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台灣《今周刊》雜誌提供，節選自10月22日出版的當期「老謝開講」專欄
十月中旬，趁着長假展開歐洲之旅。這趟行程有三個目的：一是到比利時，看看這個人口約一一八七萬、經濟規模約台灣八成的小而美經濟體，也造訪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謝志偉；二是到維也納參加Network X網通展，了解最新的通訊科技發展，這個展會前兩年在巴黎舉辦，今年移師維也納，達發科技董事長謝清江邀我去看看；第三站則到柏林，探望在維也納、柏林兩地工作的兒子。
在出發那一刻，突傳比利時大罷工，旅行社建議略去行程，但我覺得比利時仍值得去，於是改經法蘭克福進入比利時。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法蘭克福機場，這個機場有三座航廈，登機口從Ａ、Ｂ到其他區域，分佈十分廣闊，光是搭乘連結航廈的列車就要不少時間。我單在機場徒步居然日行萬步，可以想見這座歐洲重要轉運機場的規模。
法蘭克福機場去年進出約六三二○萬人次，桃園國際機場約四七八○萬人次。以桃園機場逐漸成為亞太旅客轉運樞紐來看，台灣機場建設牛步化，格局實在太小。這些年台灣經濟表現全世界都看見，對外交通系統更要跟上。桃機第三航廈、第三跑道，甚至最近成為選戰話題的松山機場，或是高雄國際機場的夜間營運與擴建，都是台灣必須思考的下一個建設重點。經濟實力壯大，國際門戶也應有相稱的格局。
我們迢迢千里來到比利時，碰上大罷工餘波。布魯塞爾機場看來比法蘭克福小很多，或許受罷工影響，顯得冷清、髒亂。我們放下行李，謝代表夫人帶我們坐電車、搭地鐵逛中央車站附近景點，從地鐵站出來就被抗爭留下的場景震驚：中央車站附近的停車亭受損，希爾頓飯店前垃圾滿地，腳踏車倒成一堆，眼前景象令人難以置信。
比利時政府希望撙節開支、改革制度，沒想到十月九日引發約三萬人上街頭。幾天後法國也爆發大規模抗爭，起初高中生不滿校舍漏水、設備老舊及教師不足，後來結合民衆對物價及公共服務的不滿，十月十七日竟有約五十五萬人上街。大部分示威和平進行，沒想到部分城市卻爆發嚴重暴力事件，街頭一片混亂，十九世紀落成的利摩日市政廳遭縱火，巴黎也有商店被洗劫。川普在Truth Social發文，要求歐洲關閉邊境。
川普經常對歐洲「碎碎念」，但有些話也抓到歐洲痛腳。例如他要求歐洲國家增加國防支出，北約軍費長期由美國負擔最大部分，令他非常不滿。川普也憂慮歐洲過度龐大的社會支出；天下沒有白喫的午餐，福利若缺乏足夠財源，終將拖累政府財政。歐洲人不喜歡川普，但現實問題不會因此消失；當人口老化、經濟成長放緩，這道財政考題只會愈來愈難。
這場從比利時到法國的抗爭，顯示歐洲社會正累積不滿。比利時警方拘留部分涉入衝突者，法國警方在連日動亂後逮捕逾兩千人，還有警員受傷。西班牙巴塞隆納也有民衆抗議住房危機，主辦方估計十二萬人蔘加；葡萄牙出現住房示威，義大利、阿爾巴尼亞也有抗爭。雖然各國訴求不同，不能全都說成同一場罷工，但生活成本、公共服務與財政壓力，正成為共同難題。
法國街頭遭到嚴重破壞後，馬克宏總統出面譴責暴力。伊朗戰事推升能源價格，加重民衆通膨壓力；在川普眼中，移民問題又是另一個主因。不過，學校設施、物價及政府治理的不滿早已存在，不論如何解釋，歐洲長年累積的矛盾，都在此刻浮上台面，對當權者而言，無異於多年宿疾一夕爆發。
前駐歐盟大使李淳，曾用溫泉池形容歐洲之病：歐洲人在池裏泡了七十年，如今爬出來，發現全身冷颼颼。二戰後，歐洲享有相對安穩的環境，能源倚賴俄羅斯的廉價石油、天然氣，安全依靠美國，近幾十年經濟又與中國市場及供應鏈密切相連。能源靠俄羅斯，安全靠美國，工業供應鏈連着中國，是歐洲生存的三大支柱。俄烏戰爭後，能源供應與地緣政治情勢幾乎完全改變，歐洲才驚覺原來的安穩難以維持。
這趟歐洲行程，我特別和謝志偉代表、駐奧地利代表劉玄詠長談。歐洲存在的問題很難解決，尤其許多國家過去怕得罪中國，台灣外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近年才逐漸扭轉。最顯著的是中國產業內卷嚴重，出口在美中角力下轉向歐洲及東協市場，大量低價商品湧入，衝擊這些國家的產業，也讓歐洲重新思考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最近歐盟因電動車問題與中國摩擦不斷，比亞迪等中國車廠已讓歐洲同行備感壓力。福斯今年宣佈重整，在既有精簡人力計畫外，再規畫削減約五萬個職位。德國是歐洲汽車業重鎮，面對中國車廠的競爭，也難以輕鬆接住這個壓力。我在歐洲十幾天的行程，最直覺的感受是：歐洲除了全世界無敵的文化遺產、觀光資源，更必須痛定思痛，重新建立工業競爭力。
這些年，台灣的實質外交力量逐漸抬頭，憑藉的是芯片製造能力。歐洲其實還有英飛凌、意法半導體、恩智浦，以及艾司摩爾等具全球地位的半導體業者，並非只剩車用芯片；但中國低價工業產品席捲而至，確實使部分產業難以招架。台灣企業較早調整對中國市場及生產基地的依賴，如何在全球供應鏈變局中趨吉避凶，歐盟其實可以向台灣取經。
另一個是歐洲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歐洲稅負沉重，人口老化又使財政負擔日益加重。這次比利時政府有意縮減開支、改革制度，便引發大罷工；法國公共債務佔GDP比率更已達一一九％。當福利承諾與政府財政漸漸失衡，稍有撙節開支的想法，政治人物便容易面對強烈反彈。移民與難民的安置、就業及社會整合，也增加治理難度。德國梅克爾時代的難民政策，當年獲得不少支持，如今在社會整合與政治上，仍留下不少爭論。
這場像大瘟疫般的歐洲陣痛，恐怕是歐洲多年來最大考驗之一。能否喚起歐洲人腳踏實地，走上改革之路？到目前為止，仍見不到打開死結的明確曙光！（完）
注: 1.專欄作者老謝--謝金河，為《今周刊》發行人兼財訊文化事業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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