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錦緞

2026年9月28日，默沙東與上海思璞銳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宣佈，雙方就臨床前口服KRAS G12D（ON）抑制劑SPR2015達成全球獨家授權協議。

思璞銳將獲得4億美元首付款，並有資格獲得與多個適應症相關的開發、商業化里程碑付款，交易潛在總價值最高可達21.3億美元。默沙東將在2026年第三季度記錄約4億美元的稅前費用，摺合每股約0.13美元，交易已完成交割。

一款尚未進入人體臨床試驗的分子，讓全球頂級藥企以如此高額的首付款「提前鎖定」，這在中國創新藥出海史上極為罕見。

更值得深度審視的，是站在它背後的人，胡滔，一個在E.J. Corey門徒名單裏並不顯眼的名字，如何用二十多年時間，從諾獎實驗室走到了默沙東的談判桌，讓一家成立剛兩年的企業僅憑一個臨床前分子就獲得默沙東4億美元首付。 

01在宗師的實驗室裏學會「簡化」

1990年，E.J. Corey因「有機合成理論與方法論的開發」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在哈佛大學的化學系，他的實驗室被同行稱為「Corey家族」，截至2010年其科研大家庭成員已超過700人。Phil Baran、K.C. Nicolaou、餘金權等等，這些名字構成了當代有機合成化學的半壁江山。

胡滔的名字，在這份長長的譜系中並不顯眼。1999年，他從波士頓大學獲得有機合成化學博士學位，隨後進入哈佛大學，在Corey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後研究。

Corey被公認為「有機合成的一代宗師」，其核心貢獻在於將複雜天然產物的全合成從「藝術」變成了「邏輯」。對一個藥物化學家而言，這種訓練塑造的是一種底層思維：面對一個看似無從下手的複雜分子，不靠只試錯，而靠對反應機理的深刻理解去設計一條最簡潔、最高效的路線。

這種「尋找最短路徑」的思維，後來貫穿了胡滔的整個職業生涯。

他的職業履歷從默克的高級研究化學家起步，隨後在安進擔任高級科學家，在跨國藥企的一線研發中積累了紮實的藥物發現經驗。2006年，他回國加入藥明康德，先後擔任合成化學部執行主任和新藥研發服務部副總裁，領導和參與了30多家跨國藥企的項目研發合作。從一個「做分子的人」，變成了一個「管理做分子的人」。

這是一次關鍵的身份轉換。在Corey實驗室，他學會了如何設計分子；在默克和安進，他學會了如何評價分子；而在藥明康德，他學會了如何規模化地發現和推進分子。

這三層經驗的疊加，使他具備了一種在生物技術創業者中並不多見的複合視野：既能作為藥物化學家設計分子結構，也能快速推進創新藥發現與開發。

02交易：從「執行者」到「主導者」

2020年，胡滔作為聯合創始人兼CEO參與創立了祐森健恒，一家聚焦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的臨床階段生物製藥公司。

2023年11月，祐森健恒與阿斯利康達成了一項全球獨家授權協議：將其臨床前階段的KRAS G12D抑制劑UA022的全球權益授予阿斯利康，首付款2400萬美元，潛在總金額最高可達4.19億美元。

胡滔在當時的交易公告中表示：「KRAS G12D是癌症中最普遍的KRAS突變，但目前還沒有獲批的針對KRAS G12D的治療方案。」這句話透露出的，是一個創業者對靶點生物學和臨床未滿足需求的判斷，而不僅僅是一個化學家對分子結構的理解。

這筆交易在當時是中國創新藥出海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胡滔職業履歷中的位置。在祐森健恒之前，他的角色更多是研發管理和平台建設；而UA022的授權，是他第一次以CEO的身份，完整地主導一筆從資產篩選、專利佈局到交易談判的全流程BD交易。

這筆交易驗證了一個邏輯：在中國做創新藥，不一定需要等到臨床數據出來才能實現價值。臨床前階段的高質量資產，如果靶點選擇精準、分子設計有差異化，同樣可以吸引跨國藥企提前下注。

2024年9月，胡滔創立了上海思璞銳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這一次，他不再是「聯合創始人之一」，而是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持股64%，聯合創始人張楊博士持股35%。張楊擁有近20年小分子藥物研發經驗，曾任藥明康德國內新藥研發服務部副總裁，領導設計了近20款進入臨床階段的小分子腫瘤藥物。

公司摒棄從零探索全新靶點的高風險路徑，轉而以臨床驗證成熟靶點為切入點，通過前瞻性差異化產品設計，開發具備「Best-in-class」或「Me-better」潛力的新一代藥物。

