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中國科學報

今年初，一位學部委員（院士）在1988年婉拒受聘學科評審組專家的紅頭文件，被做成貼圖發到網上，閱讀量很快到了10萬+。網友感慨，故事裏的主人公洪朝生「是真正的學者」。

洪朝生是誰？很多人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如果他還在世，肯定不希望自己成為公衆關注的焦點。」洪朝生的學生、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理化所）研究員李來風說。

1983年，洪朝生63歲時，曾給《科學報》（《中國科學報》前身）寫信，希望媒體不要宣傳他，他說：「那是要使我十分難受的。」

2024年，洪朝生去世6年後，為弘揚科學家精神，理化所給洪朝生立了一座雕像。李來風說：「這件事肯定也是違背洪先生意願的，但考慮到對年輕人的教育意義，雕像還是立了。」

每年一到清明節、教師節、畢業季或是10月10日洪朝生生日這天，年輕的教師們、學生們會自發去那座雕像前，擺上自費買的鮮花和先生最愛的巧克力，紀念這位中國低溫領域的拓荒人。

洪朝生，他一生都想隱去自己的貢獻，可他的名字反倒成了一杆路標。受他指引走上科研道路的人，無一不感激這位「老爺子」。

今年9月10日教師節這天，一大早就有人在洪朝生雕像前擺了一束花。李來風攝

總在拒絕的「老爺子」

那張閱讀量10萬+的貼圖裏，是一份泛黃的文件。當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正在籌組第二屆學科評審組，擬聘請洪朝生為數理學部物理學科評審組成員。

文件的左下角，留有洪朝生的藍色筆跡：「我想近期內我的工作時間和精力恐怕還不能放到這項工作上來。因為我知道這項工作很重要，因此對我也不是輕易的事。十分抱歉。」

李來風也從網上看到了這張熱門貼圖。他說：「這對洪先生來講，是太普通的一件事。」

「老爺子」一生中拒絕過的事，比這更「勁爆」的還有很多，其中大部分都與「名頭」有關。

中國高溫超導研究主要奠基人趙忠賢院士，就曾遇到過這樣的事。

那是1982年前後的一天。趙忠賢手裏拿着兩頁寫滿字的稿紙，走進洪朝生的辦公室。稿子是趙忠賢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卷）》寫的，內容是「洪朝生」的詞條。

這本書由錢三強負責，收錄的都是對人類物理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人，洪朝生那個年齡段的人很少。當時，錢三強、錢臨照委託趙忠賢撰寫洪朝生的詞條。參考外國百科全書的寫法，趙忠賢很快寫出第一稿，之後他想，「這麼重要的事，還是先給洪先生看看再交給錢先生」。

沒想到，趙忠賢剛說明來意，就遭到了洪朝生的反對。

曾在洪朝生課題組裏工作多年的趙忠賢，深知洪朝生的風格。「寫不寫你，你我說了都不算。是兩位錢先生讓我寫的，我不寫他們還會找別人寫。」

聽完這話，洪朝生只好把稿子接過去看。讀罷，他放下稿紙說：「你這是給我寫悼詞吶。」

趙忠賢笑道：「你還別說，寫悼詞還真得參考這個。你還是仔細改改吧。」

洪朝生無奈，只好提筆修改。他刪去了「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的頭銜，又刪去「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常委」裏的「常委」二字，改為「委員」。不過，出版社並沒有接受他的意見，登出來的詞條裏不僅寫了「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還寫了「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和常務委員」。

洪朝生總在拒絕各種「名頭」，也很少與人主動講自己的貢獻。就連與洪朝生很親近的李來風，也很少聽老師說過「想當年」之類的話。

洪朝生與妻子李瀅一生無兒無女，與李來風走得近。洪朝生和李來風相差40多歲，相處得如父子一般，彼此互稱「老洪」「小李」。洪朝生晚年時，李來風才從公開文獻資料、泛黃的筆記本里，拼湊出一個完整的「老洪」。比方說，從原國務委員、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張勁夫發表的《請歷史記住他們》一文中，他才知道「老洪」為「兩彈一星」事業做過貢獻，照片還被配在文中；從「老洪」的筆記裏，他才知道「老洪」曾在1972年7月14日與周恩來總理面對面討論過如何加強國內基礎研究的問題。

