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金融報

　　中國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與全球經濟失衡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單向因果關係。全球失衡是國際貨幣體系、儲蓄投資結構、資本流動、產業分工以及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若將這一複雜問題簡化為某一個國家「生產太多」，不僅難以解釋失衡形成的歷史脈絡，也可能忽視全球經濟真正需要面對的結構性矛盾。

　　「產能過剩」並不是一個新術語。翻開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經濟史，它總是伴隨着產業擴張、技術進步和世界工廠更替反覆出現。產業升級和國際分工不斷改變生產與消費版圖，當生產能力增長快於本國需求時，向海外市場尋找需求，本就是全球分工的一部分。

　　但近年來，這個原本屬於經濟學範疇的概念再次成為國際經貿爭論的焦點。隨着中國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等產業快速發展，西方對中國「產能過剩」和「中國衝擊2.0」的討論不斷升溫，並逐漸從產業競爭延伸至關稅、貿易壁壘乃至全球經濟治理。

　　一個國家生產得多、出口得多，就意味着「產能過剩」嗎？

　　7月28日，中國商務部發布《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從全球產能格局演變、「產能過剩」現象界定，以及產業補貼、貿易順差、經濟失衡和市場競爭等問題入手，全面闡述中方立場。

　　文件明確指出，全球產能格局持續發展演變是國際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中的動態現象，全球尚未形成廣泛共識，也不存在適用於不同經濟體、不同行業的統一判斷標準。

　　在當天下午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鄢東直言，部分經濟體出於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和市場地位的擔憂，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甚至拋出「中國衝擊2.0」等論調。

　　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衛龍更是以數據說話：2025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4%，高技術製造業等領域產能利用更為充分。

　　一份文件的背後，一場圍繞「產能過剩」的爭論已經超越具體產業本身，延伸至全球貿易失衡、國際產業分工乃至國際貨幣體系。當全球經濟再次進入產業重構階段，世界究竟應該如何在新的生產與消費格局中尋找新的平衡？

　　國際上並無「產能過剩」公認標準

　　商務部文件梳理顯示，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出和需求中心不斷變化，工業產能也隨之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轉移。1880年，英國工業產出佔全球比重曾達到22.9%；1953年，美國工業產出全球佔比達到44.7%。隨着全球化深入，產業又經歷了從歐美向日本、東亞以及中國轉移的過程。如今，北美、歐洲和東亞三大區域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分別約為17%、17%和38%。

　　換言之，全球產業重心從來都不是靜止的。一個經濟體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進入新的製造領域，並通過出口參與全球市場，也是國際分工演變的自然結果。問題在於，如何判斷這種產業擴張究竟是正常的國際分工，還是所謂「產能過剩」？對此，國際社會迄今並沒有形成統一標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指出，「產能過剩」本身是一個產業經濟學概念，常用指標「產能利用率」也是動態浮動的，國際上並不存在判斷「產能過剩」的「黃金標準」，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也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界定。

　　在這一前提下，單純以生產規模或出口數量來判斷「產能過剩」，顯然難以解釋全球產業分工的現實。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今年4月曾以汽車產業為例指出，中國每年汽車產量超過3000萬輛，約八成由國內市場消化，出口佔比僅約兩成；德國汽車產業則長期高度依賴出口。如果將「生產超過本國消費」簡單視為「產能過剩」，那麼德國汽車產業同樣難以逃脫這一標準。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也指出，將全球工業化簡單理解為一場「搶椅子」的遊戲，認為一個國家佔據更多產業份額就必然意味着其他國家失去發展空間，是一種根本性的誤判。

　　更值得關注的是，今天的中國已不再只是「世界工廠」，其正向「世界市場」的身份加速轉變。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6年上半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10.74萬億元，歷史同期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按年增長22.1%，增速高於出口8.7個百分點。中國已連續17年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佔全球進口份額從7.9%提升至10%左右。上半年，中國自150餘個國家和地區進口實現增長，已對63個國家實施零關稅政策，併成為近80個國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商務部對外貿易司負責人賀少軍表示，中國將積極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堅定不移擴大進口。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周密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更是為全球提供機遇的龐大市場；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堅持擴大開放、增加進口，中國市場的全球重要性愈發凸顯。

　　「世界正見證一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加速轉型的中國。」巴西民主經濟學家協會成員瑪麗亞·路易莎·法爾康·席爾瓦認為，中國持續將強大的生產能力與廣闊的市場相結合，這種「生產+市場」的雙輪驅動力，正是歷史上能在國際體系中真正佔據中心地位的經濟體所具備的特徵。

