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摘要

文章認為出口未綁架經濟，真正問題是內需太弱。舊地產債務模式退潮，新科技權益模式未立，去槓桿抽空內需，出口被迫對沖。出路在再平衡：擴內需、穩地產、活股市、穩預期。

正文

我們過去常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今天我們可能面臨着另一個尷尬的形勢：經濟開始過度依賴出口了。

過去一年，最刺眼的經濟圖景莫過於此。一邊，房地產深度探底、地方債務持續壓降，內需疲弱、物價低位徘徊，微觀主體普遍感到「寒氣」；另一邊，中國製造卻在全球市場所向披靡，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新三樣」之後，儲能、機器人、低空經濟、船舶海工等「新新三樣」又接續出海，中國在全球貿易和製造業產值中的份額連年刷新歷史。外循環越是亮眼，內循環越是失重。這就不由得讓人追問：出口，是不是正在「綁架」中國經濟？

我的判斷是，不是出口綁架了經濟，而是我們在舊範式退潮、新範式尚未站穩的真空期，被地產和地方債去槓桿「抽掉」的內需，只能靠出口來對沖。問題不在出口太強，而在內需太弱；不在中國製造太有競爭力，而在競爭優勢被國內要素的過度壓縮所「補貼」。再平衡，已經刻不容緩。

一、範式裂變：兩張資產負債表的更替

要理解今天的失衡，必須先看增長範式的底層切換。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本質上依靠一張「土地—債務」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地方政府以土地為錨，以孖展平台為通道，把未來數十年的城鎮化收益提前貼現，撬動基建、地產和重工業產能；居民部門則以按揭的方式，把三十年收入一次性押注給房產。這張表成就了高速增長，也沉澱了天量債務、空置庫存和資源錯配。它走到盡頭，不是周期性下行，而是範式性衰竭。

新範式的方向，是換上另一張「科技—權益」的資產負債表。以新產業為利潤來源，以權益資產為財富載體，以科技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增長引擎。這是正確的、必須完成的歷史轉型。

然而換表的過程從來不是無痛的。舊錶收縮是立竿見影的——地產銷售、土地出讓、城投鏈條同步失速；新表擴張卻是緩慢、曲折且高風險的——技術要爬坡，資本要耐心，產權要穩定，預期要修復。

麻煩在於，新範式所需要的「耐心資本」和「穩定預期」，恰恰被舊範式出清的方式所破壞。當地方債務壓降與地產去金融化同步進行，財政與信用脈衝快速回落，最先被壓縮的不是過剩產能，而是居民收入、企業訂單和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這就形成一個悖論：我們在打造一張面向未來的新表，卻在用摧毀當下需求的方式為它騰挪空間。

二、內需被抽掉之後，出口成了「唯一解」

2020年中國提出新發展格局的理念。新發展格局的本意，是以內循環為主、擺脫對外循環特別是出口的過度依賴。

但過去幾年的事實走向了反面，地產和地方債的深度調整與去槓桿，恰恰壓垮了內需的主引擎。財富效應縮水，地方「三保」喫緊，民營企業投資意願回落，青年就業承壓，居民部門從「加槓桿買房」轉向「提前還貸、防禦性儲蓄」。消費不是不想起來，而是資產負債表在收縮，誰敢擴張？

於是，中國經濟被推向一種極端的內卷：人、財、物各項要素的成本被壓縮到極致，工程師紅利、產業鏈完整度、基礎設施效率和喫苦耐勞的供給能力，被轉化為無可匹敵的「價格—性能」優勢。內需接不住的產能，只能湧向海外。

結果是戲劇性的——我們越是去槓桿、越是壓縮內需，出口反而越是兇猛；中國製造越是在全球攻城略地，國內就越發依賴這唯一的增長支點。物美價廉，成了中國製造的榮耀，也成了中國要素的「血淚價」。