「他的幾個個人榮譽，包括兩個國際獎項，都是在他不知情的狀況下獲得的。」李來風感慨，「他是個特別愛反思自己的人，總覺得自己做的事‘沒什麼’。」

辦公中的洪朝生。理化所供圖

真的「沒什麼」嗎？

洪朝生總是輕描淡寫地評價自己的工作。他對自己海外留學經歷的評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1944年，洪朝生同時考取留美、留英庚款留學生，很讓人羨慕。1948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他只用兩年零九個月就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導師諾丁漢姆對他的畢業論文十分滿意，推薦他到美國物理學會年會上作受邀報告，並於1950年1月發表在美國《應用物理學雜誌》上。

1948年，洪朝生在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裏的留影。理化所供圖

洪朝生回憶時卻說：「我尚未完成博士生訓練的要求，學位論文不是我的獨立研究成果，裏面的主導思想不是我的。」

他對自己發現「洪朝生效應」的評價，也極為剋制。

1948年10月，洪朝生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進入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系工作，參與半導體低溫電性研究項目，研究組由國際知名半導體物理學家哈洛維茲領導。

他用了大半年時間，和同事一起搭建低溫實驗裝置。之後，開始測量不同純度鍺單晶樣品的霍爾係數和電阻率，嘗試解答「雜質含量低時，是否載流子運輸性質就會符合當時的半導體簡單圖像」。

「簡單圖像」是半導體物理學界對摻雜半導體電學行為的一種基本理論預期——溫度降低時，雜質提供的載流子會被「凍結」回雜質能級，材料趨於絕緣，電阻率應該急劇上升。

1950年春，洪朝生在即將離開美國之前看到了反常霍爾效應：低溫下，霍爾係數出現了極大值，電阻率不再上升，反而趨於飽和。更關鍵的是，鍺樣品中的雜質濃度越高，反常現象出現時的溫度就越高，霍爾極大值和低溫電阻率也越低。

課題組的同事都解釋不了這一現象，覺得「神祕」。沒過多久，洪朝生想通了，提出在足夠低的溫度下，相鄰的雜質原子之間形成「雜質帶」，電子不再被凍結在孤立的雜質上，而是可以在雜質帶上「流動」，形成一條新的導電通道。

這就是後來影響了整個半導體物理界的「洪朝生效應」，它打破了半導體簡單圖像的預期，開啓了無序系統電子輸運研究的先端。

這一發現，至今被寫在普渡大學物理系的官方介紹中：「洪朝生首先觀察並解釋了在非常低的溫度下雜質帶的導電……引發了半導體的許多理論研究，以及後來對無序材料電輸運的理論分析，莫特、安德森和範弗萊克三人因此獲得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1981年，安德森受邀到復旦大學作報告，他在報告裏介紹，他研究局域化理論要解釋的第一個實驗就是「洪的實驗」。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歐陽鍾燦院士曾將「洪朝生效應」評價為「‘諾貝爾獎級別’的重要工作」，還提到「許多當代凝聚態物理的大師都引用這篇論文」。

然而，不論這項工作多麼受認可，在洪朝生口中，它只是「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補上了獨立研究的初步鍛鍊」，他依然感覺自己「物理學識淺薄，迫切需要加強」。

有人說，洪朝生如果不離開普渡大學，很可能會參與後續研究並獲得諾貝爾獎。洪朝生聽了搖搖頭說：「沒有如果。」

1950年，在洪朝生要離開普渡大學時，哈洛維茲給他開出很高的年薪，希望他能留下。但洪朝生還是離開了，去荷蘭萊頓大學，做他覺得更重要的事。

萊頓大學是聞名世界的低溫物理研究中心。他在普渡大學工作期間，曾寫信給母校清華大學，詢問回國後做什麼研究方向為宜。錢三強、彭桓武聯名寫信告訴他，低溫物理很重要，我國也應開展這方面的基礎研究，並建議他再去西歐一年，以增長低溫物理方面的見識。

