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投資熱潮正面臨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威脅：即使科技巨頭擁有雄厚的現金儲備，即使市場堅信AI將帶來革命性的生產力提升，聯儲局仍然有能力通過持續加息，讓這場投資狂潮迅速降溫，甚至引發資產泡沫破裂。

《華爾街日報》首席經濟評論員Greg Ip在10月20日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當前圍繞AI與利率關係的爭論，與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前的市場氛圍驚人相似。當年，科技企業家和風險投資者同樣堅信，創新浪潮能夠抵禦聯儲局的貨幣緊縮。然而，隨後的市場崩盤證明，技術革命並不能讓金融市場擺脫利率周期的約束。

文章強調，聯儲局未必希望終結AI繁榮，但如果壓低通脹的唯一途徑是收緊支撐AI投資的流動性，聯儲局不僅有能力這樣做，而且很可能願意採取行動。

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警告

回顧2000年，當時聯儲局正處於加息周期，但互聯網行業的企業家和投資者普遍認為，利率上升不會對科技投資產生實質性影響。

當年，一名創業者曾向《華爾街日報》表示，所有人都知道聯儲局將在2月份加息，但隨着加息時點臨近，風險投資機構反而向創業企業投入了越來越多的資金。

在科技繁榮的氛圍下，投資者相信互聯網將徹底改變經濟運行模式，因此傳統貨幣政策的影響似乎已經不再重要。

然而，結果截然不同。

聯儲局繼續加息，互聯網股票泡沫最終破裂。此前依靠充裕流動性和高估值維持的科技企業遭遇猛烈衝擊，大量投機資本迅速撤離市場。

Greg Ip指出，如今類似的論調再次出現，只不過市場追逐的對象已經從互聯網轉向人工智能。

對沖基金經理、億萬富翁投資者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近期在社交平台X上提出，如果贏得超級人工智能競賽意味着獲得近乎無限的投資回報，那麼更高的利率是否真的能夠抑制市場對算力和能源的需求？

Arnold Ventures聯合主席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則提出另一個觀點：加息甚至可能對控制通脹產生反效果。他認為，較高的利率未必能夠降低AI行業對芯片、電力及其他投入品的需求，卻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而其中一部分成本最終可能轉嫁給消費者。

這些觀點共同指向一個判斷：AI投資回報潛力巨大，企業不會因為孖展成本上升就輕易削減投入。

但Greg Ip認為，這種看法忽略了貨幣政策影響金融市場的真正機制。

聯儲局如何刺破AI泡沫？

在Greg Ip看來，認為加息只能通過提高借貸成本來抑制AI企業擴張，是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誤解。

短期利率不僅決定企業的孖展成本，也是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定價的基礎。

隨着聯儲局不斷提高利率，金融環境將逐步收緊，其影響會從美國國債市場擴散至企業貸款、居民信貸、股票以及其他風險資產。這一過程意味着，即使部分大型科技企業能夠憑藉強勁現金流繼續投入AI基礎設施建設，整個資本市場也可能因為流動性收縮而發生重大變化。

首先，依賴槓桿孖展購買風險資產的投資者將面臨越來越大的資金壓力。孖展成本上升、借貸條件趨嚴，可能迫使部分投資者降低槓桿並出售資產。

其次，市場對首次公開募股（IPO）、高收益債券、私人信貸及證券化產品的需求也可能逐漸枯竭。

這些孖展渠道對AI產業鏈尤其重要。除了資金充裕的科技巨頭，數據中心運營商、基礎設施開發商以及其他AI相關企業，也需要依靠外部資本支持龐大的投資計劃。

一旦金融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即使AI技術本身仍然具有長期增長潛力，相關企業的孖展能力、資產估值和擴張速度仍可能受到明顯衝擊。換句話說，聯儲局不需要直接壓制AI需求，只需要持續收緊金融環境，就可能動搖支撐AI投資熱潮的資本基礎。

金融危機背後都有聯儲局的影子

Greg Ip指出，歷史上多次重大資產價格崩盤，都可以看到聯儲局貨幣政策的影響。這些事件包括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1987年股災、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房地產市場崩盤，以及1982年和1997年至1998年的新興市場危機。

儘管每次危機的觸發因素和經濟背景不同，但貨幣緊縮及金融條件變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當孖展環境收緊、資產價格開始下跌時，企業和投資者往往會進一步削減投資，從而形成負向循環。

如果這一過程持續惡化，經濟增長可能受到明顯拖累，甚至陷入衰退。而經濟衰退通常會削弱消費和投資需求，最終幫助壓低通脹。

因此，聯儲局完全有能力通過收緊貨幣政策，同時壓制資產價格和通脹壓力，即使這意味着人工智能投資熱潮遭受重創。

不過，文章也強調，歷史上的這些危機並不意味着當前AI市場必然會出現同樣的結局。

聯儲局真正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聯儲局並不希望主動終結人工智能繁榮。

作為一項可能改變全球經濟生產率的重大技術創新，AI投資有望推動長期經濟增長，並為企業創造新的盈利機會。但對於聯儲局而言，其貨幣政策目標並不是維持某個產業的繁榮，而是實現整體物價穩定。