份額連年創紀錄，當然值得自豪，但結構比總量更重要。當增長越來越依靠外部市場吸收內部過剩，意味着經濟大循環的「血液循環」出現了單向依賴：生產在國內，利潤在海外；投資在國內，市場在國外；風險在國內集中，收益卻由全球分配。這與其說是高質量的開放，不如說是失衡的被迫輸出。

三、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安全賬必須重算

曾經最大的風險是過度依賴房地產，如今的風險正在變成過度依賴出口。這是一種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危險。

出口導向本無原罪，但當它成為內需塌方之後的「唯一解」，脆弱性就被系統性放大了：外部稍有風吹草動——地緣衝突、關稅壁壘、全球經濟周期下行、主要經濟體需求退潮——中國經濟就有失速甚至熄火的危險。雞蛋幾乎全部放在外部那隻籃子裏，而這隻籃子，恰恰是別人提着的。

更要警惕的是外溢的政治經濟學。中國外貿份額的不斷攀升，不可能不引發國際關係的緊張。當中國製造的價格性能比打穿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本土產業，全球範圍內必然出現針對中國製造的反彈與圍堵：加稅、設限、「去風險」、友岸外包，乃至把供應鏈安全泛化為地緣政治工具。出口越成功，摩擦越密集；順差越大，圍堵越緊。這不是誰的心態問題，而是大國份額逼近臨界點後的結構性反應。把經濟安全押注在持續擴張的外部吸收能力上，本質上是在用戰術上的輝煌，掩蓋戰略上的被動。

中國經濟要安全，循環必須重新打通。內循環不是關起門來，而是讓內需具備足夠的深度與韌性，使外循環成為錦上添花的增量，而非雪中送炭的救命索。當前外強內弱的格局，恰恰說明循環在關鍵環節上「血栓」了。

四、再平衡：把被壓抑的內需解放出來

破解「出口綁架」，不是壓制出口，而是做大內需，讓三駕馬車重新校準。出路不在產業政策的單兵突進，而在宏觀政策、制度改革與社會預期的協同發力。

第一，宏觀政策必須加大力度、打破「擠牙膏」式刺激。財政要從重投資、重基建、重項目的舊套路，轉向真金白銀地直達居民和民生；貨幣要在價格與數量上協同寬鬆，切實壓低實際利率、修復資產負債表。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仍有支撐，問題在有效需求不足，政策就不應被赤字率的心理紅線自我束縛。

第二，放松管制與制度壓抑，釋放社會活力。許多領域不缺需求，缺的是准入；不缺創新，缺的是確定的規則。以民生為抓手，落實「投資於人」——教育、醫療、養老、育兒、住房保障，既是消費，更是人力資本。把公共支出從「物」轉向「人」，短期穩增長，長期提潛能。

第三，構建寬鬆、可信的營商與產權環境。民營企業家最怕的不是競爭，而是不確定性；最需要的不只是貸款，而是財產權與身家安全的確定性承諾。保護產權、保障人身自由、穩定政策預期、減少隨意性執法，是讓民間投資從「避險」回到「擴張」的前提。新範式的資產負債表，必須以可預期的法治為底座。

第四，穩住房地產，激活權益市場。地產不能重回老路，但必須止跌回穩，因為它連接着居民財富的六成；股市不僅是孖展場所，更是財富效應與信心的放大器。提高人民幣資產的全球吸引力，讓海內外資金願意長期持有中國權益，新範式纔有「權益之表」可立。房穩、股活、匯強，內需纔有底氣，出口依賴才能真正下降。

出口沒有綁架經濟，它只是在我們尚未修復內需時，被迫扛起了不該由它獨扛的重量。真正的危險，是把被動當主動，把失衡當優勢。範式更替的方向沒有錯，但若更替的代價長期由需求端默默消化，新表也會在舊錶的廢墟上營養不良。是時候把戰略重心從「把貨賣出去」，轉向「把人安頓好、把預期穩住、把內需做大」了。中國製造值得更體面的價格，中國經濟值得更從容的循環。唯有內需挺起來，出口才能從「救命索」迴歸為「增長翼」，高質量發展纔不會淪為一句被外部周期隨時打斷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