在歐洲的一年裏，他用業餘時間，參觀了許多實驗室，看見了中國在低溫物理領域與世界的差距，看見了低溫技術未來必然關聯國家戰略高技術發展，也看見了太多需要從頭做起的事。

歷史不會忘記

1951年底，洪朝生回國。此後，他為國家忙碌了半個多世紀。

在1983年寫信給《科學報》編輯部拒絕被宣傳時，洪朝生說「我現在只希望能再切實做點實際工作」。他這樣評價自己：「我來院工作已三十年，時間很長，所居地位也是很可以多做些事的，但所做成的事很少。這裏，社會上的客觀因素並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在於自己的能力、主觀認識、思想方法所限。」

但實際上，洪朝生回國後，做了許多堪稱「歷史起點」的事。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着手組建低溫物理實驗室。

當時，除了洪朝生一名高級研究人員外，只有一名初級研究人員、一名技工和一名徒工。液化空氣機、壓縮機等小型設備和儀表，也都是想方設法從國外訂購的。

有一次，有人對洪朝生說：「你是不是買一個液氦機，你在國外不也是用現成的液氦機嗎？」

「這個我得自力更生，自己來幹。」洪朝生判斷，低溫技術必將關聯國家戰略高技術發展，必須自己造。

事實印證了他的預判。1956年，我國「兩彈一星」工程正式啓動，對低溫製冷技術的需求現實而緊迫。正是在那一年，洪朝生帶領團隊自己設計、自行加工的第一台氫液化器調試成功，每小時生產6升液氫；到1959年4月，他們又成功研製出液氫預冷的氦液化系統，並生產出我國的第一滴液氦。

1982年，物理所低溫物理實驗室部分課題組獨立成為中國科學院低溫技術實驗中心，並於1999年與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合併為新設的研究所——理化所。洪朝生也與實驗中心一同加入理化所，參與和見證中國低溫技術的發展。這一實驗中心在2009年成為中國科學院低溫工程學重點實驗室，並在2024年成為低溫科學與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

如今，我國自主可控的低溫製冷裝備，正在航天低溫推進劑保障、戰略氦資源開採、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領域，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這一切的起點，就是在洪朝生決心「自力更生」的那一刻。

當然，他做的事，遠不只在低溫領域。

1953年，他與黃昆、王守武、湯定元共同開展半導體科學研究與教學，在北京大學和物理所開設固體物理、半導體物理等課程，為新中國半導體事業培養出第一批人才。

1958年，他在低溫實驗室內組建國內第一個超導研究組，率先提出開展獲得超導轉變溫度80K以上的超導體研究，並組織開展超導體薄膜及電子計算機元件研究。超導學科從此在中國建立。

這些事，都成了後來者腳下的起點。

走在時間前面

當人們感慨洪朝生的眼光和遠見時，李來風點點頭：「洪先生能看清楚很多人看不清楚的東西。」

他像一個走在時間前面的人。一些當時看起來很熱鬧的事，被他看穿和阻止；一些開始不被看好或沒被看見的課題，在他的力挺下成為如今重要的研究方向。

有段時間，室溫磁製冷技術特別火，李來風很想做。這項技術裏沒有壓縮機，也沒有氟利昂等製冷劑，一度被認為在綠色家用冰箱領域有前景，不少企業都曾投入研發。

洪朝生堅決反對：「誰家用個冰箱，還要搬個半噸重的鐵軛塊子在那放着？磁工質材料和技術路線就算走通了，也不可能進入百姓家庭。」

李來風不服氣：「別人也在做，人家申請項目，為什麼我不能做？你認為我沒這個能力嗎？」

洪朝生沒有回答。他轉身回自己的辦公室，拿出自己早年研究室溫磁製冷技術時留下的好幾盒資料，擺到李來風面前：「別人做不做，我管不了，你不能做。一個人的科研壽命是有限的，我不希望你在一個我看透了的方向上浪費你的時間。」