思璞銳的研發理念被胡滔概括為七個字：「做對、做深、做極致」。

這七個字，本質上是一套從Corey實驗室繼承下來、又在產業實踐中淬鍊成形的研發哲學。「做對」意味着靶點選擇不追求從零探索全新靶點的高風險路徑；「做深」意味着在選定靶點上做出真正差異化的分子設計；「做極致」則意味着把分子的成藥性、選擇性和臨床轉化潛力推到儘可能高的水平。

思璞銳的策略是「以新視角挖掘臨床驗證靶點的開發潛力，前瞻性地進行差異化的產品性能設計」。這種「低風險+高差異化」的研發體系，與Corey實驗室中「用邏輯簡化複雜性」的方法論一脈相承。

除被默沙東收入囊中的SPR2015外，思璞銳的核心管線SPR1020是一款下一代高選擇性PARP1抑制劑，具有顯著的透腦特性，已於2026年1月8日完成首例患者給藥。從公司成立到首例患者給藥，僅用時約16個月，這個速度在創新藥行業中是罕見的。

03  4億美元首付款背後的「體系」

從祐森健恒的2400萬美元首付款，到思璞銳的4億美元首付款，前後相隔不到三年。首付款的躍升，當然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因素，2023年至2026年間，中國創新藥出海交易的整體估值水平顯著提升，跨國藥企從中國引進資產的比例也在持續提高。

但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又是KRAS G12D？為什麼又是胡滔？

答案或許在於他兩次都精準地擊中了同一個靶點的核心矛盾。

KRAS G12D是人類癌症中最普遍的KRAS突變亞型，在胰腺癌中佔比約40%，在結直腸癌中佔比最大。但G12D突變缺乏可供共價結合的半胱氨酸殘基，且使KRAS持續停留在GTP結合的活性狀態（ON狀態），傳統KRAS G12C抑制劑的共價策略無法直接套用。

SPR2015選擇直接靶向ON狀態，通過分子膠機制與親環素A形成三元複合物，空間阻斷RAS與效應蛋白的相互作用。

AACR 2026公布的數據顯示。在結直腸癌異種移植模型中，SPR2015作為單藥實現了64.7%的客觀緩解率和94.1%的疾病控制率。思璞銳在AACR摘要中明確指出：儘管多款KRAS G12D抑制劑已在胰腺癌和非小細胞肺癌中展現出有前景的臨床結果，尚無任何一款在結直腸癌患者中作為單藥展現出臨床意義的療效。這不是一個可以被輕易忽略的信號。

在此優勢下，默沙東願意為臨床進度並不領先的資產支付4億美元首付款，押注的是團隊將臨床前信號轉化為臨床結果的能力。胡滔的默沙東經歷會引起聯想，但把4億美元歸結為「老同事關係」，解釋力太弱。同靶點交易經驗、研發材料質量和交接能力，纔是默沙東認真審視這個項目的真正原因。

默沙東的4億美元首付款，本質上是一筆「體系化能力」的溢價。

它買的不是一個已經驗證的臨床資產，而是一個在KRAS G12D這個已經被驗證的靶點上，擁有差異化分子設計、清晰臨床前信號和高效執行記錄的團隊。在G12D賽道尚未被臨床數據完全定型的窗口期，這筆交易為默沙東鎖定了進入該賽道的期權，同時將後續數億至數十億美元的臨床開發風險轉移到了里程碑付款結構中。

04從「門徒」到「體系構建者」

回到Corey。

這位諾獎得主最被稱道的，不是他合成了多少複雜分子，而是他建立了一套讓「發現」變得可複製、可傳授的方法論體系。他的學生遍佈全球，但大多數人繼承的是他的「技術」，而胡滔繼承的，是他的「方法」。

從默克到安進，從藥明康德到祐森健恒，再到思璞銳，胡滔的路徑揭示了一種在生物技術領域越來越重要的能力：將藥物發現從科學問題轉化為可交易資產的能力。

在Corey實驗室，他學會了如何用邏輯簡化化學的複雜性；在藥明康德，他學會了如何規模化地管理研發流程；在祐森健恒和思璞銳，他學會了如何用交易結構來定義資產的價值。

思璞銳成立不到兩年，已完成天使輪（超2億元）和Pre-A輪（超3500萬美元）兩輪孖展，合計6500萬美元。公司團隊規模不到50人，卻完成了與默沙東21.3億美元的交易。這家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不在於它擁有多少實驗室或多少條管線，而在於胡滔所構建的那套「識別靶點—差異化設計—快速推進—精準交易」的體系。

師承諾獎得主，是學術生涯的高起點；但自成體系，纔是創業者的最終命題。

胡滔沒有成為Corey譜系中又一位著名的大學教授。他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把宗師的方法論從學術的殿堂帶入產業的戰場，在每一次交易中重新定義「一箇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可以做什麼」。

從波士頓的實驗室到默沙東的談判桌，這條走了二十多年的路證明：真正的方法論從不過時，它只會在新的戰場上找到新的表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