語

王虹和鄧煜用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突破，從不來自急功近利，而是源於長時間的專注與沉澱。無論是做數學還是做投資，最好的策略往往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泛」，而是「更專」。就像數學家用數年甚至數十年磨一篇論文，優秀的投資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持有才能結出果實。

在這個崇尚速度的時代，「慢下來」或許是最難得的品質。而它，恰恰是通往深處唯一的道路。

跟王虹鄧煜學投資的理念，與我們每天被7x24小時信息轟炸、不斷高頻交易的主流方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它倡導的是一種迴歸本質、強調耐心和深度思考的長期主義，而這正是許多投資者在動盪市場中真正需要的智慧。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是智彙集團創始人，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全球價值投資協會首席經濟顧問。責編郵箱 tao.feng@ftchinese.com圖片來源 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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