時間證明洪朝生又對了。直到今天，磁製冷家用冰箱依然停留在1997年的原型機階段，難以走進產業。「因為他，我節省了很多時間。」李來風說。

從1999年起，洪朝生早晨進辦公室前，總要先到李來風的辦公室坐一會兒。每次，洪朝生都把包往沙發上一放，有時坐十分鐘，有時坐一個小時。「晨聊」時，兩人聊學術，也聊對各種事的看法，李來風會分享自己的科研想法，但「10個想法會被批倒9個」。

「被斃掉的方向裏有室溫磁製冷，而留下的那個沒有被斃的方向是低溫材料，特別是低溫鋼。」李來風說。

李來風是在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讀的碩士，在金屬材料研究方面有積累。洪朝生非常支持李來風做低溫鋼研究，還建議他和鋼廠聯手研發。

如今，李來風帶領團隊研製的「中國高強低溫鋼1號」已批量生產，並用在我國首個緊湊型聚變能實驗裝置（BEST）中。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遠也是在洪朝生支持下，錨定了方向。

1961年，周遠23歲，從清華大學畢業，先被分到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因為半導體研究離不開低溫技術，又被派到物理所實習，師從洪朝生。

當時，洪朝生正帶團隊研製無需液氫預冷的氦液化器。他們的原計劃是採用國際傳統的柯林斯型方案，但這種方案對加工精度要求極高，活塞與氣缸之間的間隙不能超過5微米，國內的機械加工水平根本達不到這個精度。研製工作一度陷入停滯。

周遠受大學期間接觸到的內燃機和斯特林製冷機活塞結構的啓發，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把活塞加長，將密封從低溫端改到室溫端，這樣活塞和氣缸之間的間隙就可以從5微米放寬到100微米。

這個方案與國際通用做法有顯著差別，幾乎所有人都反對。洪朝生沒有立刻表態。經過幾天思考後，他斷然拍板，讓這位「實習研究員」承擔這項重要技術攻關任務，並在人員和物質上給予支持。

1964年12月，周遠帶團隊成功研製出新型活塞式膨脹機預冷的氦液化器。1965年，這項新技術在國內推廣，為我國超導和空間技術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

上世紀九十年代，洪朝生（右）與周遠在洪朝生辦公室。理化所供圖

趙忠賢也為洪朝生的眼光感嘆。1964年，趙忠賢畢業後被分配到物理所洪朝生的課題組，很快成為最年輕的核心成員。他參加了由洪朝生組織的超導計算機元器件研製任務，將半導體光刻技術應用於超導器件製備。

1998年左右，物理學家楊振寧曾問趙忠賢：「物理所有沒有搞極低溫和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研究的？」趙忠賢答：「有人做。」

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是只有在極低溫實驗條件下才能出現的重要物理現象。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物理所就在洪朝生的帶領下，做出極低溫，1980年成功研製出稀釋製冷機，並開展了極低溫下的超導研究。後來，一批從物理所轉到中國科學院低溫技術實驗中心的人，又在他的指導下做極低溫物理研究。楊振寧詢問時，物理所的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研究已經起步。

「洪先生對國家科學未來需求的判斷是很有前瞻性的。」趙忠賢說。

2017年，得知趙忠賢（左）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後，臥病在床的洪朝生握住他的手，開心地笑了。理化所供圖

「愛國者」洪朝生

洪朝生坦率、耿直，難免會得罪一些人，但他不曾怕過。

趙忠賢說洪朝生擁有「特別人格」：「在他的正確主張不被接受和力爭無果的情況下，他會採取措施儘量減少損失。他堅持爭取的（事），不是為了自己的小攤子，而是國家長遠的利益。」

這種「特別人格」，在他做判斷時表現得尤為清楚。一件事做或不做，他幾乎都是以國家利益為標準，而這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洪朝生在北京育英中學讀書，英文老師崔先生和任太太在課堂上誦讀英文報紙關於事變的報道時，不禁失聲慟哭，頓時整個教室哭聲一片。那場景讓洪朝生永生難忘。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爆發。15歲的洪朝生在匯文中學參加了學生大遊行，並作為運動骨幹在動員大會上發表演說。同學李宗熹後來在留言冊中稱他為「小英雄」。