　　不能將全球失衡歸咎於單個國家

　　如果出口多、貿易順差大並不等同於「產能過剩」，那麼全球貿易失衡究竟從何而來？

　　商務部文件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歷史常態，成因複雜，既有儲蓄投資結構、產供鏈分工等市場因素，也有國際金融體系、宏觀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看，一國經常賬戶餘額與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存在基本對應關係。換言之，貿易順差並不僅僅取決於一個國家生產了多少，還與其國內消費、儲蓄、投資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外部平衡主要由國內投資與儲蓄之間的缺口驅動，而非主要受產業政策影響。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是在2025年的國際論壇上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貿易赤字充滿了誤解，將貿易逆差視為對美國不公的證據，卻忽略了其根本原因在於宏觀經濟層面的國內儲蓄與投資失衡。

　　在202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表示，全球失衡之所以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問題，是因為世界其他地區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美國抱怨中國出口損害了製造業就業，卻忽視了自身在管理貿易和全球化影響方面的深層結構性約束。黃益平還指出，中國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的近10%收窄至近年來的約3.7%，在減少外部失衡方面已經取得了進展。

　　與此同時，全球新能源產業仍在快速擴張。國際能源署（IEA）最新發布的《全球電動汽車展望2026》預計，2026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將達到2300萬輛，佔全球新車銷量約28%；歐洲電動汽車銷量預計增長約20%，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佔新車銷量的比例預計接近60%，中國以外亞太地區銷量預計增長超過50%，拉丁美洲預計增長45%。

　　美國彭博社專欄作家戴維·菲克林此前指出，圍繞中國新能源汽車「產能過剩」的討論容易忽視汽車產業正在經歷的電動化轉型。外國品牌在華份額下滑是因為電動化太慢。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郭凱等人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將中國製造業整體描述為「產能過剩」與客觀數據存在顯著偏差——2023年中國全部製造業上市企業投資增速僅為2.8%，並不存在系統性的投資過度問題。個別行業如「新三樣」的高增長，恰恰反映了全球綠色轉型帶來的真實需求。

　　歐洲面臨的產業壓力同樣不能簡單歸因於中國出口增長。《金融時報》歐洲經濟評論員馬丁·桑德布認為，歐洲自身需求疲弱和產業競爭力不足，是其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相關研究進一步指出，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更多反映產業結構變化，而非歐洲競爭力的全面崩潰，歐洲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創新投資不足以及自身經濟結構調整滯後。

　　歸根結底，將複雜的全球失衡問題壓縮為一個國家的「產能過剩」，難以真正解釋問題的全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所謂的「產能過剩」現象本質上是中美不同宏觀周期下全球貿易失衡的產物——中國需求不足和美國需求過熱是形成鉅額貿易差額的底層邏輯。單憑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都無法根本消除貿易失衡。

　　美歐應正視內部失衡與深層悖論

　　衆所周知，全球貿易失衡並非伴隨中國製造業崛起纔出現。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尚未實行改革開放時期，全球經濟就已經出現持續性的國際收支失衡。當時，美國面臨黃金儲備不斷流失和國際收支壓力上升的問題，國際社會也開始討論佈雷頓森林體系能否長期維持。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提出了後來被稱為「特里芬難題」的理論：當一國貨幣承擔全球主要儲備貨幣職能時，既需要持續向世界提供流動性，又可能因長期輸出本幣而陷入國際收支逆差，並最終削弱市場對該貨幣穩定性的信心。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美元進入信用貨幣時代，但其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並未消失。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師繆延亮將這一變化概括為「特里芬難題2.0」：美元體系面臨的矛盾，已從美元與黃金兌換能力之間的衝突，演變為美國提供全球流動性與維持經常賬戶可持續性之間的矛盾。

　　Xponance系統化全球股票平台董事總經理兼高級投資組合經理蘇瑪莉·桑亞爾指出，美國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地位是一把「雙刃劍」。全球對美元和美元安全資產的需求，客觀上要求美國持續向海外提供美元，而國際收支機制又會推動這些美元以投資形式迴流美國，為美國的赤字支出提供資金。由此形成的貿易逆差與資本回流，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單純的政策選擇，也是美元全球地位所帶來的結構性結果。

　　這也解釋了美國當前政策面臨的內在矛盾。特朗普再次執政後，大幅提高關稅、推動製造業迴流、重塑全球供應鏈，試圖通過減少進口、擴大本土生產來縮小貿易逆差。但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包宏看來，全球經濟對美元的高度依賴，使美國減少流動性輸出本身也可能成為全球性風險。如果美元流出減少，國際貿易和跨境金融體系可能面臨流動性收縮，其他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和金融穩定性也可能受到影響。

　　因此，關稅政策能否真正解決美國貿易逆差，仍存在較大爭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指出，關稅政策本質上屬於「治標」之策，難以解決「特里芬難題」揭示的深層矛盾。只要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張等失衡因素存在，貿易逆差仍可能持續，關稅至多改變順差國的國別分佈或商品構成，卻難以根除總體逆差。