Greg Ip指出，聯儲局希望將總體通脹率降至2%，這並不意味着AI相關領域的價格漲幅也必須同步降至2%。

理論上，即使AI行業的芯片、電力、數據中心建設等成本持續上漲，只要其他領域的通脹足夠溫和，整體通脹仍然可能回到目標水平。

但問題在於，如果AI投資帶來的需求增長和成本壓力持續推動整體通脹高企，聯儲局可能不得不在科技投資繁榮和控制物價之間作出選擇。

文章警告，如果實現2%通脹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抽走支撐AI繁榮的金融流動性，那麼聯儲局不僅擁有相應的政策工具，而且很可能具備採取行動的決心。這一判斷也意味着，投資者不能簡單地將AI的長期技術前景與相關資產的短期投資回報畫上等號。

即使人工智能最終能夠兌現其改變經濟的承諾，投資者仍可能因為利率上升、估值收縮和孖展環境惡化而遭受重大損失。

全球政策制定者焦慮轉向

與此同時，持續高企的利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擔憂。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傑森·弗曼（Jason Furman）在參加曼谷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議後指出，與此前相比，全球政策討論的重心正在發生明顯變化。按照他的觀察，貿易關稅已經不再是與會政策制定者最關注的問題。

各方普遍預計關稅政策將長期存在，並已經逐步作出調整。相比之下，持續高企的利率成為更為迫切的擔憂，因為政策制定者同樣預計高利率可能長期存在，卻尚未完全適應其影響。

弗曼表示，原油價格的重要性則介於關稅和利率之間。各方仍然關注油價走勢，但對高油價能否持續存在分歧，目前也只進行了部分調整。

這一變化表明，全球經濟面臨的核心壓力正在從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轉向長期高孖展成本對投資、資產價格及經濟增長的影響。

對於依賴鉅額資本開支的AI產業而言，這種宏觀環境尤其值得警惕。

AI帶來的另一重衝擊

除了資本市場，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也開始衝擊公共部門的日常運作。

英國作家Sam Freedman指出，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的政府機構正面臨越來越多由AI工具推動的行政申請，包括公共記錄查詢和消費者投訴等。

隨着聊天機器人能夠幫助用戶快速生成申請文件，原本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和精力完成的行政流程正在變得更加簡單。

Freedman認為，現代行政國家的許多制度建立在流程複雜、使用成本較高的基礎之上，而這些障礙在某種程度上也發揮着限制需求的作用。

AI的普及正在打破這一假設。隨着申請門檻下降，政府部門可能需要重新設計行政流程和資源分配方式，以應對快速增加的申請數量。

美國富裕家庭出現新趨勢

人工智能和高利率之外，美國家庭結構也正在反映經濟成本與財富分化的影響。

經濟安全項目的Michael Konczal通過分析聯儲局調查數據發現，在收入處於最高1%的家庭中，接近一半擁有至少三個孩子。相比之下，在收入略低於這一頂層群體的家庭中，擁有至少三個孩子的比例約為40%。

這一現象與過去低收入家庭通常子女更多的傳統模式形成對比。

Konczal認為，住房、兒童照護和育兒成本不斷上升，正在改變美國家庭的生育決策。

雖然相關數據只能說明收入與家庭規模之間存在相關性，不能直接證明因果關係，但這一現象符合一種經濟邏輯：財富能夠幫助家庭解決養育多個孩子所面臨的主要成本障礙。

鮑威爾的日程表透露什麼？

與此同時，一項關於聯儲局主席公開日程的研究揭示了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另一個變化。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Thomas Drechsel和馬里蘭大學的Dali Tsakadze通過分析歷任聯儲局主席的公開日程發現，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擔任聯儲局主席期間，與政治人物舉行會議的次數多於其前任。

這些會面對象主要是美國國會議員。

研究還發現，聯儲局主席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高度依賴央行內部經濟學家的分析和研究。

此外，過去15年間，聯儲局主席與新聞記者舉行會議的頻率也有所增加。這些發現顯示，隨着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政府財政以及整體經濟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聯儲局與政治決策層、研究人員及媒體之間的互動也變得更加密切。

AI革命能否抵禦高利率時代？

綜合來看，《華爾街日報》的核心警告並不是人工智能技術缺乏長期價值，而是技術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着相關資產可以擺脫貨幣政策和金融周期的影響。

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已經提供了歷史案例：互聯網最終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但這並未阻止當年的科技股估值崩塌。

如今，AI產業同樣正在吸引鉅額資本投入，企業對算力、數據中心和能源的需求持續擴張。然而，在利率高企的環境下，技術前景與金融市場的承受能力可能逐漸出現分化。

對於投資者而言，接下來需要關注的不僅是AI企業的收入增長和技術突破，還包括聯儲局政策利率、整體金融條件、企業孖展渠道以及資本市場風險偏好的變化。

如果通脹遲遲無法回到2%，迫使聯儲局繼續維持緊縮立場，AI投資熱潮可能面臨比市場預期更嚴峻的金融環境。

AI革命或許仍會繼續，但這並不保證AI股票能夠一直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