1936年，洪朝生考入清華大學。他原本想學物理，但父親洪觀濤篤信「工程救國」，堅決反對。無奈，他只好轉入電機工程系。此後，對於一個讀書人究竟怎樣做才能報國的問題，他思考、探索了一輩子。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清華大學南遷長沙。洪朝生和同學約好奔赴延安，幾次都沒成行。1938年初，他下定決心不再退卻，行至鄭州，卻得知無法穿越封鎖到陝北去，只得頹然返回。延安，是他一生未能成行的遺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聽聞喜訊，遠在大洋彼岸的洪朝生，找來一張普渡大學印製的座標紙，對照《華僑日報》轉載的五星紅旗圖樣和製法說明，一筆一畫描繪。每一顆五角星的尺寸比例、每一處旗面佈局，他都反覆校準，直到完全符合標準。畫完後，他將國旗圖樣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一藏，就是大半個世紀。

1949年10月，洪朝生在普渡大學時手繪的五星紅旗圖樣。理化所供圖

這份愛國之情，貫穿了洪朝生的一生。20世紀90年代末，他去哈爾濱看望他的大姐洪晶。和家人走到中央大街一家旅社前，他看到國旗掛倒了，情緒激動地衝進旅社，找工作人員理論。員工說「這事我們不管，你找經理去吧」。他果真跑到二樓，和經理交涉一番。在他心中，國旗是國家的象徵，不容褻瀆。

凡是有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的事，無論大小，他都看不下去。1986年，他早年的一個學生組織學術會議，給參會者發了不鏽鋼餐具作禮品，會後還安排去黃山旅遊。洪朝生知道後非常氣憤，寫信嚴厲批評：「我們務必着眼於為自身和後代創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文明，積極不懈地抵制不良風氣，否則我們的國家將沒有前途。」

晚年時，洪朝生覺得自己能為國家做的事少了，就想辦法不給單位和身邊的人添麻煩。

退休後，他仍在工作，但堅決不領績效工資。他說：「我已經按退休人員標準拿了退休金，其他的我都不要。」後來，他因行動不便，去所裏辦公的次數少了，乾脆把自己原來的辦公室交還所裏，以緩解辦公資源緊張的困境。

90多歲時，洪朝生因腿部摔傷，做了手術，由護工照料。有一次，李來風發現「老爺子」自己在衛生間裏搓襪子，護工要給他洗，他堅決不讓。「他自己能幹的事，就非要自己幹。」李來風說。

2018年，洪朝生去世，享年98歲。看到科技界裏的一些不良風氣，所裏的工作人員辦了件可能會違背「老爺子」生前意願的事——將他工作過的20平方米的辦公室，佈置成小型紀念館，書架裏是留着他筆跡的分類資料，牆上是他完整的生平事蹟。

紀念館佈置好之後，李來風在洪朝生生前坐過的椅子上，坐了好一會兒，他低聲跟「老爺子」解釋：「你本身是有風骨的人，也期望我們是這樣的人。雖然違背了你的意思，讓我看着像個‘逆子’，但我們總得要讓年輕人有個學習的榜樣，對吧？」

每年研究所開放日，參觀洪朝生辦公室的人絡繹不絕。李來風不忙的時候，會來帶着大家參觀，講「老爺子」生前的故事。

2024年，所裏為洪朝生立了一座雕像，復刻了他生前的形象：身穿中山裝，最上面的那顆釦子緊扣着；眉峯上挑，又大又厚的眼鏡後面，目光毫不閃躲地直視前方，帶着一絲鋒利；頭髮利落地偏分、後梳，清晰的下頜線讓整個人顯得精神矍鑠。

雕像下方，黑色大理石上刻着金色的大字——「洪朝生」。這名字是洪朝生的父親為他起的，「朝生」寓意向着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邁進。

「朝生」，洪朝生做到了。如今的中國，已經擁有從液氫到液氦的自主「超級低溫工廠」，擁有覆蓋從研製到應用完整工業鏈條的超導材料自主製備能力，擁有一支在他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向前的隊伍。而「洪朝生」這三個字，無論他生前多想隱去，都已融進共和國的星河，成為那永遠閃光的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