　　中金公司相關研究也指出，如果美國投資長期大於國內儲蓄，其需求仍會轉向其他經濟體，針對單一國家的關稅未必能夠縮小總體貿易逆差。

　　IMF相關研究同樣沒有將全球失衡歸結為單一因素。該機構首席經濟學家皮埃爾-奧利維耶·古蘭沙在2025年《外部部門報告》中稱，全球經常賬戶失衡主要源於美國和歐元區等經濟體內部的宏觀經濟失衡，解決問題應更多依靠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換言之，儲蓄與投資結構、財政政策、人口結構、信貸周期以及產業政策等因素，同樣會影響一國的經常賬戶和全球資金流向。

　　與此同時，包宏認為，特朗普政策可能推動其他國家尋求歐元、人民幣等替代性貨幣，區域性貨幣結算和本幣結算機制的發展，也可能加快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而中國製造業的崛起，也需要放在全球化和國際貨幣體系長期運行的背景下觀察。過去幾十年，資本、技術和產業鏈在全球範圍內重新配置，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重要中心，既有自身產業升級和市場擴張的因素，也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長期演變密切相關。

　　因此，中國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與全球經濟失衡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單向因果關係。全球失衡是國際貨幣體系、儲蓄投資結構、資本流動、產業分工以及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若將這一複雜問題簡化為某一個國家「生產太多」，不僅難以解釋失衡形成的歷史脈絡，也可能忽視全球經濟真正需要面對的結構性矛盾。

　　「去中國化」只會加劇全球經濟失衡

　　圍繞「產能過剩」的爭論，歸根結底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世界經濟究竟應該如何尋找新的平衡？

　　當前，一些經濟體試圖通過提高關稅、設定本地化要求等方式保護本土產業，但貿易壁壘帶來的未必是產業迴流，也可能導致供應鏈重新佈局、生產成本上升以及消費者承擔更高價格。

　　比利時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近期發布的研究顯示，在歐洲推進交通脫碳的過程中，中國電動汽車企業的進入並不意味着擠佔歐洲產業的生存空間，相反，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能夠帶來電池和整車產能、就業以及資本，同時有助於降低綠色轉型成本。

　　換言之，全球產業鏈調整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去中國化」或「減少進口」，而應更多關注如何讓不同經濟體在產業升級中形成新的分工。近年來，中國企業正通過海外投資建廠、技術合作等方式參與全球市場，將生產能力進一步轉化為本地化供給。

　　摩根士丹利在相關研究中指出，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競爭優勢正從早期的成本和價格優勢逐步向技術優勢轉變。中國向全球供應了80%以上的光伏組件，也通過技術創新、規模化生產和供應鏈協同持續降低全球綠色能源成本。正如崑山杜克大學常務副校長約翰·奎爾奇所言：「中國國內電動汽車看似存在‘產能過剩’，但對全球市場而言，這樣的產能是合理的；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產能過剩’是給世界的禮物。」

　　這意味着，全球經濟再平衡並非簡單限制某一個國家的供給，而應通過需求擴張、產業協同、貿易開放和金融改革，重新匹配生產與消費。

　　首先是需求端的再平衡。IMF今年發布的研究指出，全球經常賬戶失衡的持久調整，需要主要經濟體同步進行國內政策調整。對於面臨產業競爭壓力的經濟體而言，與其將壓力簡單歸因於海外供給增加，不如進一步擴大內需、提升生產率。只有形成更強的消費和投資能力，全球生產才能獲得更加穩定的需求支撐。

　　其次是理性看待產業政策。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司長韓勇指出，產業補貼與產能過剩不存在必然聯繫，合理合規的產業補貼有助於糾正市場失靈、推進技術創新。商務部文件援引的數據顯示，美國《通脹削減法》計劃在2022年至2031年提供7500億美元各類補貼，歐盟委員會2021年至2030年間將提供超過1.44萬億歐元各類補貼。如果只將中國的產業政策與「產能過剩」綁定，而對其他經濟體同樣存在的產業政策視而不見，顯然難以形成公平、客觀的討論。

　　更進一步，全球經濟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推動更加均衡、開放和包容的國際經濟治理。

　　IMF前祕書長林建海認為，儘管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演進，但其內在矛盾和結構性問題並未得到根本緩解，反而在近些年變得更加突出。

　　他認為，未來國際經濟治理改革至少應在以下幾方面予以重點關注：一是增強制度代表性和包容性。各類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應加快推進治理結構改革，合理調整投票權和代表席位；二是構建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孖展機制。未來的治理體系應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孖展可得性與債務可持續性問題；三是推動規則和標準的現代化與協調。數字經濟、氣候治理、綠色金融、能源轉型等領域規則缺失或碎片化嚴重，形成治理真空，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亟待制定前瞻性強、協調性高的規則框架；四是強化全球宏觀政策協調機制，加強財政、貨幣、金融、貿易與結構性改革之間的政策聯動，提升全球經濟的整體韌性和風險應對能力；五是進一步發揮IMF、世界銀行和WTO的核心作用，而這些機構也應順應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從「為發展中國家做什麼」，逐步轉向「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新興經濟體也應更積極參與治理改革與政策執行，共同塑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